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各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共同缔造了绵延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和灿烂文化。有清一代，历时近300年，除满文档案和图书外，还形成了满文碑刻。无论是从形制和功用来看，还是从文字及内容来讲，都具有独特的价值。

　　石刻文献，又称“石书”，在中国历史文献中，其地位仅次于写刻本的“纸书”。在石刻中，碑刻的数量居多，不仅体现雕刻工艺、书法艺术，而且反映历史人物、事件、建筑、礼仪等方面内容。碑刻始于秦，起初并无规定格式，至汉朝开始有所规定，除碑的高度外，其构成发生变化，出现“螭首龟趺”。至隋唐时期，碑的形制更加规范，体现封建等级制度。此后,历朝历代在遵循已有规制的前提下，结合实际，对碑的形制或多或少都有新的规定，但从整体上来讲还是传承有序的，反映了中华传统文化所具有的共同性和传承性。

　　石碑由碑首、碑身和碑座构成。碑首为龙形浮雕者，称为“螭首”；无龙形浮雕者，按其外形分别称 “方首”或“圆首”。碑首下为碑身，其正面称“碑阳”，背面称 “碑阴”，侧面称 “碑侧”。碑身下有碑座，称为 “碑趺”，其长方形者称“方趺”，龟状者称“龟趺”，中间稍细者称“须弥座”。历朝历代都十分重视勒石立碑，对形状和尺寸大小都有严格规定，表明人物或事物身份等级，不得随意违规。

　　清朝是以满洲贵族为核心联合汉族、蒙古族等民族上层建立的政权，在统治制度方面，除有一定的创新举措外，主要还是沿袭以往朝代传承下来的基本制度。在思想文化方面，更是崇尚儒学，弘扬佛法，重视伦理，倡导道德，以彰显政权的继承性和正统性。

　　清入关前，从赫图阿拉进入辽沈地区后，随着满汉文化交流面的扩大，开始接受中原地区立碑记事的传统，而且用多语种文字镌刻碑文。如天聪四年（1630）辽阳满汉二体合璧《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崇德三年盛京满蒙汉藏四体合璧《莲花净土实胜寺碑》。然而，立碑之风尚未盛行，立碑范围也比较狭窄，没有出现墓碑，在形制上还无严格的规定。

　　清入关后，沿用以往朝代的做法，逐渐完善了立碑制度，等级严格，形制规范。顺治十年规定皇族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诸碑的格式，皆为龙首龟趺，但其尺寸不同，按品级加以区分。康熙十八年规定普通公、侯、伯及官员碑的格式，其中公、侯、伯、一品官员为螭首龟趺，二品官员为麒麟首龟趺，三品官员为天禄辟邪首龟趺，四品至七品官员为圆首方趺，按品级规定其尺寸大小。

　　除墓碑之外，还有其他种类的石碑。如谕令榜示、进士题名、纪事赞颂、寺庙观堂、楼阁道桥、诗词杂文等类。这些石碑的形制基本上都遵循了传统的形制，其规格取决于立碑者或撰文者的身份，身份越高者，石碑的规格就越大。此类石碑多为皇帝下令建立或以皇帝名义撰文，故称“敕建”或“御制”之碑，等级最高，采用“螭首龟趺”，尺寸也较大。

　　在中国的历史上，勒石立碑的风尚经久不衰，延续数千年，承载诸多文化信息。这跟历朝历代崇尚礼仪和纪功颂德等举措紧密相关，具有其特定的功用。

　　哀诔纪念是石碑的普通功用。目前遗存的满文碑刻内，属于此功用者数量最多，这与清朝效仿明朝鼓励建立“封赠等官墓碑”直接有关系，因而盛行建立 “诰封”和“敕封”碑之风。另外，还有一种 “谕祭”之碑。有清一代建有功绩或高品级官员去世后，皇帝特派官员致祭，宣读奉命撰写的祭文，并将祭文勒石立碑。此类石碑都立在相关人的墓前，这也符合历朝历代约定俗成的传统。

　　纪功赞颂是石碑的典型功用。清朝不仅沿袭了以往的传统，而且发挥到极致，凡遇有重大事件，皇帝都下令立碑纪功，歌功颂德。此类石碑有的立于北京国子监，有的立在相关地方的文庙或事发地点，着力宣扬功德，为其统治服务。另外，还有一种纪功碑。清入关后，借鉴以往中原王朝的传统，崇礼厚葬，树碑立传，各皇帝陵前都建功德碑。

　　榜示劝导是石碑的特殊功用。历朝历代除了通过颁布政令和著书立说劝导人们行善、奋进、禁忌外，还用立碑方式榜示劝导。雍正二年规定，“新科进士榜后，立题名碑于国学，凡以重科名也”，以期“庶士子观览丰碑，益励其自修上达之志”。此外，还有劝学和劝诫的碑刻。如顺治年间立于国子监的《晓谕生员碑》，晓示培养人才的目的，对生员提出八项要求；康熙年间立于紫禁城午门内和都察院的《台省箴碑》，劝诫六科给事中和各道监察御史秉公办事；乾隆年间立于京城校场的《谕习国语骑射碑》，强调保持“国语骑射”传统，劝导八旗子弟“学习骑射，娴熟国语”。

　　记事流传是石碑的基本功用。清入关后，以实现大一统为目标，妥加保护古迹，建造新的建筑，效仿传统做法立碑记事。顺治十六年特谕工部：“前代陵寝，神灵所栖，理应严为防护。”同时，还用满汉文镌刻，立碑于昌平的明皇陵，以期永久性保护。祭祀历代帝王的制度从唐开始，历经各朝，至明清时益加完善。嘉靖年间，在京建庙，崇祀历代帝王。清沿明制，继续祭祀的同时，分别在雍正和乾隆年间重新修缮，扩大入祀帝王的范围和数目，建立《历代帝王庙碑》《重修历代帝王庙碑》《祭历代帝王庙礼成记碑》。乾隆帝十分重视历代帝王的祭奠，明确指出 “中华统绪，不绝如线”。此类记事流传的碑刻，其数量仅次于哀诔纪念类的碑刻，立于寺庙、宫观、祠堂、楼阁、桥梁、石道等处所。碑文的体例相仿，反映了各建筑和工程的来龙去脉、修建过程及其地位和作用等情况。

　　文字的创制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标志之一，文字是语言的书写符号，具备记事和传递信息的功能，在人类社会活动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清朝是中国历史上实现大一统的朝代之一，因民族构成的多元化、语言文字的多样性，以当时使用范围比较广的汉文、满文、蒙古文、藏文、托忒文和察合台文作为国家的通用文字，视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场合、不同的对象使用，有时多语种文字还合璧使用。

　　清朝发迹于辽沈地区，入关定都北京后，以盛京作为陪都，设置专门的机构来管理，加之建有永陵、福陵和昭陵，皇帝不时东巡祭祖。河北承德建有避暑山庄和外八庙等庙宇，皇帝时常到承德避暑围猎，召见少数民族首领，举行筵宴和诵经等活动。河北遵化市和易县建有清东陵和西陵，皇帝也定时前往祭奠。在清代形成了以北京为主并以盛京和承德为副的三个政治文化中心，加之辽宁和河北建有皇家陵寝，北京、辽宁、河北就成为当时满族人口较为集中且多民族交往交流的重点区域，其遗存的满文碑刻自然多于其他地区。

　　从碑文的时间来看，入关前期的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满文碑刻最多，而入关前皇太极时期和入关后期的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六朝满文碑刻次之。这说明满文碑刻主要形成于入关后的前四朝时期，同时也反映了满汉文化交流交融的状况。随着满汉文化交流的广泛和深入，至嘉庆年间满族接受汉文化的程度达到一定水平，不少人直接使用汉语文。随着时间的推移，满语文的使用越来越少，汉语文的使用日益普遍。从时间考察满文碑刻的兴衰，与满语文的兴衰过程完全相符，从无到有，从有到兴，从兴到衰，体现了满汉文化交流交融的跨度和深度。

　　有清一代形成的满文碑刻，凡由官方建立者，无论在关外时期还是关内时期，几乎都是多语种文字合璧镌刻。这与清统治者所秉承的“同文之治”理念，以及彰显“同文之盛”的意义，都有一定的关联和影响。乾隆帝所处的时代正是清朝的全盛时期，乾隆二十四年统一新疆天山南北，实现了空前的中华大一统。不久乾隆帝命军机大臣傅恒等办理京城各处“下马碑阴面加刻唐古忒、托忒、回子字”事宜，傅恒等在原有满汉蒙三种文字基础上，逐一加刻三种文字。乾隆四十八年又颁谕：“现在永陵、福陵、昭陵所有下马木牌，俱著改用石牌，镌刻清、汉、蒙古、西番、回子五体字，以昭我国家一统同文之盛。”是年再颁谕：“盛京大清门两旁立有下马木牌，著换立石牌，兼刊清、汉、蒙古、西番、回子五体字。” 此次改立的盛京下马碑，与京城的有所不同，少了托忒字。“唐古忒”“西番”字，即指藏文；“托忒”字，即指新疆厄鲁特蒙古使用的托忒文；“回子”字，即指新疆维吾尔族使用的察合台文。从所存中国历代碑刻来看，某一个朝代形成如此多的多语种合璧碑刻，极其罕见，可谓清朝独有，表明国家一统和同文之盛。

　　满文碑刻与其他少数民族文碑刻比较，无论是数量还是种类都居首位，内容丰富，具有一定的包容性和多元性。按满文碑刻的内容，大致可分为人物、建筑、纪功和诗文等方面，各具特色。

　　人物方面。此类碑刻数量最多，主要有皇帝、王公、贝勒、贝子、大学士、尚书、侍郎、将军、都统、副都统、总督、巡抚、提督、总兵等皇室贵族及文武官员，又有西洋传教士汤若望、南怀仁等人。这些人物的碑刻，包括册封碑、诰封碑、敕封碑、谕祭碑、陵碑、墓碑、墓志等，反映人物的姓名、身世、封爵、官职及其业绩。从人物的民族身份来看，大部分是满族人。其次，还有一部分汉族人。这说明当时满汉民族随着交往交流的不断深入，在礼仪和文化上趋于认同，彼此包容，和谐相处。

　　建筑方面。此方面碑刻数量次之，包括寺庙、宫观、祠堂、教堂、宝塔、楼阁、道桥等建筑，反映该建筑和工程的地理位置、历史沿革、修缮过程、布局规模及其管理等情况。在所有建筑碑刻内，寺庙的碑刻最多，其次是祠堂的，再次是宝塔、楼阁和道桥的。另外，还有道观、天主堂、圣母堂等。此方面的碑刻，既记载该建筑的历史信息，也反映多元文化的特色。

　　纪功方面。此方面的碑刻再次之，包括《萨尔浒山战事碑》《平定青海告成太学碑》《平定金川告成太学碑》《平定金川勒铭美诺之碑》《平定两金川告成太学碑》《平定准噶尔告成太学碑》《平定朔漠告成太学碑》《平定准噶尔勒铭伊犁碑》《平定准噶尔后勒铭伊犁碑》《平定回部告成太学碑》《平定回部勒铭伊西洱库尔淖儿之碑》《优恤土尔扈特部众碑》《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等，集中反映各重大战事和事件的始末及其意义。

　　诗文方面。此方面的碑刻数量又次之，主要有《巴海御赐诗》《京县郊南亲劳军诗》《木兰秋狝入崖口诗》《祭北镇医巫闾山诗》《昭庙瞻礼诗》《安远庙瞻礼诗》《淀神祠瞻礼诗》《万佛楼瞻礼诗》《玉泉山天下第一泉记》《木兰记》《白塔山总记》《皇都篇》《帝都篇》《喇嘛说》《三老五更说》等。这方面碑文绝大部分由乾隆帝撰写，这既可体现乾隆帝写诗论说的喜好，又能反映乾隆帝对古迹保护、犒劳功绩、引导教育、佛教理论、寺庙瞻礼、山水风景等方面理念。

　　总之，在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满文碑刻具有独特价值。首先，清代勒石立碑的规制，与以往历朝历代紧密相关，在形制和功用方面，可谓传承有序，一脉相承，有助于中华传统文明的赓续和发扬。其次，清朝作为实现空前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推广使用多语种文字，倡导同文之治，彰显同文之盛，有利于巩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中华民族文化的繁荣。最后，满文碑刻是各民族文化交流交融的历史产物，同时也是各民族相互交流交融的历史物证，既有十分重要的凭证作用，也有十分珍贵的研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