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结合”是我们党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是关涉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命题。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新时代新征程中,深刻践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使命,内在要求以“结合”立足中华文明的宏阔视角,塑造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文明特性:塑造中国式现代化
文化形态的原则规制
中华文明饱经沧桑又历久弥新,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而传承至今的文明。在数千年的发展嬗变过程中,中华文明内含的优秀传统文化赋予其独特的品质和特征。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全面阐述了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即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五个突出特性”高度总结了中华文明的内在特质,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西方国家现代化道路截然不同的文化意蕴和价值指向,同时规制了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塑造的主要内核。
连续性作为中华文明的首要特性,是其区别于世界其他文明的显著标志。以天下为公、讲信修睦、厚德载物等哲学思想和处世观念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至今日仍具有重要的引领价值,表现出中华文明数千年的旺盛生命力。只有从历史连续性出发,才能够认识中国的古代,理解中国的现代,展望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塑造必须要在传承中华文明中坚持推进“第二个结合”,建设符合文化现代化要求的有机统一的文化生命体。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
创新性是中华文明永恒的精神品格,也是数千年来中华文明得以延续和避免发展停滞的内生动力。在漫长的文明演化中,中华民族秉持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持续推动中华文明的伟大实践达到新高度、取得新突破。“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创新精神深深烙印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中。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塑造必须要坚持守正创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守住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正,以“结合”的创新形式,创文化现代化建设之新。
统一性是中华文明的基本特性。纵观数千年历史,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始终凝聚着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价值理念、伦理道德观念,奠定了中华民族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的现实依据。中国各族人民的文化交融、情感依赖、经济依存、政治共通等境遇使国家统一成为“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塑造必须要以国家统一为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涵养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文化基础,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力量。
包容性是中华文明“和而不同”思想智慧的深度体现,兼收并蓄的宝贵品质使中华文明能够长期保持活力和繁盛。在佛教东传、西学东渐等思想文化运动中,中华文明始终能通过同其他文明进行交流互鉴来汲取新的营养,造就“美美与共”的美好愿景。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决定了新时代文化现代化建设必须在坚持自身立场的基础上,以更为开放包容的姿态吸收借鉴世界文明优秀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形成注入新元素。
和平性源自中华文明长久积淀的和平思想,是中华民族内化于心又外化于行的价值指向和实践追求。数千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未停止对和平的歌颂和追寻,无论是“太平盛世”的政治理念、“以和为贵”的处世原则,还是“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信念,都证明了对和平的追求已扎根于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塑造必须践行好这一理念,向世界弘扬中国“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时代抱负。
文明建设:塑造中国式现代化
文化形态的实践本质
现代化是人类文明的变革与进步,是人类从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不可逆的历史性演进,而文化则是其中必不可少的一环,表征出不同国家在各自现代化道路中的文明特质。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光辉历程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无疑对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大且积极的影响,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文化资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植根于中华文明的历史文化土壤中,以“两个结合”为逻辑起点对中华文明进行传承赓续和创新发展,从而实现以先进文化推进现代化建设和在现代化进程中促进文化现代化的内在统一。
在大历史观视域下,文化演进始终与文明发展历程相交织,贯穿于近代中国仁人志士开展救亡图存的历史实践中。从鸦片战争、洋务运动到辛亥革命,文化在蜕变和成长中指引中华文明持续前进。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开启了中国现代化的伟大征程,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现代化探索中,党领导人民以“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激活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创造的伟大文明”,发掘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思想资源和理论智慧,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结合,实现了对中华文明的赓续和发展。中国共产党人以高度的文化自觉推进文化的现代化建设,通过对中华文明的传承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细密勾勒出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文化品格和深厚文化底蕴的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文化建设作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核心构成,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这集中体现了传承中华文明、进行文化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战略地位。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对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等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进行了深入阐释和思考,将“两个结合”提升到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由之路”和“最大法宝”的战略高度,并强调“第二个结合”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这一重大论断深刻揭示了“两个结合”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为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推进文化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经由结合形成的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势必会迸发出强大精神力量,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出更多贡献。具体而言,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塑造既满足人民的精神文明需要,使人们向马克思、恩格斯所描绘的“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的愿景前进;也深化了对物质文明高质量发展的规律性认识,以价值引领促进发展理念和方式创新,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同并进。
文明创新:塑造中国式现代化
文化形态的致思路径
当前正处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面对当今世界激烈的文化竞争和意识形态碰撞,应以传承中华文化为立足点,从多维层次把握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形成,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
首先,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塑造要坚持走自己的路,遵循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原则,坚定中华民族文化自信。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党的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本质特征,确保中国式现代化的前进方向,为文化形态的形成凝心聚力;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明确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是文化现代化的根本指导方向,推动文化强国建设稳步向前;坚持人民立场,人民群众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文化现代化建设应充分体现人民诉求,以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为最终目的。只有坚定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充分发挥文化自信深沉持久的力量,立足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构筑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从理论自觉、文化自觉层面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
其次,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塑造要坚持守正创新,深入贯彻“两个结合”,发挥“第二个结合”思想解放的重大作用。守正创新是文化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两个结合”是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塑造的方法论遵循,二者具有内在关联。在践行“两个结合”的过程中,既要守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的正道,也要创造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和中华文明现代化的新路,如此才能使“结合”而成的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映射中国特色,彰显中华历史文化积淀。另外要注重对“第二个结合”的规律性认识和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结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理想信念、美德及智慧,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丰厚的文化滋养和鲜明的民族标识。对“民惟邦本”的人本精神、“勇者不惧”的斗争精神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是形塑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必由路径。
最后,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塑造要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价值体系,秉持开放包容,借鉴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一方面,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内含于社会主义文化价值体系中,是党领导人民以传承中华文明为基础创造出来的社会主义文化样态。革命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长期革命实践中锻造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传统,应在实践中不断弘扬和赋予其时代内涵,为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形成提供助力。同时在世界文化激荡的当代,发展繁荣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塑造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动力源泉和方向引领。另一方面,交流互鉴是中华文明保持活力的重要原因,新时代文化现代化建设必须要超越文明隔阂,以海纳百川的态度学习多元文明优秀成果。在不断沟通和借鉴中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丰富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中国式现代化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属性的现代化,体现中华文明演进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般规律。文化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民族底色,新时代要在中华文明视野下持续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原则、本质及路径的规律性认识,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