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作为心灵自由的艺术，如黑格尔所言，比其他任何艺术的创作方式都更涉及艺术的普遍原则。中外美学皆从诗出发，开启了对于艺术的研究之旅。电影是艺术美学发展的前沿地带，从中寻求诗意品格的建立，对于凸显民族特色、彰显文化自信具有不可取代的意义。

　　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中国美学受言志抒情的思想传统影响，追求诗性的、审美的生命价值，其内容覆盖自然、社会、现实人生等多个层面。中国电影自诞生之日起，就从未停止过对民族化的审美之路的探寻。其中，中国诗意电影美学形态始于20世纪30年代，其发展脉络伴随着以影戏为主导的戏剧性美学的主流，时显时隐，构成电影史上的重要支脉，成为一道独特风景。

　　诗意电影从传统诗学中获得滋养，超越了再现与叙事功能，重视表现与抒情，重视营造氛围，呼唤情感共鸣，往往以散文化的结构形式，弥漫着民族气韵的视听语言，融合古典美学传统，追求情景交融的抒情意境，绽放具有中国民族文化特色的诗性光辉。

　　放眼中国百年电影发展史，不乏探求诗意品格的经典佳作。如1948年费穆导演的《小城之春》就被视为诗意电影的代表，表现了中国电影民族特色的诗性美学。其银幕诗学对于当下电影的诗意探索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费穆在创作《小城之春》时，显示出删繁就简的创作转变倾向，他赞赏中国画“旨微于言象之外”的审美观念，且从古代词人苏轼的作品《蝶恋花》中获得构想灵感，力图营造“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的朦胧意境。费穆在李天济原作《苦恋》基础上，删改压缩了剧本，精简了场景和人物，被李天济评价道，“经过他的删削凝练，可以说是点石成金，我们追求的那种意境全都出来了”。费穆在片中运用沉郁的独白、切合人物情绪的散点式镜头、城墙枯草等象征性意象元素的影像语言，搭建了回环往复的结构，达到了“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写意化审美效果。在叙事方面，影片以含蓄深沉的情感暗流代替爱情冲突的主体情节来推动发展进程，以“发乎情，止于礼”作为情理冲突的终结，使得主题内涵跳出常见的三角恋爱的故事母题，突破了陈旧的表意框架，深入拓展至人物的苦闷心境，进而探讨人伦情感、人生理想、民族心理和审美追求。

　　整部《小城之春》可视为费穆对于自己提出的“空气”理论的实践，即“利用周遭的事物，以衬托其主题”。这恰是指电影意境的营造。这部电影融合了具有东方特色的传统古典诗画神韵，风格简练、情致盎然、恬淡隽永，留下了中国电影史上具有民族风格特色的永恒印记。

　　中国历代电影人都在创作实践中探索如何以电影特有的艺术手段和形式，去呈现对于时代、现实和人的深刻发现。《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月亮意象，《城南旧事》的散文化结构和清新淡雅的风格，《黄土地》强烈的视听造型符号及对民族文化的反思，《暖》的含蓄忧郁和感伤气质，都具有较强的诗意特性。它们从日常现实生活中提取动人心弦的元素，通过艺术加工，以诗意诗情唤醒观众的审美体验和心灵体悟。《二十四城记》《路边野餐》《宇宙探索俱乐部》等电影则将诗歌语言融入影像表达中，以艺术杂糅的方式探索实践诗意建构的多种途径。

　　可以看出，具有诗意品格的中国电影承继了传统美学的诗性本质，源于现实生活且艺术地表现生活，挖掘诗意表达的各种可能，承载着人生理念与审美情怀，饱含对生命与自然的深切体悟，寻求自由与超越，体现出和谐的韵致，从而延续中国本土美学的诗性本质。

　　当今电影人身处中国电影飞速发展的黄金时代，作为走在文化工业发展道路上的文艺领域排头兵，中国电影要实现文化自信，进行本土化探索，需要在时代坐标中，根植于中华民族丰富而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吸纳其中的精神资源，建构诗意的美学品格。

　　影像艺术是电影的根本特性，在多元电影形态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对于民族精神和文化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当今电影人要突破感官趣味追求，不断继承传统和开拓创新，运用电影媒介及视听语言，传递中国特色的审美情趣和精神追求，提升大众审美，增加人文内涵，实现灵魂共鸣，抵达诗意美学的理想境地。电影人以诗意审美参与新时代电影的美学建构，产出真正反映民族文化心理的优秀电影文艺作品，从而闪耀永恒的诗意光辉，完善自身的话语体系，焕发文化自信的光彩。

　　（本文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民族国家想象认同与中国现代话剧的生成”（2722019JCG047）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