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不平等问题的关键之一在于促进跨领域合作、激发社会创新。公众科学（Citizen Science）是释放群体价值的方式之一，但公众科学本身的价值尚未完全开发，在社会科学领域尤其如此。作为公众科学中一个相对新兴的部分，公众社会科学（Citizen Social Science）引发了许多学者的关注和讨论。围绕公众社会科学的诞生背景与相关新研究方法等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全球繁荣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明切夫（Nikolay Mintchev）、副研究员梅莎·贾拉德（Mayssa Jallad）和英国卡迪夫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研究助理尼古拉斯·哈金（Nicholas Hacking）。

　　带来新方法新视角

　　公众科学指公众与专业学者合作展开学术研究的科研方式，公众可以参与数据收集、记录甚至分析工作。例如，英国环境保护机构号召志愿者记录并统计蝴蝶数量，助力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环境，是典型的公众科学研究项目。公众科学可以拉近公众与科学之间的距离，强化人们对科学的认识和理解，而公众的参与往往能够为研究带来更多数据和通过传统研究方法无法获取的信息。

　　公众社会科学是公众科学的一种形式，也可以将其理解为公众科学中尤其关注社会层面的部分，主要研究人类行为、社会运行以及人类和环境的关系等复杂问题。明切夫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公众社会科学中的“社会”一词代表了方法论的两个方面。其一，它将社会科学中的公众科学与自然科学中的公众科学区分开来。这意味着要通过不同的方法研究不同的事物，公众社会科学侧重于研究人类行为、人类文化和经济以及它们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自然科学领域的公众科学则专注于研究物理和自然环境，很少考虑社会人文因素。其二，公众社会科学中的社会元素代表了高水平的参与和协作。他们认为社会性（Sociality）是研究的核心，包括不同公众科学学者之间的社会性、学者与其研究的社群之间的社会性以及学者与学术项目负责人之间的社会性。社会性和信任是协作网络的基础，不仅能改善人们的生活，使研究过程更加顺利和令人愉快，还让人们在解决问题时能够有效地协同工作。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极限公众科学研究员亚历山德拉·阿尔伯特（Alexandra Albert）等人也探索了公众社会科学与公众科学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一方面，社会科学为公众科学提供的不仅仅是桥梁和中介。在社会科学领域，参与式行动研究和知识共同生产有悠久的传统，相应的概念和工具可以提升公众科学知识生产的严谨性和包容性。另一方面，社会科学也可以从公众科学中获取新的动员形式、技术平台以及技术技能。这也符合目前的科学和技术研究趋势，即促进科学研究中的跨学科合作，增加公众参与，培养批判性思维。此外，公众科学还有助于弥合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间的分歧。

　　有助跨界科研合作

　　贾拉德告诉本报记者，公众社会科学和更广泛的参与式研究之所以能够产生，是因为其满足了学术研究人员与他们所在的社群之间新的参与形式的需要。公众社会科学诞生于对不平等权利关系的批判、对专业研究人员独占权利而牺牲研究对象利益的不满。通过让人们参与到知识创造和研究活动中，公众社会科学旨在挑战“谁开展研究”和“谁从中受益”的传统观念。

　　阿尔伯特等人表示，与公众科学相比，在学术文献中，公众社会科学依然是一个相对较新的术语。虽然它被提到的次数越来越多，但是通常都出现在公众科学和环境科学文献中，在社会科学文献中仍不多见，公众科学的实践者与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学者之间似乎存在脱节。但无论如何，公众社会科学这一术语正式确立并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文献中大有裨益，不仅增进了学者对公众科学的理解，还促进了其具体应用，更在实践中得以积极改进和完善。除此之外，公众社会科学促使人们深入了解公众参与社会研究的重要性，在不同的方法、学科和价值理念间架起了桥梁，有利于实现跨学科、跨领域科研合作。

　　他们提出，公众科学不仅带来新的科学知识，还凸显了相关数据对社会科学和参与者的影响力。公众社会科学促进了社会科学的开放，引发了对“什么是数据”“谁能收集数据”“如何使用数据”等问题的讨论。此外，公众社会科学还能系统反映处理在科研和社会生活中研究主题、研究对象、研究人员之间界限模糊的问题。公众社会科学的概念也可以使人们相信，社会公众积极参与科学研究可以提高研究质量，使研究更贴近社会，并为参与研究的人带来利益。

　　明切夫和贾拉德都认为，公众社会科学是社会科学研究产生影响的一种新方式，以长期或持续的方式开展的、涉及多种研究活动的公众社会科学项目尤为如此。公众社会科学能在社群中重新分配研究资源和利益，有助于能力建设，为公众社会科学学者创造了新的干预机会，使他们可以牵头设计和实施解决方案，以应对全社会共同面临的各种挑战。这些方案的潜能不可小觑，从帮助儿童上学到改善当地公共空间和提升老年人生活水平，其所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学者会针对通过前期调研锁定的需求制定方案，并应用各项技能来组织、设计和实施。他们的首要目标是将研究融入社区，使居民有能力参与旨在使其自身受益的项目，并支持居民和研究人员的能力建设，以确保在项目持续时间之外产生更为长远的影响。建立和积累研究经验还能加深公众社会科学家对其所在社区的了解，从而为他们提供新的工具来解决研究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能力建设、研究方法培训以及与学术界的持续合作，也可以确保公众社会科学家的工作质量达到较高学术标准。

　　需要解决阻碍发展的难题

　　不过，在受访学者看来，公众社会科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他们都在研究成果中提出了公众社会科学需要解决的问题。

　　阿尔伯特等人在论文中归纳了五大关键问题，包括处理学者与参与项目的民众之间的利益与目标差异、监督项目中的道德规范问题、协调学者与非学者之间的关系、评估公众社会科学项目的影响、警惕术语过度使用与滥用。以评估公众社会科学项目影响力为例，完成评估不仅需要专业知识，还需要大量时间和资源，而这些正是许多项目所缺乏的。相关研究往往较为复杂，因此需要时间学习、需要研究政策认可、需要科研资金支持，然而学界的资助通常更青睐短期内有显著成效的项目，在“要么发表，要么毁灭”的趋势下，学界整体呈现对高影响力指标的迷恋，这给开展公众社会科学项目并充分发挥其潜力带来了挑战。

　　明切夫和贾拉德从资金及学界引导趋势角度思考了公众社会科学面临的难题，并提出了两点值得担忧之处。第一，公众社会科学的长期研究往往缺乏资金和组织支持。公众社会科学家的工作并非无偿劳动，他们需要完整的学术团队为其提供培训、组织其开展研究活动，并在整个研究过程中为其提供指导和支持。这些都需要各种资源的支撑，而相关资源可能很难获得。第二，如前所述，在“要么发表，要么毁灭”的环境下，学术氛围整体倾向于促进职业发展，主要侧重于体现研究人员的个人价值，这种个人价值通常通过学术出版获得，而非通过建立团队开展长期研究活动来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这样的氛围不利于公众社会科学项目真正发挥长远、可持续的影响，无法发挥其最大潜力。

　　哈金认为，公众社会科学这个术语仍然相对较新，所有相关科研人员都需要探索什么是最佳的应用方法，如何才能将过去艺术、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中使用公众科学方法所获得的经验和知识相联系。对于这个新领域，学者还需要进一步整合、归纳目前多种多样的定义、分类和应用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