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世界政治的动荡变迁中，民粹主义因其非同寻常的影响力而成为一股激进的变革力量。最初，人们从特朗普当选、英国脱欧公投等事件中惊觉一种逆全球化的解构性力量突然上台，进而发现民粹主义通过政治思潮、社会运动和政党政治多个路径迅速回潮并在全球扩散，展现出重组政治秩序、重置权力关系的强烈意图与巨大能量。2020年后，民粹主义似乎表现出某种消退沉寂的迹象。解析民粹主义思潮及其对当今世界的改变，有助于理解现代政治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从何而来。

　　作为一种政治思潮的民粹主义

　　民粹主义是一种内涵简单、目标清晰而形态多样的现代政治现象。在其出现至今的150多年里，民粹主义无论是作为一种政治思潮、政治运动还是政治策略，从来没有远离过人类政治舞台。作为一种唯一诉诸并求助于人民大众的激进政治思潮，民粹主义在历史上曾掀起过四波浪潮。19世纪后半叶，俄国民粹派运动和美国人民党运动拉开了民粹主义闯荡世界政治的大幕；20世纪40—60年代，拉美民粹主义不仅在拉美政治发展中留下了深刻的民粹主义基因，而且确立了拉美政治总体上的左翼倾向；20世纪80—90年代，东亚、东南亚民粹主义运动作为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产物，成为非西方国家现代化转型的经典体验。进入21世纪后，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民粹主义思潮在欧美全面复兴并席卷全球，呈现出左翼与右翼齐发并举的两极化趋势。但是，由于经济全球化造成严重的经济不平等和身份认同危机，自由民主制度深陷困境，极端保守的右翼民粹主义成为一股越来越强大的力量。 

　　面对民粹主义的潮起潮落，人们有足够的动机和兴趣去观察、研究它。西方学界对民粹主义的研究兴趣起自20世纪60年代，当时的学者们热衷于对民粹主义进行概念界定和类型学分析，但始终未能形成关于何为民粹主义的共识。20世纪90年代，欧洲新民粹主义的兴起触发了自由派学者关于自由民主危机的最初警觉，这种警觉在21世纪初经济全球化遭遇重大逆流时被进一步强化。在2008—2016年民粹主义的极盛期中，人们开始反思这种反建制力量在西方重新出现的根源。到了21世纪20年代，当最初的激情狂飙逐渐平复之后，关于民粹主义的长远影响及其防范则成为新的研究重点。总结20世纪以来的相关研究，尽管分歧与差异始终存在，但人们对民粹主义的认识越来越清晰，一般性共识也越来越充分。由于最新一波民粹主义浪潮主要发生在欧美地区，因而研究成果聚焦于西方民粹主义，主要回答了以下问题。

　　一是如何定义民粹主义？代表性观点包括玛格丽特·卡诺万的“阴影说”（民主自身投下的一道阴影）、本杰明·阿迪蒂的“幽灵说”（一个民主政治中时隐时现、时强时弱的“幽灵”）、卡斯·穆德的“薄意识形态说”（一种建立在纯洁大众与腐败精英相互对立之上的“薄意识形态”）、保罗·塔格特的“中心地带说”（一种对作为合法性源泉的人民的求助和信仰）。总的来说，既有研究提供了两种解释框架：一种强调民粹主义的价值性，以人民为精粹，是从人民主权论推导而来的人民至上主义；另一种强调民粹主义的工具性，是政治精英为了吸引民众的扈从与依附而精心策划的政治策略。

　　二是如何识别民粹主义？民粹主义作为一种识别度较高的激进思潮，表现出反体制性、权威主义和本土主义的典型特征。首先，民粹主义相信人民大众代表着智慧与美德，对当前权威和当前体制持怀疑与反抗的立场，积极推动两种“大众的反叛”，即平民对抗精英、本国人民对抗外国移民。其次，民粹主义高度依赖国家威权或领袖威权来实现大众民主理想，对国家干预、强人政治有极高的期待，威权民粹主义被等同于右翼民粹主义。最后，民粹主义主张本土主义价值观，怀恋传统价值、捍卫民族文化，其话语动员充斥着本国利益优先、外国人和外国文化是破坏性力量等信条，反对自由主义的政治正确、反对多元文化主义。

　　三是民粹主义因何复兴？20世纪80年代之前，西方民粹主义处于蛰伏状态，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全球化启动之后，资本崇拜、市场至上、国家退场的国际资本主义造成了各种利益矛盾与政治不满，民粹主义伺机重新登场，凭借极具动员力的人民至上主义和底层政治逻辑，在大批全球化的失意者那里引起了共鸣。民粹主义复兴的原因有三方面。经济上，全球化造成了严重的经济不平等。随着制造业的衰败、劳工组织的被侵蚀和福利安全网络的收缩，中产阶级与低收入群体强烈不满，“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爆发和欧洲左翼民粹主义政党崛起即是例证。文化上，多元文化主义和后物质主义价值观造成了新中产阶级的身份焦虑。他们理直气壮地支持反全球化、反移民、反政治正确的文化立场，具有种族主义底色的白人身份政治开始盛行，茶党运动、特朗普上台、英国脱欧和欧洲右翼民粹政党接连对建制派政治发动攻击。政治上，民主赤字带来政治疏离和不满。主流政党面临代表性危机、社会基础不断弱化，由于自由民主无法真正代表普遍民意、无法保障大众政治参与，欧洲的疑欧主义和美国的反建制政治获得了大批支持者。

　　与民族主义合流：强势的右翼民粹主义

　　关于民粹主义的早期研究很少将其置于左翼与右翼的意识形态光谱中讨论，原因在于历史上的民粹主义总体上被视为左翼性质的政治思潮。美国人民党运动虽然部分地存在排外主义的右翼倾向，但本质上是一场农场主运动，具有偏左翼的阶级政治特性；俄国民粹派、拉美民粹主义以及亚洲地区民粹主义的主调也是左翼性质的，这与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阶级冲突、经济斗争有直接关系。但是，21世纪的西方民粹主义思潮却呈现出十分明显的左右分化现象。其中，左翼民粹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相对接，强调分配正义和结果平等，在政策上主张再分配和反紧缩。右翼民粹主义则与民族主义合流，持本土主义的文化保守立场，关注身份认同和民族利益，在政策上以反移民、贸易保护、本民族优先为目标。

　　然而，西方民粹主义的左右分野并不平衡，右强左弱的态势十分突出。左翼民粹主义因工人阶级没落、工会组织疲弱和阶级政治衰微而声势较小，影响范围有限。相比之下，持极端保守立场的右翼民粹主义则声势浩大、影响深远，尤其是与民族主义的合流造就了右翼民粹主义的强势地位。

　　从理论上看，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对话空间十分巨大。二者都是足以引发权力与秩序变更的现代激进思潮，民粹主义强调在国家内部追求人民主权的决定性地位，民族主义在国家外部强调民族主权的排他性占有，政治和法律意义上的民粹主义之“人民”与历史和文化意义上的民族主义之“民族”，在国家框架下实现了对接。与此同时，由于全球化推动了国内政治与世界政治的日益交织，民粹主义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纵向动员结构与民族主义以族群区隔为基础的横向动员结构发生了勾连，最终导致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理论合流，产生了所谓民族民粹主义或民粹民族主义的极端右翼意识形态。

　　从实践上看，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合流的历史经验十分丰富。比如，在民粹主义的早期实践中，俄国民粹派从斯拉夫派那里继承了富有俄罗斯民族特色的村社观念，美国人民党在盎格鲁-撒克逊传统中发展出排外、反犹和种族隔离的白人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经验极为丰富的拉美为了摆脱依附式发展和维护资源主权，走向了反美反西方的经济民族主义。21世纪的欧美民粹主义浪潮是经济全球化的副产品，白人主流社群的反移民反全球化运动就是在民族民粹主义的大旗下展开的。这些历史联系说明，并不存在所谓的“国际主义的民粹主义者”，虽然不是所有的民族主义者都持民粹主义立场，但所有的民粹主义者都有其民族主义立场。

　　右翼民粹主义是当今西方政治日益保守化的意识形态根源。在这股政治思潮中，民族主义不是民粹主义的新外衣，而是它在这个时代获得的丰富内涵。民粹主义虽然内涵单薄，但是它从民族主义那里获得了可以强化其政治动员的思想资源。因此，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共同打造了右翼民粹主义的强势地位，形成了一种威权的、排外的和极端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卡斯·穆德认为，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合流的现状在短期内难以改变，而且还可能越发激烈。近年来，欧美的政治现实表明，与民族主义的合流增强了民粹主义变革和重置既有政治秩序和权力结构的能力，导致了严重的共识破裂和政治极化。

　　从国内政治到世界政治：民粹主义的外溢效应

　　民粹主义首先是一种发生于国家内部的思想变迁，它的形成源自对国内建制派及其政治经济秩序的不满。作为一种政治思潮的民粹主义会触发规模空前的反建制政治，对国内权力关系、制度结构和价值体系造成重大冲击。但是，民粹主义常常会超越国家的界限而具有世界性影响，因为它能够通过思想流播、运动示范和政策调整等路径外溢到国家之外。约翰·朱迪斯认为，民粹主义是美国制造的，它贯穿于美国历史，后来被移植入欧洲土壤，也对拉丁美洲产生了重要影响。

　　事实上，从初登政治舞台起，民粹主义就成为联结国内政治与世界政治的思想纽带。反现代化的俄美民粹主义代表农民/农场主阶级的利益，反对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家的经济剥削，为社会主义、民主主义的世界性传播准备了社会基础。反西方化的拉美民粹主义致力于摆脱对中心国家的依附，质疑西方发展主义的适用性，主张探索拉美的自主发展道路。东亚、东南亚民粹主义是民主化转型的副产品，但最终因过度的大众政治参与而导致动荡的政治秩序和混乱的民主实践。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民粹主义在西方的波涛再起与经济全球化面临的严厉质问密切相关，即新自由主义无视国家内部和全球社会的分配正义，无法保护传统价值和民族利益。尽管这一波民粹主义浪潮首先在国内政治层面爆发，但造成其复兴的政治经济根源却是世界性的。因此，在相同背景下、以相同方式发生的各国民粹主义共同构成了一幅新的世界政治图景。西方各国通过日益保守的对内对外政策迎合了民粹主义的诉求，最终导致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退潮。虽然民粹主义冲击并未导致欧盟的根本解体，尚不至于造成西方主流价值与制度的彻底崩塌，但是疑欧主义、反建制政治显然重创了美国和欧洲的主流政治，社会分化、政治极化的加剧破坏了西方政治的相对稳定性。随着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深度合流，右翼民粹主义将持续冲击以自由民主价值为基础的西方政治秩序，全球主义与民族主义、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多元主义与本土主义的对立妨碍了政治共识的获得与维持。

　　人类政治发展的基本秩序从来都不是恒定的。20世纪以来，世界政治的历时性变迁体现在现代化、民主化乃至全球化的连续进程中，这一进程以西方的、现代的和资本主义的价值为导向，其结构大体上由经济上的发展主义、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和文化上的多元主义确定。但是，由于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均衡、自由民主制度的种种局限，西方内部涌现了对于资本主义、自由主义的政治抵抗。民粹主义在其一个半世纪的激荡历程中始终是一股解构性的反建制力量，它以大众、民族与国家的利益为基本诉求，反对资本主义、反对自由主义、反对全球化。民粹主义以一种激烈甚至极端的方式将国内政治和世界政治联结起来，指向一种充满不确定性的政治前途。

　　何去何从：民粹主义的来来去去

　　任何一种政治思潮都有潮起潮落之时，民粹主义狂飙突起、震撼世界的极端主义浪潮有其涨跌起伏的变迁规律。21世纪初西方民粹主义的极盛时期大致是2016年前后数年。2008年的金融危机引发了以茶党运动和“占领华尔街”运动为代表的民粹主义左翼与右翼思潮，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也纷纷走上政治前台，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和英国脱欧公投则堪称右翼民粹主义的顶峰时刻。随着特朗普在大选中落败、英国脱欧进程基本完结，民粹主义对建制派政治的猛烈进攻暂告一个段落。

　　然而，民粹主义并没有退场离开。法国国民联盟、德国选择党等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选举和议会中的影响持续高涨，种种现实与前景无不提示了民粹主义的始终在场。对于西方建制派和自由主义者来说，民粹主义是一股破坏性的力量，断绝、清除民粹主义是其孜孜以求的政治目标。但是，民粹主义思潮自19世纪下半叶形成以来，在世界范围内从来没有消失过。保罗·塔格特认为，民粹主义是一种间歇性的政治插曲，它可能消退隐伏，但总能不时地迸发出激进政治变革的强劲潜能，因为哪里有涌动的民意，哪里就有表达政治不满的民粹主义政治思潮和政治运动。从美国的经历来看，自19世纪晚期的人民党运动以来，美国民粹主义并没有长时段处于空缺状态，而是几乎每隔三十年左右就出现一次较大规模、极具影响力的民粹主义运动。比如，1892年人民党运动之后，20世纪30年代有休伊·朗的“共同财富计划”，60年代有乔治·华莱士的民粹主义选举动员，90年代有罗斯·佩罗的第三党运动，而2016年则是特朗普掀起的右翼民粹主义浪潮。可以看出，民粹主义对既有政治秩序的干扰和影响是长期的、持续的。

　　事实上，21世纪的民粹主义不仅仅是塔格特所说的政治插曲，它已经成为西方政治的构成部分和常规内容，甚至成为当代西方国家的政治主流。民粹主义和其他保守主义思潮已经深刻改变了国内政治和世界政治的权力结构与组织方式。例如在欧洲，政党政治在选举机制作用下出现了一种所谓民粹政党主流化、主流政党民粹化的“双向运动”。一方面，右翼民粹政党的选举支持率持续上升，意大利、奥地利等多国的民粹政党先后实现了“从边缘到统治”的转变，法国国民联盟、德国选择党等民粹政党则局部修正其极端主义形象，开始向主流政党阵营挺进。另一方面，中左、中右翼的主流政党由于政党代表性下降、选民基础松动而不得不调整选举策略，吸纳右翼民粹主义的政治议题并模仿其动员策略。萨科齐在2012年法国总统选举中为了迎合极右翼选民，甚至声称要将其所在政党改造成“轻量级的国民阵线”。

　　民粹主义是当代西方政治中的极端保守主义思潮，它在经历了2008年到2016年的急速扩张之后进入了一个平缓发展时期，未来是否会出现新的高潮，某种意义上取决于西方内部的社会共识程度与国家治理水平。如果社会分裂加剧、政治极化无解，再加上经济增长乏力，民粹主义作为对治理失败的反应，必然会在特定事件刺激下卷土重来。金融危机以来，自由主义阵营对民粹主义的复苏高度紧张，希望通过反思和修正，强化自由民主的价值基础与制度基础，甚至彻底摆脱民粹主义的梦魇。然而，当下的民粹主义已经成为西方政治的重要构成和对国家治理有持续影响的新变量，西方建制派关于消灭民粹主义的期待无疑是不切实际的。事实上，西方建制派将不得不考虑这样一项长期策略，即如何在必须与民粹主义共存的情况下重建价值共识、实现高质量的国家治理。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