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网西安讯（记者 陆航 实习记者 杨非非）医学史是人类共同的历史，是推进文明互鉴的重要史学内容。10月21日，第七届中韩（韩中）医学史学术大会在陕西师范大学举行。来自中韩两国医学史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80余人，聚焦两国医学史的前沿理论问题开展学术交流探讨，以亚洲医学史研究推进文明交流互鉴。

　　陕西师范大学校长助理袁一芳，陕西省委宣传部理论处处长、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主任高宝荣，大韩医史学会会长、庆熙大学教授 PARK YUNJAE（朴润栽），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医学史专业委员会秘书长陈琦，上海中医药大学科技人文研究院副院长陈丽云，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李秉忠参加会议开幕式并致辞。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医学与文明研究院院长李化成担任大会主席并主持开幕式。

　　明清时期贸易发展，城市和市镇以炮制修合、售卖药品为主要业务的商业性药铺大量出现，运河沿岸的城市和市镇由此出现诸多闻名全国的药铺及药品。基于以塘栖镇为中心对明清运河古镇与名药铺兴起的研究，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余新忠指出，塘栖镇姚致和堂所制售的“痧药”便是当时名药铺所制售药品的代表。在清初“痧症”被逐渐建构为新的疾病范畴以及以“痧”为名的新疾病“烂喉痧”“吊脚痧”流行的背景下，“痧药” 成为当时运用广泛的药品，也是商业性药铺主要制售药品的一类。在贸易发展、医药分业以及新疾病流行之下，塘栖镇姚致和堂所制售的“痧药”不仅在地方被用于救疗“痧症”，而且基于发达的交通网络运销南北，产生跨区域的影响。同时，随着医学知识的整理和书写，“塘栖痧药”进入医学文本的书写之中，并伴随文本流转对医学、社会产生更为广泛、持久的影响。

　　医学的科学化是世界医学史研究的共同课题。基于对1945—1950年韩国关于韩医学的科学化论争，PARK YUNJAE（朴润栽）认为，在韩国历史上，韩国人对传统内科医学的疗效有着坚定的信仰。虽然韩国开展了草药成分的化学研究，从草药中提取有效成分制备可用于西医的新药，但韩国传统医学（TKM）建立在哲学基础上，即使以西方科学为标准，依然有着西医无法解释的独特性。因此，西方科学只是韩医学科学化的检验标准之一，但不是绝对的标准。

　　作为技术咨询机构，世界卫生组织（WHO）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对物质产生依赖性的特性进行医学和科学评估，以便协助联合国麻醉药品委员会就有关物质是否管制、如何管制以及管制到何种程度做出决定，就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所辖物质列表提出建议和指导。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张勇安指出，自1948年成立以来，世界卫生组织在支持各国预防和减轻精神活性物质使用造成的问题、建议对精神活性物质进行管制领域扮演着领导角色，发挥了关键作用，也因此成为了推动战后全球毒品问题技术治理的重要力量。

　　世界医学的进步离不开医学先驱者们的努力与奉献，他们是世界医学史的重要书写者。韩国医生李永春（1903-1980）及其乡村医疗研究所为韩国乡村医疗体系的建立具有重要开拓性贡献。韩国延世大学医学院医史学系主任、医学史研究所所长YEO INSOK（吕寅硕）介绍，李永春于1935年开始从事乡村卫生工作，以治学的心态寻求通过学术途径解决乡村卫生问题。在对农民开展医疗服务的同时，李永春对农民健康进行研究并发表研究结果，并最终成立了乡村医疗研究所。李永春结合学术与实践，为改善乡村卫生状况所做出的努力和贡献应予以高度评价。

　　中国本草学是从上古的巫术与神仙思想当中剥离出来的。随着战国以来求长生、成仙等主动行为的出现，金石类药物开始成为人们推崇的上品药，这直接影响了东汉成书的《神农本草经》的三品药划分。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医学与文明研究院教授于赓哲认为，中国古代方术思想盛行后长生成仙路线逐步形成，使得服药成为成仙长生的预备阶段。为了保护“长生”“成仙”这一核心目的，成仙药物的属性变成了“条件免责”的手段，不仅成为术士阶层自我保护的法宝，也满足了事主的心理需求。这种思维下塑造的“神性”药物的共同特点是稀有、性状神奇、来自远方、不可轻得、昂贵，这种意识在隋唐之际达到巅峰。于赓哲指出，随着医疗经验的积累，部分药物会脱离巫术，回归药性，例如人参。但对于神药的认知模式却一直延续下来，总会有新的神药被发掘出来，例如近代对冬虫夏草的推索。古人对神奇药物的崇拜，体现了根植于中国文化土壤中对生命长度期盼与维护的价值取向。在这样的观念之下，社会对药物的取用便不仅仅取决于自身的药用价值。

　　本次会议为期两天。与会学者还将围绕“人类历史上的瘟疫流传与应对”“中西医史的书写与互见”“医学知识的塑造和传播”“医学实践的展开与回响”等议题展开专场论坛。

　　会议由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陕西师范大学医学与文明研究院主办，大韩医史学会、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药文化》编辑部、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医学史专业委员会协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