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里奇奥·马里内利受访者\供图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我们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在国际学界，中国的共同富裕理念正引发越来越多的关注。共同富裕的英译为“common prosperity”，而“prosperity”（繁荣）是典型的全球性话语，因此，国际上研究“繁荣”的学者尤为关注中国的共同富裕议题。围绕中国的共同富裕理念及其世界意义，本报记者采访了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全球繁荣研究所荣誉教授毛里奇奥·马里内利（Maurizio Marinelli）。

　　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过程中确立了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从社会主义本质的角度将中国共产党的共同富裕思想提升到新的高度，指出“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

　　马里内利认为，共同富裕这一提法可追溯至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消灭“三大差别”中的城乡差别，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该决议于1953年12月通过，其中首次提出“共同富裕”，并将其作为社会主义改造的目标，即“使农民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

　　马里内利注意到，2021年8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强调“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说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马里内利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同富裕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指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在推动共同富裕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更加注重向农村、基层、欠发达地区倾斜，向困难群众倾斜”。马里内利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论断，强调了重新平衡贫富差距，不仅是‘做大蛋糕’，更是要让中国更多的人吃上蛋糕，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习近平总书记用‘橄榄型’分配结构来描述这一宏大的共同富裕计划，目的就是不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同时缩小贫困与富裕群体差距”。

　　广阔的视野和纲领性战略

　　在马里内利看来，实现共同富裕的理想需要非常广阔的视野和纲领性的战略。马里内利认为，共同富裕在国家层面有三重意义：首先，它是应对贫富差距的必要举措；其次，它是以收入再分配为目标的宏伟计划，需要新的国内经济政策，如再分配性财政政策、劳动与产品市场政策等；最后，它是实现国家社会经济繁荣的新路径。在理论上，它可以成为国际经济学界反思对话的一部分，也可帮助学界寻求与以往基于福利经济学、循环经济学、再生经济学等理论制定增长战略的不同方案。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强调社会经济转型的速度与规模，新时代以来，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在这个意义上，研究中国在不同发展阶段对福祉（wellbeing）的认知非常有意义。

　　马里内利引用中国学者肖有智等人2022年的研究，阐述了研究福祉认知差异的必要性。该研究运用2010—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分析了城市与乡村、公共部门与营利性部门、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对福祉感受的影响。该研究认为，有必要考虑对福祉的主观认知（如满足感和幸福感程度）与福祉的客观特征，即多方面的物质条件，如住房状况、社会保障、公共基础设施等。研究发现，中国的城市居民比农村居民享受更多的“客观”福祉，但是其主观幸福感却较农村居民低。基于此，研究人员提出了提高城乡居民生活品质的建议，即为农村居民提供更多的“客观”福祉，如住房、社会保障和基础设施等，而为城市居民提供更多的“主观”福祉，如减少社会压力、提高社会公正等。马里内利认为，基于一系列的研究和实践，共同富裕可以通过缩小居民收入差距、解决地区经济结构性与系统性矛盾、提升全体人民的福利水平得以实现。

　　重新定义全球繁荣

　　在马里内利看来，“prosperity”除了“繁荣”之外还有诸多译法，如昌盛、丰富、顺利、兴隆、发迹、顺遂、丰裕、顺当等。中国政府文件里用得最多的是繁荣，尤其是在论述经济的情况下，经济繁荣被视为社会发展的前提条件。马里内利还提到，实现繁荣的关键是找到经济财富与社会福利之间的平衡，最终提高人们的生活品质，其中包括物质条件、身心健康、个人品德等。他认为，强调社会价值和生态意识是重新定义“繁荣”的关键要素。作为全球性话语，繁荣可以追溯至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马里内利指出，当前有关“繁荣”的研究强调环境可持续性，并借鉴去殖民与后发展理论。这些研究虽然合理，但大体上还是根植于西方理念，而西方理念并不能反映全球人口状况，也不能反映全球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态挑战之间的相互关联性。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地缘政治和战略格局演变的重要力量。

　　马里内利表示，由于中国在全球地缘政治与经济领域的崛起，理解中国的繁荣理念与路径非常重要。这需要深入分析中国经济与社会价值体系之间的相互关系，并考虑到它的特殊历史节点与哲学文化背景。而且，鉴于如今的全球性挑战愈发严峻，以及世界经济与地缘政治安全的脆弱性，中国实现繁荣的路径对全球繁荣来说至关重要。

　　马里内利认为：“通过对全球繁荣的研究，我们意识到繁荣面临的一个主要挑战是政策—政治意象与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想象之间的可能脱钩。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论断就是对全球性挑战的呼应。五年后，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共同富裕已被纳入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即‘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如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重新定义繁荣，更要打破过去的发展模式，以应对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方面长期存在的挑战。中国也越来越意识到需要转变资源开发与投资模式，把经济重心从基础设施建设转向科技创新，应用新技术提高生产率与能源效率，同时努力缩小地区差异、城乡差距与社会群体间的收入不平等”。

　　马里内利告诉记者：“当今中国的繁荣问题或许是如何在财富再分配与社会福祉提升之间找到平衡点。找到这个平衡点，需要不断精进的治国理政艺术，关注政治与政策层面，为人口等结构性问题提供合理解决方案。此外，共同富裕的理念可以为以社区为核心的新繁荣模式找到一个更可行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