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承担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使命。”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可以给人类带来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智慧。如何在继承和发扬中国优良治史传统的基础上，提高历史研究的整体水平，成为史学工作者必须要思考和回答的问题。从时代、人民和史料三个维度审视历史研究，是新时代构建历史学知识体系的重要路径。

　　聚焦“时代”：提炼历史议题

　　历史研究是一门以过去为研究对象的学问，大凡过往的人物、事件、制度、现象等，均是史家观察的对象。历史学从来都不是纯粹的封闭在书斋中的学问，而是具有强烈的社会参与意识。法国年鉴学派大师马克·布洛赫说：“史学家必须与全部生活之源泉——现在保持不断的接触。”“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式的象牙塔中的学问，脱离了现实、脱离了时代。历史研究不是虚悬在理论真空中的发思古之幽情，而是需要在聚焦时代中发现问题、连接古今，从而体现出历史研究的社会价值。

　　真正有价值的历史问题都来自时代的追问。马克思说，问题是时代的声音。过去的什么事可以变成学者研究的议题？什么样的过去才是有价值的研究对象？什么样的问题吸引着历史学家去寻找？答案就在时代的焦虑与追问中。不是过去发生的任何事情都值得我们耗费精力去研究，只有那些真正触动时代脉搏的“大问题”，才能成为历史研究的焦点。新时代的历史研究，将过去作为研究对象并没有改变，改变的是史家要将目光和思考聚焦到时代变动之中。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说：“每个时代都要书写它自己的历史。不是因为早先的历史书写得不对，而是因为每个时代都会面对新的问题，产生新的疑问，探求新的答案。这在变化节奏呈指数级增长的今天是不言自明的，因此我们需要一部提出新的疑问并给出新的答案的新历史。”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新时代的历史研究要把握时代脉搏，关注和思考时代问题。

　　历史以时代需要的模样呈现出来。“述往事，思来者。”若没有对秦汉历史巨变的深思和对汉武帝时代问题的忧心，司马迁就不会创作出《史记》这一史家之绝唱。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撰述内容，这部没有涉及宋代史事的著作，处处渗透着对宋代王朝治理和兴衰的深度关怀。抗战时期，毛泽东与黄炎培关于“历史周期率”的讨论，同样源自现实关怀。这就是时代之问，这样的时代之问正是需要史家予以深思的历史之问。有担当的史家始终将观察的目光紧盯现实，敏锐地感受和捕捉着时代变迁的信息，将思考深深扎根在时代的土壤之中。新时代的历史研究需要我们聚焦那些关乎国家命运的大问题。政权兴衰变迁、国家治理得失等，必然成为历史研究的重要议题。

　　聚焦时代的历史研究，需要回答中华文明的源头性问题，进而揭示中华文明发展中积淀下来的宝贵经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同中华文明特质和形态等重大问题研究紧密结合起来，深入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起源所昭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路向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质和发展形态，阐明中国道路的深厚文化底蕴。“出乎史，入乎道！”此之谓也。

　　聚焦时代的历史研究，要从过去总结出独具中国特色的精神遗产。“历史虽然是过去发生的事情，但总会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出现在当今人们的生活之中。”立足中国大地，讲好中华文明故事，要讲清楚中国是什么样的文明和什么样的国家，讲清楚中国人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展现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和人文底蕴。因此，我们要对传统文化进行科学分析，对有益的东西、好的东西予以继承和发扬，对负面的、不好的东西加以抵制和克服，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历史研究是以思考过去的学术方式来参与和改造现实的，史学工作者在“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中将大有作为。

　　聚焦“人民”：突出历史中心

　　关于人民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这一论断准确地回答了历史研究“为了谁”这一根本性、原则性的问题。聚焦人民的历史研究，为繁荣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的历史学指明了方向。

　　历史研究中聚焦人民，首先是一个立场问题。“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和真正的英雄。历史研究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核心是要解决好为什么人的问题。包括历史研究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要有所作为，就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要坚持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树立为人民做学问的理想，尊重人民主体地位，聚焦人民实践创造，自觉把个人学术追求同国家和民族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努力得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研究成果。人民立场，既是历史研究的起点，也是历史研究的旨归。新时代历史研究最鲜明的特色，就是坚持人民立场。

　　历史研究中聚焦人民，要突出人民在历史研究中的中心地位，进而改变我们观察历史的视角。在中国传统时代的历史编纂和认识中，神学史观、王朝史观、英雄史观等视角下，历史成为帝王将相的家谱，“知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个人而不知有群体”，历史研究的内容和范围囿于有限的特定人群。实际上，在纷繁复杂和包罗万象的研究内容中，“人”是历史学基本要素中的核心，揭示“人”的历史作用、生命历程和情感体验，是史学研究的重要任务。马克·布洛赫就称，“历史学的对象本质上是人。更准确地说，复数的人。单数容易导致抽象化的理解，复数是表达相对性的语法形态，它更适合于关于多样性的科学……历史学试图把握的正是芸芸众生。谁要是做不到这一点，那他顶多只能算个摆弄学识的粗工”。此处所言的“复数的人”和“芸芸众生”，就是历史研究中最重要的对象。然而，长期以来，人民群众和普罗大众淡出了学者的视野，以致学术界提出“历史学家为什么忘记了‘人’”的反思。这就要求我们将研究的焦点转向历史演进中的民众，将观察历史的眼光从精英和上层视角转变为大众和基层视角。人民视角下的历史，呈现出不同于既往的新视野。人民视角下，将人民大众的日常生活、生老病死、生命体验、集体意识等纳入研究的范围，在讲好“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中，体味到历史研究的“温度”和“人情味”。近些年来，受到学者关注的社会史、生活史、基层史、大众史、微观史、心态史、情感史、记忆史等，就是突出历史研究中以“人”为中心地位的证明。

　　历史研究中聚焦人民，还是一个学术表达、传播和接受的问题，即历史研究的成果要采用大众乐于接受的方式，通过史学的通俗化和普及化，达到育人的目的。“脱离了人民，哲学社会科学就不会有吸引力、感染力、影响力、生命力。”在史学发展中，精深专业的历史研究体现出学术的“高度”。与此同时，需要将学者的研究成果，通过通俗易懂的方式和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开来，为人民所喜爱和接受，进而发挥以史育人的效果，这体现出学术研究在与民众“接地气”中的“低度”。

　　聚焦“史料”：探究历史规律

　　史料是构建史学大厦的基石。在此意义上，有学者认为史学就是史料学。重返历史现场，一直是史家治史的愿望。只有通过客观、丰富和多样的史料，我们才能逐步接近历史的真相。“据实直书”和“据史直书”，是历史学显著的学科属性。史料之于历史研究的重要意义，明显有别于文学、哲学等其他学科。历史研究中聚焦史料，要求研究者发掘和保护好一切形式的史料，不断拓展史料的范围，深入解读史料中的信息，借此返回历史现场，以求得对过去的深刻理解。

　　新时代的历史研究要夯实史料的基础，做“发现”历史的学问。关于史料的搜集、整理等，我们有着优良的传统和积累。史料辨析、文献考据、文本考证等，均是治史者反复锤炼的“家法”。一代代史学工作者正是凭借“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苦功夫，借助史料，以实证研究回归历史“现场”，进而“发现”隐藏在历史深处的奥秘。20世纪初，以殷商甲骨文、居延汉简、敦煌遗书、明清内阁大库档案为代表的古代文献“四大发现”，正是从新发现的史料中，揭开了尘封已久的历史之谜。与此同时，王国维等学者倡导“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的“二重证据法”等，极大提高了使用和解读史料的能力。

　　新时代的史学研究，基于史料的历史“发现”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如何开掘出史料中的信息，需要进行多学科的交叉整合。在文明起源和形成的探究中，需要把考古探索和文献研究同自然科学技术手段有机结合起来，密切考古学和历史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联合攻关，拓宽研究时空范围和覆盖领域，进一步回答好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基本图景、内在机制以及各区域文明演进路径等重大问题。很明显，多学科的交叉研究，可以拓展史料范围，提供观察历史的新视角，改变学者提问的方式，激励我们产生新的思考。夯实史料的基础，做“发现”历史的学问，要走的路还很长。

　　我们还需要从史料和史实中提炼中国的命题和概念，做“发明”历史的学问。基于史料的基础，除了在“发现”层面复原既往的历史事实外，还要做出对历史发展脉络的掌握和对历史规律的探索“发明”。将历史研究中总结出来的关于过去的规律性认识，贯穿于历史研究的全过程，不仅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

　　用中国的概念和术语表达历史规律，就要从中国的史料、史事出发，提炼和发掘出具有中国历史特色的史学“命题”，“总结历史经验，揭示历史规律，把握历史趋势，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这就是说，我们不能满足于对史料发现和历史事实的讲述，而是紧密围绕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推动学科建设，注重对长时段问题的深入思考，对本质性问题进行系统解释。历史研究中，努力在基本理论问题和重大历史事件上有所建树，在提炼理论、总结规律、构建话语体系等方面形成有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的历史学。更重要的是，用中国自己的话语和方式，讲述中国从古到今的演变过程，深刻揭示中国历史变迁规律，对中国历史演进道路做出自己的解释。中国的史料和史实，与中国的解释话语，二者要有机结合在一起。在此意义上，史学工作者就不是史料的“搬运工”和史实的“发现者”，而是担负起阐释历史发展规律的重任，成为史学话语体系的“发明者”。新时代的史学工作者责任在肩，使命重大。

　　历史研究中有关时代、人民和史料的三维聚焦，各有侧重，又复杂关联在一起共同作用。从提炼议题，到突出研究中心，再到探究历史规律，三者的相互联动形成一个构建历史学知识体系的完整过程。要之，我们要站在时代的高度，回答时代的提问；要坚持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感染人和教育人；要将历史“发现”和“发明”根植于中国的史事和经验之上。时代、人民和史料三维聚焦下构建新时代历史学知识体系，任重而道远。

　　（作者系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