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人类面临的全球性挑战更加严峻。应对共同挑战，迈向美好未来，既需要经济科技力量，也需要文化文明力量。“南京论坛2023”日前在南京大学举行，百余位专家学者围绕“文明·科技·共同价值——亚洲的愿景”主题，共同探讨亚太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与人类文明传承的时代议题，多学科多角度探索合作新机制新方案。

　　四个“共同倡导”

　　为亚洲愿景指明方向

　　和羹之美，在于合异。3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发表主旨讲话，首次提出“全球文明倡议”。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考察时发表重要讲话，希望江苏在科技创新上取得新突破，在强链补链延链上展现新作为，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上探索新经验，在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上实现新提升。

　　江苏省人民政府党组成员赵岩表示，江苏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化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指示精神，积极推动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不断密切与亚太国家的经贸往来、科技合作和人文交流。希望“南京论坛”高点定位、高位发力，积极打造具有广泛国际影响的高端对话平台，努力成为亚太命运共同体的智库、思想库。南京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立平提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与重要讲话精神，南京将继续以科技之力助推文化名城建设，坚持实施“科教兴市”“文化强市”战略，向世界讲好发生在南京的中国故事。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球文明倡议中提出的四个‘共同倡导’为我们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破解亚太区域发展难题、助力科技进步和产业变革、共同推动人类文明永续发展指明了方向。”南京大学党委书记、中国科学院院士谭铁牛表示，文明传承和创新、科技进步和变革、价值创造和弘扬，始终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基石，始终是国际人文交流合作的核心。希望亚太地区各国有识之士、专家学者携起手来，尊重历史、直面当下、放眼未来，既传承历史文化，又融合现代文明；既追求科技进步，又倡导共同价值；既彰显民族特色，又促进和合共生。以东方智慧共同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之路，为人类现代化道路的实践探索提供新助力，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创新作出新贡献，为实现亚太永续和平繁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不懈奋斗。

　　从东亚视角发掘

　　中国古文献意蕴

　　日本早稻田大学名誉教授稻畑耕一郎基于中华典籍文化和历史地理知识阐释了“风土”“文明”等概念的内涵以及风土与文明、生活、天下之间的关系。中国“文明”一直是多元的，有魅力、有价值的，是中国“文明”能够存续至今的重要原因。

　　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张伯伟重审了“文献”和“文献学”的含义。他表示，现代人理解和使用的“文献”一词，只有“典籍”而没有“贤才”。与孔子的“文献”概念和“文献学”实践相比，今日中国学术界理解和运用的“文献学”相当狭隘。

　　会上不乏对中国古代经典文献的新阐述。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副教授程苏东以汉代《洪范》五行学为中心，研究经学在汉代的数术化过程及其原因。他表示，与“六艺”之学一样，数术具有悠久的知识传统。分析汉儒本于“六艺”整合数术的意图、方式与困境，构成汉代经学史研究的重要维度。南京大学特聘教授戴思客通过实验研究发现，《周易》《论语》和《左传》在中国学术传统里被视为单独的经文，但它们构成了一种兆周式的文本。兆周式文本指的是，无论内或外，其组织都由文王卦序形成。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苏芃则借助当前古籍数字化技术，利用“古籍智能整理平台”，初步整理了清代学者编纂的《金陵诗徵》，探索了数字人文背景下古代诗集整理的新路径。

　　亦有学者对文献、文化在东亚的传播进行了专题讨论。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戴卫红表示，20世纪初以来，大量简牍在中国陆续问世；之后，朝鲜、日本、韩国等其他亚洲国家也相继有数量不等的简牍出土。这些简牍的使用时代、内容、形制表明，在亚洲历史上曾存在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简牍时代和简牍文化圈。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教授林宗正探讨了唐代边塞诗的侠客传统，他表示，唐代边塞诗还包含了许多前所未有的题材，如荒凉而壮观的风景，以及关于外来文化的宝贵细节，包括非中国音乐和语言。这种文化和题材的多样性极大地丰富了这一流派，使唐诗在中国诗歌传统中占有独特地位。

　　还有学者从东亚文化圈视野重新审视中国古代文学，如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杜晓勤从日本古代典籍中梳理出唐日诗人的创作与交流，探讨二地汉诗创作艺术史。他提出，日本古代典籍保存了不少唐日诗人交游和创作交流的珍贵资料，为我们细化研究唐诗在东亚的传播影响史、中日文学创作交流史，提供了丰富的一手资料。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卞东波提出，近代之前的东亚汉文化圈，千余年来积累了大量用汉字书写的古代文学作品，即东亚汉文学。在东亚汉文学中有大量对唐宋古文作品拟效和评论的资料，也有对中国古代诗学专论回应的文献。东亚汉文学中的这些文献与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相关文献形成一个“文本家族”，应该从东亚汉文化圈的整体视角予以考量。

　　人工智能推动

　　传播学研究方法创新

　　人工智能对人类的文化交流、科技发展以及文明进步所产生的影响引起与会者的关注。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杰夫·汉考克对人工智能持乐观态度。他认为，对人类而言，人工智能有着巨大的潜力。应利用人工智能辅助人类工作，避免人工智能破坏人际传播中的信任机制，加强对于人工智能的监管，保证人工智能产品的可理解性。

　　而借由生成式AI，所有互联网时代出现的新技术——大数据、人工智能、5G、虚拟现实、区块链等正呈现出彼此协同与融合的趋势。北京师范大学传播创新与未来媒体实验平台主任喻国明表示，以ChatGPT为代表的通用人工智能（AGI）将成为未来社会的基础设施。AGI时代的传播新生态，需要我们换轨道、换场景、换引擎和换平台。我们要积极适应AGI时代的传播新生态、社会深度媒介化，重视生成式AI的潜力，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时代。

　　人工智能在为国际传播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挑战，如偏见和歧视、数据泄露等。对此，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钟智锦从传播学的视角提出，要进一步考虑技术赋能视角下的国际传播组织的AI技术采纳和新闻生产革新，如新闻生产流程再造，新闻从业者团队能力重塑、新闻产品创新等。要宣传国际舆论场中的技术霸权，如技术发展鸿沟、认知操控等，进一步提升公众的信息素养，开展媒介伦理与法规视角下的反技术滥用和人工智能监管研究。

　　“智能传播时代的机器行为已经超越了传播学研究范式。”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张洪忠提出，机器行为突破了传播学的研究对象，拓展了传播学的理论边界，推动了传播学的研究方法创新。机器广泛参与信息传播活动使传播生态中的主体构成更加复杂，人和机器共同构建了信息传播的主体，传播学研究开始不仅要面向“人的行为”，还要面向“机器行为”。

　　会上，与会学者还围绕“创新突破与亚洲科技进步”“亚洲古代的文化与贸易交往”“企业家精神与亚洲的经济发展”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