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一个拥有五千多年悠久文化传统的伟大民族，我们对外展示的软实力理所当然要以中华传统文化为精神内核。当今的中国正在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思想资源，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我们坚定文化自信、以更加坚定的姿态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必然要求。

　　人类的进步得益于语言文字的发明与叙事手段的进步，文化积累的一个主要途径便是叙述故事。讲好本民族的故事是全人类的共同文化特征，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也不例外。产于古代、留存至今的早期中文文献，内容几乎全是纪事。

　　阐述思想、传播观念固然不一定要通过纪事，但纪事无疑是非常有效的重要手段。司马迁引孔子语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孔子亲自撰写《春秋》，是为了“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是为后人提供明白治道、辨别是非的标准。从司马迁到司马光，后代的优秀史家都将孔子视为撰写历史著作的楷模。《礼记》中说古代史官的职能分工是“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汉书·艺文志》则说“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从宏观的角度来看，“记言”其实也是记事的一部分。“六经皆史”虽是清人提出的命题，但说出了古代经典皆重在记事的客观事实。

　　从“讲故事”的角度来看，中华传统文化有着独特的优势。中华的先祖既重视“记言”即记录人们的语言，也重视“记事”即记录人们的行为，而语言与行为正是人类故事的两大要素。汗牛充栋的中华典籍中记载着中华先祖的嘉言与懿行，它们构成了意义深远的中国故事。

　　试看“记言”：中华民族有无数的思想结晶载于典籍。“己所不欲，勿加于人”的伦理学原理，“民贵君轻”的政治学原理，“和为贵”、“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的民族关系、国家关系准则，“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仁爱观念，“天人合一”、“民胞物与”的自然观，乃至“数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时入山林”的环境保护思想，“不战而屈人之兵”、“苟能制侵凌，岂在多杀伤”的战争思想，都是具有普适价值的可贵思想资源，尤需深入研究，准确阐释，广泛宣扬。

　　再看“记事”：中华传统文化素有“信而好古”、“不语怪力乱神”的思想倾向，在讲故事的维度上同样如此。神话是早期人类最流行的故事，但中国神话的虚构程度远低于“两希”文化。在中国古代的神话体系中，女娲、后羿、大禹等人物的英雄事迹都是除害安民，而有巢氏、燧人氏、神农氏等人物分别发明了筑室居住、钻木取火及农业生产。从讲故事的角度来看，希腊神话的情节更加丰富生动，而中国神话则具有更高的可信度。前者的情节大多发生于虚拟的天庭，而后者的背景却是真实的人间。古希腊人说火种是普罗米修斯从天庭盗来馈赠给人类的，而中华的先民却认为这是他们中的一员——燧人氏自己发明的。尧、舜、禹是史家用“信史化”的方式记载的上古贤明君主，他们的英雄事迹皆有详细生动的记录，故对后代产生了巨大的正面影响。诸如此类神话故事，对后代的志士仁人有着巨大的激励作用，堪称古代“讲好中国故事”的范例。　

　　如上所述，中国历代典籍是中国好故事的丰富渊薮。浩如烟海的中文典籍是我们的祖先思考万事万物所形成的精神产品，涵盖了中华先民的意识形态、价值判断和思想结晶，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内核，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弘扬中文典籍记载的古代志士仁人的嘉言懿行，可以使我们所讲的“中国故事”具备更加广阔的时空背景与更加厚重的文化底蕴，进而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的贡献。

　　为了讲好中国故事，须深入研究中华民族的文化经典，而研读经典正是我们继承中华传统文化的最佳门径。从根本意义上说，历代典籍流传至今的价值并不是专供学者研究，它更应该是供大众阅读、学习，从而获得文化启迪和精神滋养，这才是我们研究典籍的终极意义。我们既应对重要的中华典籍进行完整细密的文本整理，又应对它们进行准确可靠的注释和生动灵活的解说，从而将经典名著引进现代中国社会的千家万户，进而把其中包含的嘉言懿行介绍给全人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作者系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