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我们将非问卷填答方式的社会学实地调查称之为“田野调查”，按陈向明教授在《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一书中的说法，“中国史学、社会学、人类学、考古学、民族学、民俗学等领域常用的‘文化人类学的方法’”与她在书中所探讨的“质的研究方法”“十分类似”，或者说“质的研究方法就是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以及其他相关领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样的田野调查通常会以深度访谈与观察作为调研方法，而这正是定性研究的特色。所以，它会以马克斯·韦伯的“解释社会学”作为研究的方法论进路，因为韦伯将社会学定义为“旨在对社会行动作出的解释性理解以获得对这一行动的原因、进程和结果的解释的科学”。对社会行动给出“解释性理解”就成为社会学研究的任务。

　　社会行动之所以是可以理解的，是因为行动者赋予其行动的主观意义是可以理解的。韦伯之后的现象学社会学家阿尔弗雷德·舒茨则在对韦伯上述见解的批判中，进一步发展了如何理解和解释人们赋予现象的“意义”这一问题，他将“理解”界定为意义的关联，这是因为“解释”需要被表述，故所有的理解都是对意义的理解，而反过来，所有的理解都是意义。所以，在研究者对被访人的叙述有相对准确把握的前提下，其对访谈资料的理解和解释可以大体等同于对被访人赋予访谈资料的意义的理解和解释。

　　因此，笔者认为，田野调查中的一个最核心的概念就是“意义”。正如诺曼·K. 邓津等在《定性研究：方法论基础》的导论部分对定性研究的定义所指出的那样，“定性研究……试图根据人们对现象所赋予的意义来理解和解释现象”。而意义的实质在于它“是确定的并有可供交流和共享的特征”。因为有了这一点，舒茨在现象学社会学中作为基本概念来讨论的“主体间性”（即作为个体的行动者互相之间实现沟通和交流）才有可能。基于意义理解的田野调查具有三方面特征。

　　首先，要纠正把调查和研究分开的误区——调查只是为了收集资料，调查过后对整理出来的资料所进行的分析才是研究。但是，以深度访谈与观察为收集资料主要方法的社会学的实地调查，当访谈员去面对被访人的时候，其实他（她）就已经进入了一个访谈场景，之所以说是场景，是因为它被访谈员和被访人共同赋予了意义。访谈需要通过访谈员提问与被访人答问来进行，这就必然会进入双方的意义沟通和交流这一过程，我们通常会将此称之为“双方的意义建构”，因为不管提问也好，答问也好，都是以对另一方话语的理解为前提的。

　　如果这个场景是在被访人家中，那么访谈员首先可以看到的是被访人赋予其生活环境的意义——房屋的新旧，家具和摆设的讲究程度，室内的整洁与凌乱，这都反映出被访人作为一个社会行动者其对生活的态度以及他（她）所处的社会地位乃至被访人是否想对此加以改变。另外，如果被访人事先接到要接受访谈的通知，那么他一定会对此加以准备。2004年夏天，我们曾在浙江绍兴农村访问时年78岁的姚大爷，访谈地点是在村里的老年活动室。姚大爷进门的时候，上身穿着一件灰色短袖丝绸质地的衬衫，下身穿一条灰色丝绸长裤，脚下是一双棕色的皮凉鞋。有意思的是，他身体右侧腋下还夹了个报夹，进门后就到处找可以放报纸的地方。晚上我们开访谈讨论会的时候，我就说姚大爷的这一身穿着是被他赋予了意义的，他要告诉我们的是五个字：“我不是农民。”而对他的生活史的访谈也验证了这一点。这就是访谈中需要我们观察的“身体语言”。

　　综上所述，若从意义的角度来看待以“深度访谈”为主要方法的社会学田野调查之实质，那就可以把它看作是对被访人在访谈时赋予自己的话语的意义以及被访人赋予访谈场景（包括被访人当时的衣着、神情、行动和居家环境）的意义的探究。一旦研究者明确了这一点，便可以以一种积极能动的态度和立场去实现这样的探究，从访谈当时和现场就开始这样的认知。在这个意义上，深度访谈既是搜集资料的过程，也是研究的过程。

　　其次，实现意义探究，还需要对被访人叙述的意义加以辨别。被访人的叙述确实都有意义，但却未必都有社会学的意义。访谈员和研究者的任务，就是把他们话语中有社会学意义的内容从叙述中提取出来。这就需要我们读出被访人叙述中的“言外之意”。1998年10月我们在上海青浦区访问一位姓金的青年妇女，她从一所职业学校的幼师专业毕业后到镇上担任了幼儿园老师。整个访谈就在她平淡的叙述中进行，她讲到自己的弟弟考上了同济大学；因为丈夫就业的工厂不景气，所以丈夫收入不稳定；丈夫家结婚办酒席花了多少钱她也不清楚。现在家务活夫妻两个人一起做，但由于她在镇上的幼儿园上班，所以带孩子、买菜的任务自然而然就落在她的身上，衣服也是她洗。她丈夫有时候烧烧饭。两个人一起当家，不过钱是分开来管。如果要买大件值钱的东西，就得两个人一起商量……虽然讲述平淡，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她还是有褒有贬，比如说她对丈夫家在结婚时办酒席花钱多少不了解，丈夫收入不稳定，她与丈夫在家庭经济方面实行的是AA制，通篇没有对丈夫和丈夫家庭的表扬。我们的分析是，因为“家丑不可外扬”，所以她不能在我们面前公开表示自己对夫家的不满，在这样的前提下，“没有表扬就是批评”，我们可以从她这样的叙述中看出她对夫家以及对这桩不如人意的婚姻的不满。被访人的价值观也因此得以凸显。

　　最后，意义探究要进入被访人的内心世界。1998年10月，我们在青浦区还访问了老周，老周当时虚岁48，在20世纪70年代结的婚。他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做了上门女婿，来到了青浦县城周边的一个村庄。在整个访谈中，他讲的就是自己如何能干，如何有担当。比如自1987年始做了三年生产队长之后调到村里综合治理办公室做农业干部，他每年的收入8000多元，妻子是6000元，但现在全家人的日常开支由他负责，如吃饭、水费、电费等。他两个儿子都在汽车制造厂工作。大儿子结婚的时候，连装修房子、给聘金和请客吃饭一共花了两万多块钱。现在一年的开支全家要一万多元，他们两口子挣的钱基本用光。他自述，现在住的四楼四底的房子是1987年造的，当时花了两万多元，自己钱不够，向亲戚借了6000元，分三年还清。但是恰恰是他的能干和有担当才让我们更深地体会到他上门到女家之后因“招女婿”身份遭人歧视给他带来的痛苦。他两个儿子在汽车制造厂工作，每个人的月收入都至少超过3000元，但是他还要负责全家人的日常开销，那就是在“争口气”，要活出一个让别人无话可说的样子来。所以“招女婿”的身份是他一生难以忘怀的“情结”。当我们看到这一点时，我们就看到了老周的内心世界，他的所有的不合常理的行动也就都可以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总之，以意义探究为主要特征的田野调查，资料收集和分析是同时发生的，研究的过程就是要将被访人的话语作为文本，拓展和延伸被访人话语中的社会学意义，进而提出有相当学术价值的研究问题，揭示一种为以往研究者所忽略的现象之实际意义。

　　（作者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