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维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不仅要实现高质量发展，还要在此过程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因此，怎样的区域经济布局可以兼顾效率提升与平衡发展，成为一个亟待回答的关键问题。

　　正确认识区域平衡发展的科学内涵

　　已有研究对于如何统一生产效率提升与区域平衡发展，存在两种代表性观点。第一种观点强调区域经济总量和人均量的绝对平衡，即倡导各个区域之间都应实现经济总量和人均量的双重平衡。第二种观点则倡导经济与人口的空间集聚，在经济总量空间不平衡的基础上实现人均量的平衡。找到兼顾效率与平衡的区域发展路径，就需要首先理解生产的空间格局及其演化机制。

　　空间政治经济学认为，空间是物质的重要属性。由于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需要在特定空间内进行，因此商品的使用价值就具有了空间的维度。这种空间维度的物质属性会影响资本的投资成本，也会影响生产者所能获得的利润。市场经济条件下，追逐利润的动机会引导生产要素进行空间迁移，进而塑造生产的空间格局。资本会向竞争中可能占据优势的区位进行迁移来获取更多的超额利润，这就推动了生产的空间集聚。如果某一区位无法容纳更多的竞争者迁移至此，那么这种区位优势所带来的超额利润通常转化为土地所有者的租金。此时，特定空间的土地成本上升且超额利润消失，甚至由于竞争加剧导致平均利润率下降，使得空间迁移的趋势发生逆转。因此，在市场机制作用下，生产的空间格局天然具有空间的动态非平衡性。这意味着特定时期的生产空间格局总是表现出空间集聚与空间总量不平衡的特征。所以，空间政治经济学倾向于以承认空间总量不平衡为前提，着重关注空间人均量的平衡性。如果政府试图强行推动各区域间实现经济总量的绝对平衡，将与市场经济条件下要素迁移与产业集聚的逻辑相悖，进而对资本的循环周转以及社会再生产带来负面影响，最终降低全社会的生产效率和平均利润水平。

　　以生产的空间集聚促进效率提升

　　生产的空间集聚通过资本、人口以及产业在区域之间的迁移来实现，对于社会再生产过程具有双重影响，在促进生产效率提升的同时也会引致价值损失风险。

　　一方面，生产的空间集聚无疑会提升要素与产业迁入地的生产效率。对于单一生产部门来说，生产的空间集聚可以通过规模经济与技术扩散两种效应促进生产效率提升。从规模经济的角度来看，完成生产的空间集聚后，由生产主体所购置的固定资产及其成本将被更大的生产规模摊薄，同时内嵌于特定区位建成环境的各种基础设施成本也被更多的生产主体分摊。从技术扩散的角度来看，如果相对高效的个别生产技术在特定区域内逐渐溢出、扩散和普及，就有助于提升该区域的平均生产效率，进而降低此类产品在该区域的价值水平。在其他区域生产效率没有显著提高的情况下，形成生产集聚的区域价值将低于全国价值，从而使该区域的生产主体获得更多超额利润。对于多生产部门来说，生产的空间集聚可以将单一部门生产空间集聚所带来的效果放大并扩散至其他部门，有利于提升全社会生产效率。此外，生产的空间集聚也会带动劳动力的空间集聚，从而拉近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物理距离，有利于节约运输成本，缩短资本的循环周期。

　　另一方面，生产的空间集聚也会给产业与人口迁出地带来价值损失。由于不同形态和类型的生产要素的机动性不同，其空间迁移难度存在差异。一般而言，货币资本的迁移可以通过银行体系完成，因而最为容易。作为原材料、中间产品的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的空间迁移与交通运输网络密切相关，运输速度越快、运输成本越低，其空间迁移也就越便利。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不可或缺，而劳动力的持续投入生产又以实现自身及其家庭的再生产为前提，因此除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消费外，如果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同劳动力再生产密切相关的问题在异地较为容易解决，也将显著提升劳动力迁移的机动性。对于企业而言，基于特定区位购置并安装的机器设备以及兴建的厂房等固定资产更加难以迁移，价值损失风险也自然更高。而为营造特定区位的空间建成环境，地方政府投资建设的“硬性”基础设施几乎完全无法实现空间迁移，必然面临着最大的价值损失风险，并往往表现为金融债务风险。如果在城市规模扩张的同时出现空间经济密度或人口密度显著降低现象，则意味潜在价值损失风险的提升。可见，通过生产的空间集聚促进效率提升，只要降低劳动力迁移成本就很容易实现产业与人口的同步集聚，进而提高人均量层面的空间平衡程度。此时最应关注的问题，是如何降低各种要素与产业的空间迁移给迁出地带来的价值损失风险，特别是要避免区域局部的价值损失风险升级为系统性的金融债务风险。

　　提高区域发展的效率性与平衡性

　　基于上述空间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思路，笔者认为，可采取以下措施，切实提高中国区域发展的效率性与平衡性。

　　第一，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以制造业生产的空间集聚促进生产效率的提升。由于制造业通常具有规模经济的特点，促进制造业生产的空间集聚有利于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推动资本和产业的进一步集聚。制造业不仅可以直接提供就业机会，其效率提升与规模扩大也能带动非生产部门发展并间接吸纳更多就业，进而促进人口的空间集聚，有利于在经济总量空间不平衡的基础上实现人均量的平衡。

　　第二，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破除要素和产业迁移的制度障碍及市场壁垒，切实降低迁移成本，提升生产的空间配置效率。进一步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打造全国统一的要素和资源市场，特别是健全城乡统一的土地和劳动力市场。一方面，统筹增量建设用地与存量建设用地，实行统一规划，强化统一管理。另一方面，健全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体系，促进劳动力、人才跨地区顺畅流动。进一步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探索保障性住房“先租后售”等模式，降低农村居民进城落户的门槛和城市居民异地迁移的居住成本。此外，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优化商贸流通基础设施布局，降低全社会的物流成本，同时统一市场监管规则与执法，营造更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

　　第三，合理部署基础设施建设，防范价值损失风险。加大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力度，虽然可在短期内拉动本地经济增长，但存在着利用率降低进而发生价值损失的长期风险。随着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应谨防空间建成环境的价值损失与债务风险。各地区的基础设施规划和建设规模应与对应经济及人口规模大体适应。同时，要稳妥有序推进城市更新，加强存量资源统筹、盘活与利用。即使要通过改善基础设施吸引产业与人口迁入，也可优先考虑提升医疗、教育、养老等“软性”基础设施的供给数量与质量，通过提升其机动性有效降低价值损失风险。

　　第四，进一步优化央地财政关系，加强中央政府对各区域的财政统筹能力。由于地方政府总有扩张所辖地区基础设施的动机，中央政府应更为审慎地统筹管理各地区的“硬性”基础设施建设立项，防止部分城市过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同时，由于资本和产业的空间集聚会拉大不同地区政府财政收入的差距，也需加强中央政府的财政统筹能力，根据国土空间的功能布局以及空间集聚情况，实施更大程度的区域间转移支付，推动实现空间人均量平衡。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劳动力要素市场化配置中的效率增进与协同推进共同富裕路径研究”（22&ZD055）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