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世纪的莱蒙·卢里（Ramon Lull）在其《大方法》（Ars Magna）一书中提出了这样一个想法，即全部科学知识都由一些基本观念或简单观念合成而来。这些基本观念或简单观念总共有54个，它们的结合或合成就是构成科学知识的“大方法”。卢里的这一想法可以说是一种浓缩了的亚里士多德推演式科学（demonstrative science）理论或一种简化了的早期科学模型。但正是这种显得有些极端的“浓缩”或“简化”，使得卢里的54个基本观念或简单观念不仅具有了一种“初始词项和记法系统”的特征，也具有了一种“发现和推演工具”的特征。卢里的这样一种想法或者说卢里式的类似设想在17世纪的理性主义者那里得到了积极响应，“普遍语言”这一概念正是在这一时期正式出现。

　　1629年11月20日，笛卡尔（René Descartes）在给好友梅森（Marin Mersenne）的一封信中提出了一种可用于多数语言且可在数小时内掌握的新语法设想：“对人类的所有思想进行计数和排序或者将它们分离成清晰简单的思想，在我看来是获得可靠知识的最大秘密。要是有人想正确地解释什么是人类想象中的、所有思想都由其复合而成的简单观念，我敢于指望的就是一种易学、易说、易写的普遍语言（langue universelle）。这种语言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帮助人们进行判断，因为其对事物的表征如此清晰，以至于几乎不可能出错。”显然，与卢里一样，笛卡尔也认为人类的思想和知识可由“简单观念”合成而来，而“简单观念”的表征就在于“清晰”且“几乎不可能出错”的“普遍语言”。笛卡尔的这一设想由莱布尼茨（Gottfried Leibniz）作了进一步的推动。在1679年的《论普遍文字》一文中，莱布尼茨认为，“可以制定人类思想的字母表，通过对其中字母的比较和由这些字母构成的语词的分析，一切东西都可以被发现并被判断”。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有一类可恰当地用于谈论我们所有观念的记号，就像在算术中谈论数那样或者像在解析几何中谈论线段那样清晰、准确、详尽，那么我们就能够谈论受推理支配的每一个问题，包括所有那些能够在算术和几何中来谈论的问题。所有有赖于推理的科学研究都可以通过记号的变换并通过一种代数来进行，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令人感兴趣的事实的发现会变得直截了当，我们不需要像现在这样在一些困难的研究中绞尽脑汁了，而是可以稳稳当当地从已知的材料中获得所有可能的知识”。无疑，莱布尼茨的“普遍文字”（characteristica universalis）思想，鲜明地突出了知识获得和构成中“记号”和“语言”因素的重要作用，其完全可以被视为亚里士多德推演式科学理论抽象而浓缩的“语言”版本，是对卢里和笛卡尔相关思想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不过，与卢里的“54个基本观念或简单观念”和笛卡尔的“普遍语言”一样，莱布尼茨的“普遍文字”思想也仅仅停留在设想阶段，真正在“普遍语言”的寻求中获得部分实质性进展的是19世纪的弗雷格（Gottlob Frege）和皮亚诺（Giuseppe Peano）。

　　被称为“现代逻辑之父”的弗雷格在其《概念文字：一种模仿算术语言用于纯粹思想的形式语言》中对莱布尼茨的“普遍文字”思想评论说：“他的这一想法如此宏大，以至于想要实现它的尝试几乎无法走出预备阶段……但即使这一值得追求的目标无法一步达到，我们也不需要对一种缓慢的、一步步的接近感到绝望。”弗雷格的“概念文字”正是在这一清醒而乐观的认识指导下，朝向“普遍语言”目标所走出的“缓慢而接近”的一步。正如弗雷格所说，他的“概念文字”是针对某些科学目的所发明的一种手段，人们不必因为它不适合于其他科学目的而指责它，而如果它在某种程度上适合于某些目的，人们也不必太介意在这一工作中没有什么新东西，因为方法的进步也在推动科学的进步。可以看出，弗雷格的“概念文字”作为一种“普遍语言”不只是“一种表征知识的符号记法系统”，更是“一种用于发现或推演的工具”。就弗雷格在其《概念文字》中所提出的一阶逻辑公理系统（既包含一种“符号记法系统”，也包含一种“发现和推演的工具”）而言，可以说他的“概念文字”相比于卢里的“54个基本观念或简单观念”、笛卡尔的“普遍语言”和莱布尼茨的“普遍文字”，更接近是一种不仅超越了日常语言而且超越了包括算术语言在内的任何具体科学语言的“普遍语言”，也是一种更为“抽象化”“符号化”和“形式化”的“普遍语言”。由于其中并不包含任何有内容的基本概念或可独立使用的概念，而只包含没有内容的语形概念或必须与其他概念相结合使用的概念，所以弗雷格的“概念文字”能够成为一种表达“纯粹思想的形式语言”，通过添加相应的概念和公理即可构成具有直观内容的几何学语言、物理学语言等不同的具体科学语言。就此而言，“概念文字”可被视为对科学或科学知识的一种抽象的、符号的、形式的、突出了“语言”因素的“表征”“描述”或“刻画”，是一种对科学或科学知识公理化、演绎化的理想追求。

　　弗雷格自己曾评论他的“概念文字”说：“用莱布尼茨的专门术语，我们可以说布尔（George Boole）的逻辑是一种‘（演绎）推理演算’（calculus ratiocinator），但不是一种‘（普遍）文字语言’（lingua characteristica）；皮亚诺的数理逻辑主要是一种‘（普遍）文字语言’，附带性地是一种‘（演绎）推理演算’；而我的‘概念文字’则同等地强调了此二者。”正因为弗雷格的“概念文字”既是一种“（普遍）文字语言”又是一种“（演绎）推理演算”，与“普遍语言”的两种作用和目的（即作为“一种表征知识的符号记法系统”和“一种用于发现或推演的工具”）完全吻合，所以其通常被视为自卢里、笛卡尔、莱布尼茨以来有关“普遍语言”设想的一个更为理想而完美的代表。

　　这里不妨将皮亚诺的“（普遍）文字语言”与之作一对比。19世纪后期沃拉普克语（Volapük）和世界语（Esperanto）这两种国际辅助语言的出现和流行使得“普遍语言”问题成为当时欧洲哲学家和数学家（也包括逻辑学家）讨论的一个重要话题，并逐渐形成这么一种共识，即应当尽量减少科学交流中所使用的各种各样的自然语言种类以避免“巴别塔效应”。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皮亚诺于1903年提出了一种由拉丁语改造而来的可以像日常语言那样言说、书写的科学交流语言——“无屈折变化的拉丁语”（Latino sine flexione），并用这种语言和他所创立的一套新的数学、逻辑学符号记法写作了他的第五版《数学表达式》（Formulario Mathematico）一书。书中的一些符号，如∈（属于）、?劢（蕴涵）、∩（交）、∪（并）、-（否定）、∧（合取），等等，现已成为数学和逻辑学的常用符号。“无屈折变化的拉丁语”提出后，在当时的学术界产生了极大反响，很快就成为一种可以和英语、法语、德语等自然语言并用的、可用于口头和书面交流的学术语言，同时也出现了专门使用这种语言的学术刊物。皮亚诺将他的这一工作视为莱布尼茨“普遍文字”思想的延续，也是数个世纪以来众多学者“普遍语言”之梦的实现。不过，到了20世纪30年代，随着皮亚诺的离世以及国际辅助语言声势的衰落，“无屈折变化的拉丁语”逐渐失去了其作为一种“可以像日常语言那样言说、书写的科学交流语言”的地位，其“简单性”和“便利性”并没有给它带来真正的“普遍性”，也即没有使其成为一种能够真正“表征”“描述”或“刻画”科学或科学知识的“普遍语言”。其中的原因或许正如弗雷格所评论的那样，这种由自然语言人为改造而来的语言即使能够成为“一种符号记法系统”，却无法成为“一种发现或推演的工具”，而后者是一种真正的“普遍语言”不可或缺的要素。

　　正是数个世纪以来对“普遍语言”的不断追求，随着弗雷格“概念文字”的产生，一种具有“普遍语言”传统的现代逻辑——一阶逻辑也就应运而生了。

　　（作者系湖北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