“再全球化”的关键在于全球治理

　　2023年注定是载入史册的一年，5月5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冠肺炎疫情不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历时三年的全球疫情宣告结束。原以为，被病毒“隔离”的世界会迅速恢复“连通”，遭遇寒流的全球化会因为全球产业链的重启而回暖。恰恰相反，全球化却陷入了“部落化”的困局，分裂和对抗甚嚣尘上。

　　实质上，新冠疫情只是从物理上对全球化的“熔断”，逆全球化的根源在于，曾经以新自由主义为主导的全球化，深刻地改变了各国之间，乃至国家内部利益分配的结构。经济实现了全球化，但针对全球化所引发的全球性问题——全球治理却未形成与之匹配的协调机制。依此逻辑，“再全球化”的关键在于建立公正、合理、有效的全球治理体系。然而现实吊诡的是，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日趋严峻，人们纷纷发出疑问——“还有全球治理吗？”观局2024的全球治理之“变”，尤其重要。

　　全球治理的“数字之变”

　　全球治理的客体是全球化进程中所衍生出的全球性问题，因此，思考全球化之变是观局全球治理的根本性问题。曾经全球化高歌猛进的基础是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通过跨国公司将几乎全世界纳入了资本主义的全球生产体系，这个时期的全球化可以被定义为“生产全球化”。随着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加速推进，进入“数字全球化”时代。2023年一年间，ChatGPT的飞速发展使各国深刻认识到数字竞争的日新月异。一方面，为了在数字时代占领高峰，大国竞争纷纷转向科技的战场，并且逐渐白热化；另一方面，“数字全球化”不依赖大规模的全球生产分工，而有赖于高精尖的科技创新和高成本的资本投入。世界体系中具有科技和资本双重优势的“中心”国家将获得更多的竞争优势，而“边缘”国家的追赶能力却更加匮乏。世界体系“中心—边缘”格局的进一步固化，将加剧全球治理的发展赤字。

　　全球治理的“空间之变”

　　其一，全球治理的“新区域化”加剧了安全赤字的风险。传统的“区域化”遵循经济合作逻辑，源于资本、生产、商品、服务等要素，在地理临近的条件下，自下而上的区域整合。“新区域化”以美国主导的“印太经济框架”为代表，遵循战略对抗的逻辑，服务于大国战略竞争，自上而下对区域进行重构。全球治理在“维护开放性多边主义和全球秩序的民主化”与“搞排他性多边主义和自我中心的霸权主义的反全球化”两大力量的拉扯中艰难存续。

　　其二，数字技术缔造出新的治理空间，数字风险的长期性、概率性和系统性为全球治理的范式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一直以来，全球治理以“问题导向”为主，我们将全球治理视作解决和管理跨越国界的全球性问题的方式。数字技术基于其跨越国界的特性正在对全球各国产生影响，作为一项快速发展的新技术，我们难以依据过往经验对其进行研判，更多的威胁潜藏于未来。因此，当前数字技术飞速发展对治理时空的挤压，是人类不得不以“风险导向”来推进全球数字治理。

　　全球治理的“单元之变”

　　其一，中美相向而行为全球治理注入稳定剂。11月，中美两国元首在旧金山会晤。习近平主席在会晤中指出，“这个地球容得下中美两国。中美各自的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会晤中，双方同意恢复多个军事沟通渠道，共同促进人文交流等。中美关系能否重回正轨是展望2024全球治理的基础性要素。从根本上来讲，没有中美关系的改善，全球治理四大赤字的解决便难有突破。

　　其二，世界大选年的到来增加了全球治理的不确定性。全球治理是一国国家治理在全球层面的投射，国内政治的变动将深刻影响全球治理的走向。2024年，全球将有近百个国家或地区举行选举，将有大约30个国家或地区选举产生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西方国家内部分化所产生的外部性效应也正在作用于国际社会，导致多边主义的受阻和国际不稳定加剧。社会的两极分化会加深政治裂痕，分歧促使人们倾向于支持短期的、更极端的政策，而投射到全球层面便是不确定。

　　展望2024，解铃还须系铃人，动荡的全球化仍需要全球治理的推进，公正、合理、有效的全球治理体系是解决逆全球化唯一的解药。即使面对诸多全球治理之“变”，不变的是“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持续演进，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不可阻挡，讲团结、促合作、求进步仍然是人心所向”，不变的是中国推进全球治理改革与建设的决心和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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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系吉林大学东北亚地缘政治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