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图·迪奥梅（Fatou Diome,1968-）是非裔新锐法语女性作家，也是法语女性文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在其代表作《桑戈马尔守夜者》中，她用炽热的文字呈现了非洲本土化的现实空间，展现了女主人公库姆巴通过写作唤醒女性主义意识的过程。迪奥梅用敏锐的观察力和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并结合个人经历、民族历史、纯粹且神秘的非洲文化，完成了富有民族精神的非洲书写。她的非洲书写打破了西方中心主义思维，有助于构建非洲文化的主体性，观照现实。 

　　《桑戈马尔守夜者》是迪奥梅的第六部小说，由阿尔宾·米歇尔出版社于2019年在巴黎出版。这本小说的情节根植于一个真实的事件——2002年9月26日“乔拉”号客轮失事，乘客大部分都是去首都做生意的小商人，当轮船从济金绍尔港前往首都达喀尔时，由于严重超载，加上飓风影响，客船淹没在大西洋中。这场悲剧让一千多人丧生，只有64人生还。特大海难后20年，迪奥梅在作品里重提了这段往事。女主人公库姆巴的丈夫在船难中不幸丧生，她在黑夜里写作，召唤亡灵们，并和亡夫对话。 

非洲女性主义意识的觉醒 

　　库姆巴是一名非洲穆斯林妇女，对她而言，通过写作与亡夫对话，回味与亡夫一起的岁月，曾经愉快的画面与记忆的纠缠成为她生命的慰藉，写作是她的一种自我疗愈方式。同时，迪奥梅借库姆巴的写作，窥见了第三世界女性在夹缝中的呻吟和对西方殖民的态度，从女性的角度对自我身份进行了解构和重构。起初，库姆巴和其他第三世界底层妇女一样，长期处于“失语”与“噤声”的状态，丈夫去世后，她过着窒息的寡居生活，被传统旧习和父权制禁锢。 

　　由于悲伤的缘故，库姆巴沉默寡言，但并不意味着她会顺从。当服丧期快要结束时，库姆巴的母亲便迫不及待地一大早带着侄子和侄子的一个朋友来到家中向库姆巴示好，试图博取她的欢心。她的婆婆也使出各种计策希望她能尽快嫁给亡夫布巴的哥哥。“她已默默打定主意，丝毫没有屈服。勇敢的女人已经武装起来！库姆巴腰间裹着提瓦纳，等待着！战斗打响的那一天，人们就会发现谢列尔女性的缠腰布是多么坚不可摧。”后来，库姆巴开始反抗了，她拒绝伊斯兰教的“娶寡嫂制”，逐渐成为了独立自主的非洲女性代表，通过自身努力，她竭力重建女性自身主体意识，听从内心的声音，敢于对周围强加给她的各种规矩说“不”。 

　　斯皮瓦克对第三世界妇女的处境有独到的见解，她在评论《提供乳房的人》这部作品时说，“在第三世界国家中，处于最底层的女性的解放不仅仅是什么父权制文化问题，更不是提倡女性气质、女性书写能够解决的东西，那些充其量也就是第一世界中的某些有着优越生活的白人女性的特权。属下女性只有从恢复自身特殊的、全方位的生活经验，既从文化上、也从根源性的社会经济领域中关注自身的‘心理传记’，重建主体意识，反抗才能找到可靠的根基”。她开始慢慢关注自己的心理状态，不再委曲求全。她用顽强的意志迎击黑夜，锲而不舍地在深夜写作的过程中调整人生的航向，借助纸笔发泄心中的不快和苦闷，不让自己的情绪影响到女儿小法迪吉娜。毋庸置辩，她是不屈不挠的母亲，她明白，要成为一个好母亲，就必须隐忍，独自承受守丧之苦，让内心变得足够强大。她颠覆了传统非洲女性脆弱和受人摆布的形象，是一个有着充分斗志的坚强的母亲。她决心要挣脱桎梏，解放被控制被奴役的思想，逆流而上，不想成为男性统治社会中逆来顺受的女佣。对她而言，人生不是轨道，而是充满多种可能的旷野，她徜徉于广阔的天地，创造了全新的生活。 

本土化现实空间的呈现 

　　作为典型的非洲流散作家，迪奥梅深切体会过离开故土的苦楚、在异国的疏离感和身份焦虑。作为一名有着强烈使命感的黑人女性作家，《桑戈马尔守夜者》或许是她在法国对“故土”的深情回望，亦或许是尝试着建构从非洲迁徙到欧洲的那群流散者的集体记忆。这部小说展现了非洲的文化符号，包括民众流传的非洲谚语、传统宗教信仰、节奏感强的非洲音乐和独具特色的舞蹈等。 

　　与尼奥焦尔隔海相望的桑戈马尔是亡灵的聚集地，库姆巴的丈夫布巴和一同遇难的朋友们的灵魂也留在了桑戈马尔，成为守夜者。在萨卢姆的土地上，借助夜晚的神奇魔力和泛灵论的信仰，库姆巴游走在生者的世界与亡灵之国桑戈马尔之间，她低声反复念祈祷词，祈求能见到亡灵们。其他人都认为无法触及的亡灵们，在黑夜里会聚集在桑戈马尔岛的中央，她在这与亡灵们会面，与他们交谈，倾听他们说话，询问船难发生的前因后果，更想唤醒已然沉睡的丈夫。神圣的桑戈马尔岛就像是一个避难所，根据传统泛灵论的宗教信仰，神灵、逝者的灵魂会聚集在这里。这个岛是死者去另一个世界之前的过渡地带或中转站，库姆巴赋予自己与亡灵聚会的自由。在她的宗教信仰里，丈夫躯体虽已死去，但是他的灵魂还在，逝者与生者可以一直保持联系。 

　　库姆巴在黑夜里徘徊于现实世界与亡灵之国，展现的现实空间里弥漫着浓郁的塞内加尔本土气息，尤其是本土化的自然风物和人民大众真实的生活图景。库姆巴用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还原了真实的非洲本土化空间，一切都是最本真的状态，读者仿佛能够身临其境感受到非洲的地域风情。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非洲传统的食物，比如番薯、古斯古斯、鱼汤古斯米等，还有非洲民间音乐、舞蹈、乐器、动植物等，同时也能看到法国对非洲殖民留下的印记：阿尔萨斯苹果派、法式糕点修女泡芙、法国阿梅尔斯克维的葡萄汁，当地人法语发音不标准引起的笑话，法国在前殖民地流通的货币等。库姆巴大段的内心独白表达了她对非洲未来的担忧，她控诉殖民者对非洲大陆的入侵，因为殖民者带来的不仅是文化入侵，还有经济、宗教、政治等方方面面的入侵。在殖民者的影响下，非洲本土的宗教、政治逐渐恶化，引领者正变得利欲熏心。迪奥梅把非洲传统自然、人文气息和受西方殖民后的自然人文风物结合起来，呈现出真实的、具有杂糅特点的非洲形象。 

　　迪奥梅的非洲家园在她的文字中获得了永恒。猴面包树、尼奥焦尔岛的椰子树、非洲楝等在作品里多次出现，这些都是非洲的独特元素，猴面包树是塞内加尔的“国树”，“生命总是会像猴面包树一样春风吹又生”。她的文字是充满力量的，与其说是一部魔幻的小说，不如说是一部再现非洲意识的现实小说，文本中充满的魔法、亡灵、幽灵、法老、女巫等，氤氲着神奇的看似不真实的力量，让读者领略了真实的非洲文化。非洲古老的传说、伊斯兰教的传统和信仰与现实世界相互交融、碰撞，奏响了传统和现代交融的非洲之歌。  

非洲主体性的重塑 

　　小说的字里行间里充斥着对殖民主义的批判，也有被迫流离失所的忧愁，他们渴望寻根，找寻属于自身的非洲主体性的根，想摆脱西方殖民统治的阴影。被誉为“非洲民族主义之父”的爱德华·威尔莫特·布莱登在1891年的一次演讲中说，“你们首先的责任是恢复本性……你们是非洲人，不是欧洲人，是黑人，不是白人。”他想强调的是，作为非洲人，一定不能忘记自己的根。在后殖民时代，非洲国家不能继续在殖民主义的监视下戴着镣铐生存，叙事者们在思考如何重塑非洲的主体性，“独立广场不知道怎样才能让塞内加尔人摆脱双翼的桎梏。她失去声音，伤痕累累，甚至忘记了她的锡伯迪安与阿塔亚。”在这里，迪奥梅用达喀尔广场暗喻塞内加尔人，在长久的殖民历史中，连塞内加尔的传统菜式（锡伯迪安）和作为社会生活重要组成部分的茶会（阿塔亚）都不记得了。 

　　文化是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文明延续的主体力量，而非洲文化主体性是非洲主体性的必要构成要素。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一直以来，世人普遍认为非洲是蛮荒之地，甚至被西方妖魔化，即便是德国伟大的哲学家黑格尔也认为非洲是没有文明的野蛮大陆，类似这种言论可以归类为非洲历史“空白论”。还有一部分人的观念属于非洲文明“外来论”，认为非洲文明是由高加索人种的含米特人所创造。连非洲历史都全盘否认，更别提非洲人的主体地位了。西方文化对非洲本土文化的入侵，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多方面的，非洲民众需要了解他们民族文化的历史嬗变、发展过程，逐步建立主体意识，树立自信的态度，真正获得对非洲的文化认同。 

　　迪奥梅以一次并未引起西方关注的特大非洲海难作为切入点，再现了非洲本土化的现实空间，塑造了一个勇于为第三世界穆斯林女性发声的遗孀形象库姆巴。她不愿再做“沉默的他者”，她与守夜者们的激烈讨论黑人性运动、泛非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字里行间中都透露出她对重塑非洲主体性的强烈愿望。库姆巴在黑夜写作中不仅慢慢纾解丧夫之痛，而且找到了自己的主体性，并重获力量。库姆巴是新时代非洲女性的代表，她的事例宣扬了非洲女性有努力生活的权利，有肯定自我、呐喊愤怒的权利，她的积极做法展现了非洲女性力量，为推动塞内加尔地区乃至广大非洲地区妇女全面发展和妇女赋权起到了积极作用。 

　　（作者单位：江汉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