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强调：“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如何着力赓续中华文脉，发掘长江文明，进一步运用长江文明古籍版本研究整理的成果，传承弘扬灿烂的中华文明，推进文化自信自强是我们史学工作者的重要任务。 

　　中国的古籍版本文化，年代久远，在世界上独一无二。长江文化源远流长，分布了众多的珍贵古籍文献，见证了长江文脉。书籍是在文字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长江文明已出现了成熟的文字，长江上游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陶器上有早期的文字，成都十二桥遗址也出土了刻有属于甲骨文字系统的“丹”字和“亦”字的陶纺轮，长江中游鄂城出土了刻有“以日为名”的晚商铜爵，等等。公元前6世纪，楚文化走向成熟，正式的书籍“简册”逐渐在长江流域普及开来，并成为中国历史典籍版本的最早形式。我国出土的众多秦汉竹简写本典籍有不少分布于长江流域各地区，如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世界最早的天文专著——记载天文气象的《天文气象杂占》帛书；又如，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老子》甲、乙两种写本帛书，老子作为道家文化的奠基者，其所撰著的《老子》是先秦诸子中最早成书的著作；再如，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日书》竹简，被作为研究当时社会的第一手资料。此外，被《文心雕龙》评价为“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的《楚辞》更是抒情诗歌无可逾越的高峰。 

　　晋室南渡时，许多私家藏书家挑选家族藏书中的稀有之本，携带过江，如玄学家张湛就曾携带王粲、王弼家族中部分珍稀藏书渡江，这其中就有后被刊行于世的《列子》。南北朝时期，长江流域的国家藏书和私人藏书都大为增加，至梁朝时，单其一代，国家藏书就达十万余卷。私人藏书达万卷以上的藏书家也不乏其人，如陆澄、崔慰祖、任昉、沈约等，他们收藏不同源或同源不同写本的书籍，以及世人罕见之书，广泛搜求异本，区分版本的优劣，重视善本，极大地发展了长江文明古籍版本文化。 

　　唐代，长江流域有云南、四川、湖南、江汉、江西、淮南、皖南、两浙、福建和广西多个文化区，各地区都产生和保存了各个领域的多种书籍版本。经学方面，在浙东、宣歙、扬州幕府任职长达十余年的赵匡，著有《春秋阐微纂类义统》10卷；史学方面，长江流域的唐人在研治《史记》与编撰史学专著方面都取得了辉煌成就，任润州司马的司马贞撰《史记索隐》50卷，与张守节《史记正义》共为唐代治《史记》的高水平之作；彭城人刘知己私撰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史评体著作《史通》。农业方面，陆羽撰成世界第一部系统阐述茶叶科学知识和生产实践的专著《茶经》；长江流域的佛教、道教等宗教文化更是依托对宗教典籍的诠释疏证和创制新篇得到了长足发展，如道教的黄彻撰著《神占经》，佛教释文矩撰《博山经》、释叔端著《宗镜边缘》等。此外，长江流域的文学家辈出，还有专门研究艺术、科学技术的撰著版本。唐末战乱中书籍散乱，长江流域许多有识之士收集遗书并妥善保存。如，南唐王审知收得45432卷佛经，存于福建开元寺、安徽鼓山寺等9大寺院内，保存了大量的佛教典籍。唐代时期，雕版印刷术在剑南西川的益州出现。自此，雕版印本的版本形式出现，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所印的《金刚经》卷子就是出自四川，后传至敦煌。 

　　五代南唐与宋代，印刷墨色、字体刀法、藏书印记、版式行款、装帧式样等几经变革，雕版印刷技术水平提升，长江流域的浙刻、蜀刻、建刻最负盛名，书籍版本数量大幅增加，古籍版本研究达到成熟时期，搜求同书之异本，广校书籍已成一时之学术风尚。如，朱熹搜求官本、古本、相符杭本、嘉祐蜀本、莆田方氏本，用以校勘《昌黎先生集》。继宋代之后，元代同书异本大量增加。长江流域多位学者，如方回、胡三省、戴表元、吴师道、贝琼、虞集、谢应芳等藏书家与版本学家，创造了许多版本研究的优秀成果。 

　　明清时期，长江流域的历史典籍版本精品迭出，古籍版本学家大量涌现。如浙江兰溪的胡应麟、浙江余姚的卢文弨、江苏嘉定的钱大昕、江苏长洲的黄丕烈、江苏江阴的缪荃孙、湖南长沙的叶德辉等。明代的全国刻书中心主要位于长江流域各地区，正如胡应麟所言：“苏常为上，金陵次之，杭又次之，近湖刻、歙州骤精，遂与苏常争价。”（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明末清初，天下最通行的汲古阁刻本为常熟毛晋所辑刻，毛家“聚印匠二十人，刷印经籍。”（毛扆《影宋抄本<五经文字>跋》）汲古阁刻本成为读者案头常备书籍，对文化、学术的发展有很大贡献。新中国成立后，长江文明古籍版本受到学者们的重视，20世纪末，古籍整理事业兴盛，版本学亦发展起来，建构起了独立的理论体系，更加明确了版本学研究的核心内容。 

　　在新时代，长江文明古籍版本如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首先，需要汇聚散佚在长江流域基层、民间的各类典籍，推进重点版本汇聚回流，并校雠出版稀见刻本。如明末、清初和乾嘉时期流传甚广的名家抄本，常熟钱谦益绛云楼抄本、常熟钱曾述古堂抄本、昆山徐乾学传是楼抄本、秀水朱彝尊潜采堂抄本、吴县惠栋红豆斋抄本、吴县黄丕烈士礼居抄本、钱塘丁丙“八千卷楼”抄本、归安陆心源“皕宋楼”抄本，等等。许多抄本没有被刻印，有待搜集整理和出版。其次，要进一步深入地研究长江文明古籍版本发生、发展和演变的历史，总结长江文明古籍版本发展的一般规律。再次，运用数字技术与融媒体手段，使更广泛的群众参与到古籍展示与保护实践中，通过交互式的学习，了解版本知识和出版技术，直观而明确地观看长江文明古籍版本的书影等影像。 

　　总之，要通过保护与传承长江文明古籍版本，赓续长江文脉，着力打造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示范区，绘就长江文化锦绣华章，强化对长江文化遗产系统性整体性保护，为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利文化条件。 

　　（作者系武汉大学长江文明考古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