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令”，《礼记·月令》中释为节气时令。“节气”即二十四节气，始于春秋战国，至西汉时期趋于完备并被纳入国家历法延续至今。“时令”，古人纪十二月之政，即按季节制定有关农事的政令。

　　古代中国属于自给自足式的农耕社会，季节气候在农业生产中起决定性作用，促使昔人对节令予以关注。除指导农业外，气候物候的变化也触动人们的心灵，引发诸多感慨，节令常出现于文人墨客的笔下，节令与文学也就发生了联系。正如沈约所言：“歌咏所兴，宜自生民始也。”（《宋书·谢灵运传论》）至唐代，岁时节令文化渐趋繁荣，进一步促进了节令诗的发展。此时的节令诗不仅承袭之前吟咏气候物候的特色，还深入地展现了节令时丰富多彩的风俗习惯。我们可以从这些诗作中窥探唐代节令的民风民俗、信仰禁忌等。

　　顺应天时 敬天祈福

　　自然崇拜、灵魂崇拜、行业神崇拜等原始信仰是岁时节令的源头之一。中国古代素有敬天、顺天的传统，遵循“故作大事，必顺天时”（《礼记正义》卷三十三），“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周易·文言传·乾文言》）杜甫《佐还山后寄三首》云：“白露黄粱熟，分张素有期。已应舂得细，颇觉寄来迟。”农作物何时播种、何时生长成熟，都有其特定时间，皆由自然而定，人无法左右，唯有顺时耕种才会有所收获。正如《农桑辑要》云：“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劳而无获。”

　　古代帝王号称天子，以奉天承运、受命于天的典礼活动来强化政权的合理性。夏至、冬至乃一年中阴阳变化的关节点，“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致地示物鬽”（《周礼》卷八），“冬至郊天令节，百官呈递贺表”（《燕京岁时记》）。历代帝王均将至日祭天视为国家极其重要的祭礼仪式。元稹《咏廿四气诗·冬至十一月中》云：“二气俱生处，周家正立年。岁星瞻北极，舜日照南天。拜庆朝金殿，欢娱列绮筵。万邦歌有道，谁敢动征边”，不仅展现了冬至特有的天象，彼时木星运行到地球的最北端，太阳运行至最南端，阴阳二气交替，还描写了群臣朝拜、载歌载舞、开筵相庆，隆重举行祭天大典的盛大节令场景。

　　古人在九月九日秋收之时，因天象崇拜故亦有祭天顺天的习俗。例如，“重阳玉律应，万乘金舆出。风起韵虞弦，云开吐尧日。菊花浮圣酒，茱香挂衰质。欲知恩煦多，顺动观秋实”（郑南金《奉和九日幸临渭亭登高应制得日字》），以重阳为背景，记述了当时的节令景象。诗中提到恩泽的显现，需顺动而观之，“顺”正是古人奉天行事的体现。“斋祠常并冕，官品每差肩。接部青丝骑，裁诗白露天”（权德舆《酬冯绛州早秋绛台感怀见寄》）；“寡德荷天贶，顺时休百工。岂怀歌钟乐，思为君臣同。至化在亭育，相成资始终。未知康衢咏，所仰惟年丰”（李适《重阳日即事》），均描写了古人在节令白露时通过斋戒祭天等仪式，祈求国泰民安、丰衣足食的活动，反映了古人顺应天时、敬天祈福的社会心理。

　　祛魅辟邪 祈求平安

　　由于生产力低下、认知局限，古人对于日月星辰的运行、自然界气象的变化、生老病死等现象，常常不能做出科学解释，认为灾异、死亡、疾病等皆来自非人类的神秘力量的支配。在古人的观念里，节令作为一年中的特殊时间节点，更具鬼怪邪灵作祟的可能性。因此，驱魅辟邪就成为节令文化活动的重要形式之一。

　　由于受到传统道教文化的影响，唐代节令驱魅辟邪活动尤为兴盛。如元日有放爆竹、贴桃符等传统。“荆楚岁时记云：元日，庭前爆竹，以辟山臊恶鬼也”；“新历才将半纸开，小庭犹聚爆竿灰”（来鹄《早春》），描绘了新年时人们用火烧竹筒发出噼啪之声，以此令山魈和恶鬼感到畏惧、远离人群聚居之地的风俗画卷。饰桃人、画桃梗、插桃梧、写桃符的功能也与之类似。桃木又称“鬼怖木”，据《山海经》载：“度朔之山……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一曰郁垒，主阅领万鬼。恶害之鬼，执以苇索而以食虎。”人们把画有神荼、郁垒二神的桃木板悬挂于门两侧，用以镇邪驱鬼、保佑平安。《岁时广记》云：“造桃板著户，谓之仙木，以像郁垒山、桃树，百鬼畏之也。” 李商隐在《昭肃皇帝挽歌辞三首》中具体提到了“桃木俑”这种祭祀用品，“海迷求药使，雪隔献桃人……松扉白露新”，时人认为鬼畏桃木，遂将桃木削成人形，以此避邪驱鬼。

　　仲夏五月的长江流域正值梅雨之季，蒸欝闷热，虫蠹并兴，易染瘟疾。《荆楚岁时记》载：“五月俗称恶月，多禁忌曝床、荐席及盖屋。”殷尧藩《端午日》云：“少年佳节倍多情，老去谁知感慨生。不效艾符趋习俗，但祈蒲酒话升平。”诗人虽因年迈而感到力不从心，字里行间透露出无奈与悲凉，但从中可见，端午时节悬挂艾草、驱邪符、喝菖蒲酒已然成为当时社会盛行的节令风俗。“五月符天数，五音调夏钧。旧来传五日，无事不称神。穴枕通灵气，长丝续命人。”（李隆基《端午三殿宴群臣探得神字》）其中，“长丝”即彩色丝线，由红、黄、蓝、绿、紫五色组成，象征五色龙，系于手足腕，可防五毒鬼怪、免除瘟病、保平安长寿、避刀兵之灾。古时也称其为五彩长命缕、续命缕。《荆楚岁时记》有云：“以王彩丝系臂，名曰辟兵，令人不病瘟。”

　　辟疫除病 益寿延年

　　趋利避害、惧死惜生是人类的本能，加之受到道教思想影响，唐人普遍珍爱生命、珍视现实生活，渴望、追求生命的长度。如“才酌屠苏定年齿，坐中惟笑鬓毛斑”（方干《元日》）中就提到在辞旧迎新之日，有饮屠苏酒以辟疫除病、期盼长寿的习俗。“戴星先捧祝尧觞，镜里堪惊两鬓霜。好是灯前偷失笑，屠苏应不得先尝”（成彦雄《元日》），则更细致地谈到饮用屠苏酒的方式，饮酒时应遵循先年少后年长的顺序。小孩新年增岁，先喝以示祝贺；老人过新年则是生命递减，晚喝以示祝愿长寿。《荆楚岁时记》中亦载“岁饮屠苏，先幼后长，为幼者贺岁，长者祝寿”。除饮屠苏酒之外，唐人还有在元日饮柏酒增寿的习俗。松柏常青，是道观中最常见的植物，“松柏为百木长，而守门阔”（《史记》卷一百二十八）。松柏木质强韧、香气芬馥，古代多作祀神之用具，民间流传有食柏而成仙的故事，其叶可入药或浸酒。“元旦进椒、柏酒。椒是玉树星精，服之令人却老。柏是仙药，能驻年却病。”（《四民月令》）李乂《元日恩赐柏叶应制》云：“劲节凌冬劲，芳心待岁芳。能令人益寿，非止麝含香”，诗人将御赐柏叶视为延年益寿瑞兆的欣喜之情表露无遗。

　　元稹曾感慨道：“不是花中唯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菊花》）霜降之时，百草凋零，唯有菊花独立寒秋，菊即成为生命力的象征。古代仙道方家视其为“延寿客”“不老草”，以菊花祈求益寿延年遂成为重要的重阳节俗。《西京杂记》载：“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云令人长寿。”唐代将重阳与寿庆关联咏唱诗句的例子比比皆是，如“兹辰采仙菊，荐寿庆重阳”（解琬《奉和九月九日登慈恩寺浮图应制》）、“帝里重阳节，香园万乘来。却邪萸入佩，献寿菊传杯。塔类承天涌，门疑待佛开。睿词悬日月，长得仰昭回”（上官昭容《九月九日上幸慈恩寺，登浮图，群臣上菊花寿酒》）。

　　从唐诗可见，节令和宗教信仰相互交织影响，节令在其传承和演变的过程中，从最初单纯的时间标尺，逐步发展成为综合性的知识体系及民俗活动，其内涵也日益丰富起来，绵延赓续数千年。各节令中不同的习俗习惯，反映了唐人重视健康、珍爱生命的生活态度，以及顺应天时、驱灾辟邪、祈愿赐福的社会心理。唐代节令诗歌在表现自然美的同时，也表达了唐人对生命的深层思考和探索，为我们进一步了解古代的物质生活、精神世界提供了窗口。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唐宋韵文东亚接受文献缉考与研究”（20AZW008）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吉林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