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当今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决定了人类前途终归光明”，同时，也指出“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取决于各国人民的抉择”。“历史的十字路口”意味着人类既有可能继续迈向和平与发展，也有可能跌入战乱和衰退。和平与发展作为当今时代的主题，这一论断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国际秩序演化、国际格局调整甚至国际体系变迁过程，自冷战结束以来，从未像现在这样充满了不确定性。

　　即将过去的2023年，人类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认识和体验更加具体而深刻，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并没有出现像许多分析人士乐观期待的那样强劲回弹，反而陷入了全球化与集团化更加激烈的斗争漩涡当中；进入互相消耗模式的乌克兰危机没有像西方所预想的那样把俄罗斯拖垮，反而把北约多数成员国持续多年去工业化之后的色厉内荏暴露在世人面前；中东地缘格局从伊朗沙特和解后的积极态势迅速恶化，以色列对加沙的无差别攻击在造成空前人道灾难的同时，让人们对西方主导国际秩序的虚伪和虚弱有了全新认识。盘点2023年发生的世界大事，国际格局演化加速、大国竞争和对抗加深、全球产业链价值链重构加快、国际规则和话语权斗争烈度加剧、国际社会安全焦虑加大……如是种种，无一不在提示人们，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即将再次迈入全新的历史时期。命运的齿轮在每一个人的头顶开始转动起来。

　　而在进入新的历史周期之前，就像1792—1815年的欧洲、1914—1918年和1939—1945年的世界那样，人类必将也必须经历旧秩序瓦解和新秩序确立之间的动荡时期。而人类在历史大变局过程中的选择，既决定着动荡过程的长短和人类社会所要付出的代价，也在相当程度上塑造着新秩序、新格局甚至新体系的样貌和性质。这也是何以国际关系史研究既要关注比较新旧国际体系之间的异同，又要聚焦探讨不同国际体系完成交替过程的原因。

　　托克维尔认为，法兰西大革命不是结束了旧制度，而是确立了新制度，新制度早在大革命爆发之前就已经在法国孕育、成熟与结果，大革命只是把法国社会早已经发生的变化确定下来而已。国际格局的演变，也是这一过程的翻版。国际格局的转换，固然在本质上是国际力量对比关系变化的结果，但新的格局从来不会凭空降临在这个世界上，新制度往往是为了解决老问题，而新秩序则总是建立在人们对旧秩序失败原因的反思基础上。

　　因此，作为国际体系演化过程中的新兴力量，不能仅仅关注如何从力量层面上改变国际格局的样态，也要关注并适时为国际社会提供新的全球治理公共产品和全球秩序主张，以回应国际社会对新力量带来新变革、新变革产生新秩序的期待。2023年是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十年实践让世界充分感受到了中国作为新兴大国为全球经济发展发挥的重大作用和致力于保持发展主题的坚定意志。“一带一路”作为当今全球最重要公共产品的地位得到普遍认可。而2023年，也是中国完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三大倡议”理论体系的元年，未来中国如何践行“三大倡议”，如何通过“三大倡议”将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具象化、实践化，必将成为国际社会对中国发挥新兴大国作用的新期待。对于中国来说，如何在国际格局的激烈变动过程中，保持自身实力稳步增长良好态势的同时，积极回应国际社会对中国全球秩序构建主张的探寻和中国治理方案的期待，是中国对外经略乃至于国际战略未来面临的核心问题之一。

　　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特别是国际问题研究者，肩负着为这一问题提供学理性思考和政策性建议的神圣责任。在即将到来的2024年，愿既以此责任鞭策自己，也与学界同仁共勉。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院长、中国南亚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