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教育是一项关乎民生的重大事业，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伟大工具。马克思把教育视为人的“真正利益”，恩格斯则把“实行普遍教育”作为“每个人都无可争辩地有权全面发展自己的才能”的重要前提。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要不断促进教育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以教育公平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局部执政的具体实践。面对国民党的长期封锁和战争的影响，加以频繁的天灾，边区群众迫切需要改变经济现状，所以对文化教育要求并不十分强烈。但是，文化教育上存在的封建残余，导致文盲与半文盲占比极大，封建迷信思想影响深远，知识分子成长极其缓慢，而这些都成为边区经济和政治生活发展的阻碍。因此，扫清文化教育上的封建势力，加紧新民主主义的文教建设，成为当务之急。1937年群众文化教育委员会起草的《关于群众的文化教育建设草案》中指出，党要在陕甘宁特区建立抗日模范，主要工作之一就是把广大群众从文盲中解放出来，普遍地进行普及教育，使每个特区人民都有受教育的机会。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开展的轰轰烈烈的教育活动对根据地文化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是识字运动，对扫除文盲、实现全面教育发挥了极其重要作用。

　　一、开展识字运动的背景

　　毛泽东同志指出，教育曾是“贵族和资本家的专利”，在教育权利上的不公正，导致一般平民的“愚智”。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认为，统治阶级借助学校教育强化和巩固了自己拥有的社会资源，通过文化教育传递了社会阶层不平等，打上了深深的阶级烙印。在封建社会，“等级”“门第”制度森严，只有掌握权力的阶级或者等级才有学习的机会，对于贫苦大众而言，受教育的渴望是奢侈的。同时，拥有权力的阶级也害怕人民群众通过学习寻求到思想和意识上的进步，做出推翻他们统治的举动，因此严格限制他们接受教育。

　　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占统治阶级的旧文化同样具有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这样的文化对内推崇复古尊孔、颂扬独裁专制、提倡迷信愚昧，对外投降妥协、缺乏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而在当时的中国，占统治阶级的旧文化还占有很大优势，如果不给它们以痛击，就会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

　　根据地新民主主义政治的实现，让群众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渴求日益强烈。中国共产党深刻感受到边区群众深受不识字的痛苦和对文化知识的渴望，只有实现教育的全覆盖，才能让群众发挥更大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投身于根据地的政治建设和经济建设中。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识字运动正是为了通过识字教育的普及，让群众为自己争取更大的权益，为人民当家作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识字运动教育公平的实践路径

　　中国共产党根据陕甘宁边区的实际情况，并能从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制定的教育政策充分体现了科学性和进步性，为构建新民主主义文化体系进行了丰富的实践。

　　1. 坚持教育与劳动结合的教育宗旨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对陕甘宁边区整体教育的研究发现，文化教育落后的原因，除了过去腐败的统治所遗留的文化遗产太少、旧风俗太深外，还由于旧制度对文化的轻视以及群众的惧怕心理，群众担心读书后成为“公家儿”，使得家中缺乏劳动力影响生产，而不想学习识字。为了解除群众的困惑，解决教育和生产之间的冲突，中国共产党决定开展教育与劳动相结合的灵活教育方式引导群众识字。

　　马克思强调教育与劳动相结合，其根本目的是要通过教育，帮助劳动者提高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使劳动者正确认识自我，在生产实践中展现自己能力，能够按照自己意愿劳动和生活，以此期望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开展的识字运动，是真正为了帮助人民群众实现全面发展、成为自由的个体。

　　识字运动相较于旧中国时期的教育，展现了与中国现实紧密联系、与大多数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相结合的特性，具有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强大优势。人民教育家俞庆棠指出，“现阶段的教育，应该要把握着现实的要求，要将现社会的生产组织，所加于受教育者的桎梏解除，使教育与大多数民众的实际生活联系起来。”由于地理环境和粗放农业影响，不便于进行集中教学，教员、劳动模范、农民积极分子都走进田间地头和生产一线，将识字与生活生产紧密结合，最大限度地满足了群众的学习需求。1944年9月24日《解放日报》第四版刊载的文章《没有课堂的学校》中写道，“歇凉的树阴底下‘画’满了字，放养的塬畔‘画’满了字，碾麦场的边边上‘画’满了字”。人们见面打招呼都是“你家认了几个？”，形成良好的识字氛围。灵活的教学地点和内容不仅消除了群众的顾虑，更充分调动了群众学习的积极性，并在不断学习中增强了公平、平等意识。

　　2. 坚持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同步发展的教育方向

　　学校教育是推动教育公平的主要力量。通过系统化的、有序的学校教育，充分保障了青少年受教育的权利。在教育相对落后的边区，学校主要集中在较大的村子，相对较小的村子自身不设立学校，学校会设立在这几个村子的中间，便于学生上学。在这些学校，基本上都实施免费教育，学生入学不需要交学杂费，教育经费在边区政府支出中占到七分之一，足以见得对学校教育的重视。适龄儿童不仅自己可以上学，还可以将自己习得的文字教给家里人，“小先生制”也在这样的背景下得到普遍应用。

　　社会教育是直接面对社会大众的教育，较之学校教育更具有现实性与战斗性。1941年5月29日所发的《陕甘宁边区教育厅指示信》中指出，对社会教育关心不够，以后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应一样看重起来。“二者并非离立，而是密切联系，互相关连的；学校教育需要社会教育的帮助……社会教育需要学校教育的推动。”教育整体规划更加具有全局性。一方面，解决了由于经济原因无力办民教机关的困难，也让教员和“小先生”担负起了社会教育的责任；另一方面，社会教育能充分满足不脱离生产的成年和青年的识字需求，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协同发展、共同为普及教育贡献力量。

　　社会教育采用了很多灵活的组织形式，比如识字组、识字班、夜校、半日校、冬学、民众教育馆等。这些教育方式都是为了方便群众学习而灵活组织的，满足了群众在不耽误生产的前提下也可以积极参与学习。

　　在教员方面，仅依靠知识分子作为教员，在文化落后的边区是远远不够的，边区政府动员英雄、楷模、进步乡绅成为教员，通过他们的带头作用鼓励和号召群众学习。通过识字组、读报组等组织学会了一些字的群众开始带动家里人、邻居习字。看到他们上了报、成了学习的榜样，大家也便一一照仿，都争先恐后地学起来。从家庭到邻里再到整个村子，边区正是通过这种看似原始但最有效的方式，让群众们都融入到文化教育的浪潮中，人人都能受教育的平等观念也进一步传播。

　　3. 坚持尊重和满足群众的教育需求

　　延安时期开展的文化教育工作，包括文字教育、政治教育和娱乐，都是建立在群众的适用和兴趣上。以识字教本为例，为了更好地制定适合群众学习的教材，边区教育厅组织专人进行调研并多方征求意见，从众多字中选择出群众最急需的字，以内容为主分成自然、动物、植物、心理、生理、食、衣、住、用、生产、家族、社会、军事、政治、文化等十五类编写进入教材，充分满足了群众的生活和生存需求；同时也充分考虑到以成年、青年、农民以及儿童为对象的需求。当时韵文教本成为非常受欢迎的教本，读者可以利用在校的短促的时间多读一些，其余就可以在教员不在校、不能集中学习的时候进行自学。韵文教本朗朗上口，“有认不得的，根据自己背熟的口歌一念，就认得了”，它也可以作为字典，因为已经背熟了，遇到写不出来的字，一翻查也就找到了。这种教本既解决了找不到教员教的困难，又节省了在校的时间，对于群众认字是极为有利的。

　　在整个学习过程中，群众都是自愿学习并加以组织，尤其是社会教育这一部分，把整个组织交给群众自己管理，所有工作的进行和推动都是由群众自己决定，使得识字教育成为群众自己的事情。群众在此过程中充分感受到了自由和尊重，因此学习的积极性更高。识字运动不仅培养了群众自治能力，而且增强了群众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由于教员和经费有限，教学中形成了互助的、自学的精神，即使学生离开了识字组、夜校、冬学等，后续也能自学上进。通过“即知即传人”的方法，群众形成了学习的自发性，参加一切抗战工作的自觉性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深入和扩展。

　　4. 坚持多样性和具体化的教育动员

　　边区政府除了在文化教育的课程、教员、组织、经费等方面非常重视外，也高度重视其宣传工作。通过口号、黑板报、墙报、报纸、唱歌、戏剧、秧歌等多种方式宣传识字的重要性，取得了较好的宣传效果。1944年4月3日《解放日报》刊登的《杨家岭的墙报》中就谈到，生产训练班的生产人员为了让自己的文章上“墙报”争相学习，而且采用互相帮助的办法：识字多的帮助识字少的；识字不多的，则帮助不识字的。大家都格外努力，学习兴趣高涨。通过这些宣传，边区群众不仅识到字，还在宣传中了解到很多有关生产、卫生、科技方面的知识。从中获益的群众的学习积极性就更高了。

　　除了宣传方式的多样性外，边区政府在宣传材料上也非常讲究，对宣传材料有很多具体要求。要根据当地群众生活习惯，用群众自己的经验和典型事例来说明识字的重要性；要全面了解群众心理与习惯，从群众最熟悉的生活方面说起，多运用口头的个别谈话的方式与群众进行交流，避免引起群众的反感。在不断探索中，边区政府形成了具有感染力、富有人情味、拥有说服力的宣传体系，激发了群众的学习热情，传播了进步的思想，推动了边区的社会发展。

　　5.实施干部教育、妇女教育的专项教育

　　提高干部的文化水平，被认为是“党的宣传教育工作上的重要任务，亦是改进我们工作选题的最重要的环节之一”。延安时期，党内存在许多文化水平较低的干部，他们中有的甚至不能自由阅读书籍和报纸，这直接影响了他们政治理论水平的提高。意识到干部教育的重要性后，边区也开展了许多提高干部文化教育工作。在学习内容上，不仅仅是消灭文盲和简单的识字，还包括阅读写作、自然科学常识和史地常识。在学习方式上，除了上干部学校的文化补习班外，还要在高级领导机关所在地的业余的文化补习学校或夜校进行学习。在师资方面，由知识分子专任、在职的知识分子兼任，必要时由当地中小学教员专门担任。通过一系列举措，干部教育取得明显成效，不仅文化水平提高，思想认识也更加深刻，尤其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知和理解能力提升，领导水平和能力、服务群众的意识增强。

　　在封建社会，由于深受“女子无才便是德”旧思想的影响，女子教育基本上是没有的。辛亥革命以后提出了女子教育，但那时只有旧地主的女儿和新官僚地主的女儿能接受教育，但她们所受的教育都不是出于自愿，要么是被官府强迫，要么是为了家族，“特权阶级的教育，与妇女没有任何关系”。延安时期，在边区女子享有和男子一样上学受教育的机会，冬学运动也鼓励妇女积极参加，实行的小女先生制在“妈妈、嫂嫂和姐妹”中深受欢迎，半日班、夜学、识字组里也经常活跃着女子的身影，妇女教育在边区突飞猛进地发展。边区妇女教育的发展和成果真正地实现了文化教育的大众化，男女受同等教育，妇女解放成为现实。

　　三、识字运动教育公平的价值旨趣

　　（一）提升社会改造的能力

　　有学者认为，教育能激发出人的本质力量，让人能够更好地发挥感官功能和运动功能，让人所具有的天然本质和能力得到更好的提升和利用，进而以社会实践的方式达到改造社会环境的结果。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展的识字运动，教会了边区群众认识和书写文字。伴随识字量的增加，边区群众接受新思想的能力也普遍提升。他们借助教育和文化，对自身和社会环境有了更深刻的认知，将进步的、科学的文化知识逐步应用于生产劳动中，促进了边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

　　（二）推动社会公平的实现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在社会公平中不可或缺。教育公平的实现，能够推动社会的和谐稳定，一定程度上也能推动社会民主的实现。在识字运动这一边区群众广泛参与的教育活动中，从儿童到成年，从妇女到男子，从群众到干部，只要想学文化的人，都能享有受教育的权利，真正地、彻底地实现了文化教育的大众化和平等性。通过学习，边区群众文化水平提高了，参与社会事务的愿望也更加强烈，进而推动了社会民主政治的完善和发展。

　　（三）加强群众的凝聚力

　　边区群众通过参加识字组、夜校、俱乐部、读报组、半日班、冬学等组织，虽没有学校教育的规范性，但在这里，群众的集体意识与行动纪律化，使得群众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而这种联结更增强了群众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在救亡图存的关键时刻都能挺身而出，为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解放贡献了力量。

　　结语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提出了“全面教育”的概念。他们认为，只有使每个社会成员都获得全面教育，以此来促进全体社会成员个人智力、体力和能力的提升，使每个社会成员能够自由发挥个性、实现个人价值，这样才能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识字运动让每一个边区群众在获得尊重中实现了个人价值，认识了人在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既推动了个人的发展，更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回顾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展的识字运动丰富实践，对于我国建成现代化教育强国和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具有重大的理论指导与实践参考意义。

　　（作者单位：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技术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