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各民族共同缔造了灿烂的中华民族文化。各民族在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不同的时代对于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民族志影像叙事有着不同的呈现方式。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中国老一辈学者与影视工作者以社会进化论和社会形态叙事形成了一系列民族文化的宏大历史叙事。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族志影像叙事通过个体化、地方化叙事等来呈现中华民族文化的丰富性与生命力。影片叙事从整体性、社会性转向个体化和日常化表达；拍摄视角也随之从国家视角转向地方、个体等视角。21世纪以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成为新时期民族志影像探索和实践的新要求。新时期民族志影像叙事需要在更大的整体性原则下，重新关注国家视角，寻找共同体思维下的文化多样性叙述与阐释，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实践中实现跨民族、跨区域的共同体叙事与共同性文化描写。这要求影视人类学理论与方法回应时代要求，超越西方“他者化”研究，转向多样性基础上的共同体叙事研究，促进各民族间文化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共同体思维下的影像叙事立场转换

　　“他者”是西方人类学主要研究对象及认识论基础，也是民族志影像叙事的核心问题。“他者”概念强调差异性和对立性，是西方对试图消除其他存在、消除异己的 “同一性”传统哲学的反思。正如人类学家马尔库斯（C. E. Marcus）和费彻尔（M. M. Fischer）指出，作为文化研究的人类学一方面通过研究异文化丰富西方关于非西方社会的认识，同时又通过非西方文化来反思自身，实现对自我的文化批评。然而，他者与自我主客体的二元对立隐含着以“他者”为参照系的“自我中心主义”风险。无论是同一性之下的差异性他者，还是主体性之下的对立性他者表述，在西方中心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形成了一套西方与非西方不平等从属体系的文化表述。费边（Johannes Fabian）揭露了关于“有历史的西方和无历史的他者”想象中所隐藏的西方中心主义下的宇宙观和方法论。萨伊德（Edward Said）则批评了隐藏在人类学对非西方社会和文化表述背后的不平等权力关系，直指西方对于非西方的“他者化”所带来的后果。而在他者化叙事策略中，叙述主体出于某种目的，借用“他者化”（otherization）叙事将研究对象视为与自己不同的“他者”，通过强化社会文化带来的价值观差异和高下之分来实现差异性形象建构。从而，他者化的叙事逻辑下不断生产某种文化差异性，进而建构出模式化、单一化的文化形象。这容易导致不同文化间的差异本质化和对立化，引发文化偏见、对立与排斥。关于他者理论和方法的知识论反思表明，他者化叙事事关文化差异的认同问题。保罗·拉比诺（Paul Rabinow）提出后现代人类学应超越现代人类学民族志传统中的异文化表述模式。

　　长期以来，中华民族文化保持着文化创新性及多样性的文化传统，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源流交错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这些丰富多彩的中华民族文化是各民族共同缔造的。因此，这就要求我们在进行统一多民族国家内的文化叙事时，应反思自我与他者二元对立认识论及其“他者化”的表述模式。民族志影像关于中国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叙事时需要立足于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现实，树立共同体思维下的文化观，包容中华文化内部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从“分”的立场转向“合”的心态，以发展的眼光看待民族文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因此，在新时代民族志影像叙事中应意识到，中华民族文化的凝聚力、向心力与中华文化内部的丰富性是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一体两面，树立从一个共同体的民族大家庭内部出发看待各民族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的叙事立场，促进各民族文化在交往、交流中实现交融互通，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文化精神家园。英戈尔德（Tim Ingold）把人类生活共同体比作一股股缠绕的绳索，共同体思维下的民族志影像叙事需要关注不同民族文化间相互编织（weaving）、缠绕（entanglement）的交往交流交融故事以及和谐共生的共同体关系。总之，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当代民族志影像叙事实践中需要正确对待并认识这些多样性，从“他者化”叙事转向共同体叙事，以共同体心态和思维来统领中华民族文化的表述工作。

　　民族志影像叙事实践取向

　　不同于其他形态叙事，民族志影像叙事需要面向民众的日常生活，回到人类社会文化生活本体，探讨并解释文化意义，揭示文化多样性和普遍性的价值。中华民族作为一个休戚相关、命运与共的大家庭的历史与现实经验，要求我们在对待多民族文化的民族志影像叙事时，应树立共同体思维，在提升地方社区凝聚力和文化活力的基础上，强化共同的中华文化认同实践。在这方面，民族志影像可以通过跨文化理解影像叙事、自我中心主义的文化批评影像叙事、跨民族的区域民族志影像叙事等来探索共同体叙事实践。

　　共同体影像叙事实践并不是主张消除多样性存在，而是在面对多样性文化实践时要超越对立性、差异性认同，以关联性理解达成跨文化的中华民族整体认同。麦克杜格（David McDougal）指出，人类学影像可以跨越文化藩篱，民族志影像叙事的跨文化特性可以促进自我与他者的跨主体意识的联结，借此在不同文化群体之间联结彼此的共同经验。跨文化理解的民族志影像叙事可以通过场景和文化语境叙事策略提供深入而形象的跨文化描写，提供不同文化解释和情感性共感，促进各群体跨文化理解和交流。因此，新时代民族志影像叙事并不是走向同质化、模式化、表征化的单一叙事模式，而是在共同体思维下善于发现并呈现整合的地方生活智慧，形成容纳个性化、生活化的多元叙事实践，推动各族人民在中华民族这一共同体思维下的文化传承和发展。

　　中国各民族在经济上相互依存，情感上相互亲近，在民族文化交流汇聚中兼收并蓄、求同存异，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这要求我们在民族志影像叙事实践中，对自我中心主义和自我东方主义（self-orientalism）采用文化批评和反思的叙事策略，消解民族文化刻板化印象，促进形成共同体的文化思维观念。在叙事实践中，共同体民族志影像叙事不应是自我或他者单方叙事，而是共同参与的实践叙事，既反对汉族中心主义也反对各少数民族中心主义的文化叙事观。因此，共同体民族志影像叙事可以通过合作影像、多重并置、多声道等多种策略，建立多重视角下的跨文化对话与合作。这样，跨文化批评民族志影像叙事可以促进各民族在平等、相互理解、相互包容的观念基础上，共同参与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实践活动。

　　中华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多元共生的格局。同时随着人口、物品、信息流动便捷化，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形成了更为紧密的日常生活关系。因此，影像叙事可以采用普同性叙事策略，从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出发对个体行为及地方文化实践进行共同性文化叙事，加强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形象，增强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归属感。更为重要的是，民族志影像叙事还可以跨越单一民族文化叙事传统，在关系主义视角下开展跨民族、区域民族志的影像叙事实践。跨民族、区域影像叙事从单一民族文化视角转为关系主义视角，在多民族文化互嵌的区域生活中关注个体、群体之间的具体联结以及区域文化实践如何生成容纳多元差异的区域整体，发展出具有广泛意义的思维经验。

　　总之，共同体思维下影像叙事强调从他者化叙事转为共同体叙事，主张从他者到共同主体的叙事实践。随着人类学对象扩展，共同体思维下的民族志影像叙事还可以延续到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多物种共同体”叙事实践之中，进一步拓展对人类生活经验的理解。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