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任务。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可以说，增强中国乡村的内生发展动力，探索中国特色的乡村内生发展模式，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任务。在国家宏观政策的导向下，如何实现乡村内生式发展，不仅在学术界得到了大量探讨，更是在实践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和关注。当前，内生发展动力不足、内生组织建设缺乏、内生发展能力薄弱等问题仍然存在，如何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促进农民成为乡村振兴的主力军，激发乡村内生发展活力，成为乡村振兴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推进中国乡村发展的实践过程中，造血型的“内生取向”与依靠外部条件的“外生取向”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张力。“外生发展模式”由“自上而下”的外部路径推动乡村发展。“内生发展模式”则由“自下而上”的村庄内主体行动推动乡村发展。然而，片面强调乡村发展外部因素的结构决定论难以实现乡村的可持续性发展，而单纯依赖本土因素的能动决定论又加剧了乡村社区与外界之间的裂痕。

　　内外发展因素的复杂关系激发了对乡村发展模式的新一轮反思，由此一种超越“外生—内生”二元论取向的发展探索应运而生。不同于传统外生发展理论和内生发展理论分别对外部力量和本土力量的单一强调，这种新的发展模式探索强调在整合乡村社区内部资源的基础之上，根据乡村社区发展的实际需要链接整合外部资源，构建上下联动、内外共生的乡村发展路径，实现乡村内生力量与外生力量的有机平衡，进而完成从“地方理想”到“超地方行动”的乡村发展实践转变。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当前阶段，单一力量主导的发展路径很难符合当前中国乡村发展的实际，也难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这迫使我们探寻更契合中国乡村现代化道路的选择。很多乡村虽面临着内生发展的困境，但其丰富的地方资源却又为内生发展实践提供了广阔空间。新的内生发展模式更重视乡村社区的内部资源和本土文化，强调将乡村文明、民主协商、社区自治、增力赋能、整全发展等理念引入乡村社区，推进村民主体发展和集体行动，搭建内外融合共生的可持续化发展道路，为乡村实践提供了一套参考框架，有助于解决中国乡村深层次的发展动能问题。

　　从外在表征看，中国特色的乡村内生发展模式表现为三方面特征：一是本土资源和外部资源的联动，动员地方居民参与社区发展实践，促进乡村社区共同体成员以及社区和社会各个要素之间的交流协作，实现内生动力与外部力量的联结。二是作为行动主体的农民与作为基本空间场域的社区单元相结合，实现行动、需求、目标、资源等的结合统一。三是村庄社区发展和个人发展的统一，即以先进个体发展带动村庄整体发展，以村庄发展带动居民共同富裕。

　　从实践内涵层面看，中国特色的乡村内生发展模式呈现出五个方面特点：一是理念层面探索内生发展的丰富意涵，把“能力本位”和“社区为本”作为新的内生发展模式探索的价值意蕴。“能力本位”强调从外部帮扶到内生发展的历时性转变，“社区为本”强调以地方社区为基本单元，以社区居民为行动主体，以社区资本为发展基础。二是多维度推进社区化的主体赋能，社区居民赋能关注个人效能感、控制感和主体性的提升；组织赋能强调以组织为媒介搭建社会关系网络，激活社区社会资本，发挥组织资源的正向功能；社区整体赋能强调通过改善社区结构和制度环境以达到社区公平，为个人和社区发展构建支持性的社会环境。三是资源层面推动跨地域的资源流动，在考察个人资产、组织资产、部门资产以及自然资源等社区已有资产的基础上，挖掘社区本土资源优势；打破资源开发的时空壁垒，根据乡村社区发展的实际需要联结外部资源，实现社区资源的跨地域流动。四是行动层面强化多向度的关系实践，强调重建“本土—外部”“内生—外生”“社区—个人”“主观—客观”“行动—结构”等多重关系，实现本土资源与外部资源的整合、内生与外生力量的联结、社区发展与个人发展的统一、主观能动与客观现实的结合、行动主体与结构力量的互嵌。五是结构层面构建高韧性的治理体系，强调乡村振兴过程中治理体系的灵活性、适应性和功能连续性。

　　上述乡村内生发展模式的探索，还需要在乡村整体性变迁与乡村发展中不断得到实践检验，也需要在理论上不断总结和完善。乡村发展是多要素、多层次、多功能和多过程的复合系统，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需要考虑乡村社区内外部的多元主体以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多个维度，将多层面的内生发展策略相互嵌套，以形成合力，按照县域、乡镇、村居三大层级，分门别类、因地制宜地推进乡村振兴事业。

　　（作者系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