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软实力伴随“美国衰弱论”思潮与“现实主义权力”概念盛行之时提出，大量关于软实力的研究与政策建议应运而生。

　　软实力研究的现状

　　一方面，美苏冷战，苏联在军事上几乎能与美国抗衡，日本的经济实力也不断追赶美国。在此背景下，美国衰弱论调此起彼伏，如保罗·肯尼迪认为美国正遭受“帝国的过度扩张”，很快会走上西班牙与英国衰弱的老路。另一方面，国际政治的学者与实践者——尤其对于肯尼思·华尔兹等新现实主义者而言，普遍将权力视作有形的胁迫性权力。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学者约瑟夫·奈对美国衰弱的论调抱有怀疑，认为尽管美国在军事和经济上有被苏联和日本追赶的趋势，但是在文化输出方面有着他国无法匹敌的优势。在这一思考逻辑下，奈认为只强调权力胁迫与交易的属性是片面的，他强调，人们凭借思想与吸引力也可以影响他人，操纵他人所想与行动的议程。由此，奈提出了“软实力”的概念，试图反驳美国衰弱论，并弥补当时学术界盛行权力概念的局限性。

　　此后，奈进一步阐明了国家软实力主要依靠的三种资源：文化（对他国具有吸引力）、政治价值观（得以在国内外践行）、外交政策（被认为合法且具有道德权威）。自此，关于软实力概念的争议引起学界与政界的广泛讨论。首先在其构成要素方面。奈最初定义中的软实力由文化、政治价值观与外交政策三部分构成。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则认为，国家软实力的构成要素包括国际贸易、海外投资、发展援助、外交倡议、文化影响力、人道主义援助和灾难救济、教育以及旅游等多方面内容。

　　其次，西方学者对软实力概念的争论也集中在对“软实力”与“软实力资源”界定方面。在此情况下，通过“权力资源”的软硬来判断一种权力是软实力还是硬实力，从而使得权力本身变得可测量，因此软硬权力的二分法在这些研究下并不被视为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软实力”与“软实力资源”不分的情况，掩盖了软实力与硬实力之间关系模糊这一问题。

　　要打造一个全球软实力指数（SPI），就要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出发，主张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明、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求同存异、包容发展，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坚持开放、不搞封闭，坚持互利共赢、不搞零和博弈，反对以美国为代表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用构建全球软实力评价体系等方式客观公正地维护和拓展各国正当利益，并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作出应有贡献。

　　SPI指标的分类

　　一是客观数据指标，包括政府、组织、个人、文化、外交、教育共六个领域，占总体系比重60%，全部采用客观数据。其中，政府的二级指标应包括但不限于政治意见领袖的数字参与数、数字基础设施基数、数字政府的覆盖率、数字战略政策数量、政府在线服务指数、国内智库总数、拥有国际组织投票权数量；在组织（企业）指标中，建议包括数字科技核心技术数、数字科技全球领军企业占比、全球性数字平台占比、企业和组织数字化覆盖比、全球专利数量占GDP比例、世界经济论坛竞争力指数排名、外国直接投资额占GDP比例、研发支出占GDP比例；在个人指标领域，包括网民数量、网民百人占比、每百人手机数、移民（入）占总人口比重、移民（出）占总人口比重、文盲率、犯罪率等；在文化领域，二级指标建议包括数字文化产业规模与外向度、国外游客收入占GDP比重、主要电影节参展影片数量、外国记者在国内的总人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的数量、全球前百名博物馆排名数量、音乐全球榜单上榜率、奥运奖牌数、社交媒体的海外用户数、英语或多语网站数量、国家电视台的海外收视人数；在外交领域中，二级指标可涵盖外交发言人社媒参与量、海外发展援助总额占GDP比重、驻外使馆数量、国内外国使馆数量、常驻多边代表团数目、参与的国际组织数量、外交文化使团数量、免签证国家数量；在教育领域中，包括海外留学生总人数、在线教育水平、高等教育入学率、全球顶尖大学数量、学术期刊论文发表数量、国际留学生人数占总人口比重、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

　　二是主观数据指标，针对影响力领域，共10个指标，其中建议包括全球性数字平台影响力、主流媒体数字化影响力、本国对全球文化的贡献度、对X国历史文化了解情况、具有国际知名度的企业数量、具有国际知名度的NGO数量、具有国际知名度的名人、处理全球事务的正义感、吸引外国人旅游和就业及留学的程度、国际媒体对本国负面报道频率，占总体系比重40%，采用问卷调查等方法进行数据调研。

　　构建SPI指标的重点

　　第一，如何建立公正客观的全球软实力评价体系数据收集方法，并评测出一套适应新全球化的评定报告？对于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强弱的判断，一方面，应该包括本国民众的数据，也包括其他国家民众对该国的看法和评价，且软实力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体现在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力上。因此，衡量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更需要从他国视角进行分析和判断。另一方面，要包括来自不同国际组织的定量数据，也需要包括来自不同国家问卷调查的定性数据。但实际情况是，很多指标体系的数据只有问卷数据，且问卷数据的范围和数量都十分有限，这些问题需要在我们的数据收集工作中加以解决。

　　SPI指数相比其他指标的一个优势是，在确定指数问卷之后，系统梳理问卷发放的国家和地区，以及确定合理的问卷发放数量。对比现有软实力评价体系问卷发放范围和数量，比如美国的2019年“软实力30强”报告中，一共调研了25个国家，每个国家发放500份问卷，累计发放问卷12500份，问卷样本量仍不满足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经过合理性测算，我们认为问卷发放国家至少应该达到20—25个以上，并且每个国家的数量级至少应该达到1000份。

　　第二，如何在数字化背景下重构评价体系，从而更好地融入国际战略传播？探究这个问题主要是为切实解决中国在国际传播中“文本在场，建构缺席”的困境。在打造世界各国软实力评价体系的同时，还需要从“定义自己”“阐释想法”“动员认同”的角度，建构一套体现科学性和公正性的叙事体系，提高对软实力议程的设置能力、对软资源舆论的引导能力，继而达到提升中国国际战略叙事建构能力的目标，更好地传播中国声音。

　　（作者系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