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当代文学发展脉络中的其他文学现象不同，女性文学是在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引导下出现的。强调性别意识、性别立场和性别视角的理论主张与新时期初期思想解放潮流中的人性论、人道主义、人的主体性讨论等思潮相结合，在文学书写中重新发现“人”的同时，也重新发现了“女人”，中国本土的女性文学由此产生。在西方的具体情境中，是先有了女性文学，然后才有了女性主义理论，女性在女权运动中首先通过文学创作争取男女平等的权利，随后产生了女性主义理论，为女性文学提供必要的文本阐释和理论支持。不过，中国本土的情形恰好相反。中国知识界是在译介了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之后，通过女性主义批评生产出作为文学现象的“女性文学”的。这样的产生背景并不意味着中国当代女性文学会完全踏着西方前辈的脚印亦步亦趋。

　　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特殊性决定了我们本土的女性文学必然带有自身的色彩。从晚清维新人士提出“戒缠足”“兴女学”开始，女性解放的议题就被置于具体的社会变革之中。20世纪上半叶，与女性解放相关的表述始终与“强国保种”“个性解放”“民族解放”等宏大主题相关联，而中国女性也是带着“半边天”的性别认同和政治使命感走入新社会、成为共和国的新公民的。正因如此，我们本土的女性写作从一开始就与男性写作站在了“同一地平线上”，伍尔夫在《自己的一间屋》里想要极力证明的“睿智的头脑是雌雄同体的”，在中国当代文学中成了一个无需论证的伪命题。

　　当代文学初始阶段的女性文学

　　当代文学初始阶段的女性文学至少在两方面显现出我们的本土特色。一方面，女性写作不以声张“平权”诉求为起点，而是描述众志成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团结紧张的社会主义建设，塑造革命英雄和社会主义“新人”，成为文学主潮的一部分，或者说女性的写作本身就是文学主潮。另一方面，已然“平权”的女性写作也不像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中“双性同体诗学”所标榜的那样具有无性别差异的想象力，而是借助女主“内”的既定性别角色进入时代主题。比如，杨沫的《青春之歌》以女主人公的情感经历，书写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长为坚强的布尔什维克战士的过程；草明的《迎春曲》、茹志鹃的《如愿》通过妻子在家庭中的角色变化，写出一门一户的普通小家庭如何融入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大家庭。新中国成立初期女性文学的这种通过性别融入时代主潮，既突出性别又悬置性别的叙述特征成为新时期中国知识界思考本土性别问题的起点。换言之，新时期的女性文学是以呈现被“平权”所遮蔽的性别问题开始的。

　　张洁的《方舟》、张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线上》《我在哪儿错过了你》、谌容的《人到中年》等女性文本写的都是女性在社会秩序重建的过程中，为了实现自我价值，不得不面对远比她们的丈夫或男朋友更多的困难和更复杂的处境。女性的叙述视角和妻子在事业与家庭之间矛盾挣扎的情节设计，呈现出彼时职业女性必须面对的现实困境。这些文本同时也提醒我们在关注本土的性别问题时，需要首先关注“平权”背后的“差异”，并在清理文学史时厘清被现代民族国家宏大叙事所遮蔽或置换的性别书写。可以说，虽然都是以性别意识和性别立场来呈现女性的生存样态，但我们本土的女性文学显然站在不同的跑道上，而且由于语境不同、起点各异，随后的发展路径和面临的问题也就不尽相同。

　　美国女性主义理论家伊莱恩·肖瓦尔特在《我们自己的批评：美国黑人和女性主义文学理论中的自主与同化现象》一文中，曾将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复杂整体的不同阶段和方式”分别概括为“双性同体诗学”（表达“平权”诉求）、“女权批评”（批判男权中心，颂扬女性本质）、“女性批评”（专门研究女性作品，阐释其中的历史、风格、主题、文类、结构、创作心理、女子文学传统等）、“女性本原批评”（拆解性别主体，强调读者对性别主体的辨认是在阅读过程中完成的）和“性别理论”（所有写作都带有性别）。其中，女权批评和女性批评建立在男女两性二元对立的理论模式上，强调性别本质，重视女性自身经验的独特性和有效性；女性本原批评和性别理论由于深受后结构主义理论的影响，试图解构女性的主体性，并将性别视为解读世界的一个开放的知识体系。这样的总结概括虽是基于女性主义理论自身的理论推演和自我修正，让理论本身更为周密完善，却无法完全涵盖或者说有效阐释我们本土的女性写作对女性生存状态的描摹。

　　立足于中国本土的现实语境和对女性性本质以及女性经验的遵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的女性文学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中一些颇具革命性的主张有所回应，但回应方式不是用作品去印证西方理论，而是质疑其在中国语境中的有效性。比如：关于“女性美学”为女性的性本质所确立起的既定表述和评价尺度，本土的女性文本反其道而行之，以女人的卑琐和丑恶来呈现女性魅力，例如铁凝的《玫瑰门》；关于“同性情谊”对男权秩序的破坏性，本土的女性文本写出同性情谊的脆弱和女性扮演规定性别角色的自觉，例如王安忆的《弟兄们》；关于“身体写作”的抗议性和斗争性，本土的女性文本让“身体”的革命性旗帜变得面容模糊、身形暧昧，例如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本土女性文学的这些反应不仅说明中国性别问题的复杂性，也说明对女性生存现实的书写超出了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阐释框架。

　　新世纪以来的女性文学

　　新世纪以来，我们本土的女性文学也与西方女性文学同步地显现出“性别”话语逐渐摆脱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摆脱性别本质论窠臼的特点。但是，这些女性文本虽然开启了性别与民族国家、文化历史、地方性知识、阶层族群、个人经验等多重话语的对话空间，却并未如西方理论所示的那样拆解掉女性的性别主体性，而是以自己的方式重新处理了性别话语。这种处理性别话语的本土性特点大致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尽量避免单一的女性视角，表达出超越于性别之上的普遍经验。例如铁凝的《笨花》、王安忆的《天香》、范小青的《灭籍记》、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等。其中，铁凝的《笨花》以地方志的形式直接书写甲午海战、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这些重大历史事件，用华北一个小乡村的坚忍和值守写出中华民族的抗争勇气和精神气节；王安忆的《天香》用修园植木、制墨裱画、织锦刺绣等造物过程串联起晚明江南贵族士人的生活日常，并通过茶道、诗论和儒佛理学探寻世俗生活背后的美学追求与哲学意蕴。这些文本中有鲜明的女性形象，也有女性在既定角色和社会空间中的生活样貌，但在叙述中，“性别”没有被特别突出，只是作为多元话语中的一元，与民族国家、革命历史、身份认同、自然生态、民间性、世俗性等话语相互渗透、彼此叠加，呈现出斑驳历史版图中的一个面向。

　　二是并不回避女性经验，但性别只是文本想要讨论的话题之一。例如王安忆的《乡关处处》、孙频的《光辉岁月》、文珍的《安翔路情事》、蔡东的《伶仃》等。其中，王安忆的《乡关处处》刻画了在上海打工的绍兴阿姨们，她们往来穿梭于不同的上海家庭，看尽大都市的热闹繁华和寂寥冷清，她们对世故人情的品头论足既是出自性别经验，也是出自外地人对大上海、乡下人对大都市的审视和判断；孙频的《光辉岁月》写一个女人在经历过千帆之后，与自身以及现实的和解，这是一个关于女人成长的故事，同时也是一个个体在不断变动的时代里以自我调适来记录时代回响的故事。这些女性文本关注的问题既在性别之内，也在性别之外。

　　三是接续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明确的性别意识聚焦性别，回应的同时也否定了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革命性”特质。例如鲁敏的《男人是水，女人是油》、裘山山的《失控》、林那北的《唇红齿白》等。其中，鲁敏的《男人是水，女人是油》写三对夫妻紧跟经济的飞速发展追名逐利，故事发生在一个看似男外女内、男主女从的象征秩序中，女人要仰仗男人来抬高身价，于是不断推动男人不择手段地攫取，此时女人的异化显然并非由于既定的男权秩序，而是不受控制的功利心。裘山山的《失控》写一个习惯了掌控一切的丈夫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塑造妻子，妻子并没有表现出女性的性别意识，而是听从丈夫的所有安排，但这条运行千年的古老规则其实非常脆弱，在小说中，击垮男权围城的不是女性性别意识的觉醒，而是当下无孔不入的手机游戏。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革命性是建立在男女两性二元对立、批判父权的基础上的，如果传统象征秩序的瓦解不是由于女性性别意识的觉醒，而是人人都要遭遇的消费意志，那么西方理论中所特别强调的性别意识、性别立场也就相应地失去了革命的意义。

　　从某种意义上说，新世纪女性文学处理性别话语的方式，接续的正是中国当代文学初始阶段女性写作建立起来的书写传统，将性别融入时代的、社会的或个人的主题，既凸显性别也悬置性别。就像迟子建在一次访谈中所谈道的：“刻意地展览女性标签，其实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迎合，反而丧失了身份。其实不用张扬身份，女作家写作时，其天然的气质，会现出裙钗的影子。”这样的表述一方面表明了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的自身特点，另一方面也提示我们批评实践应该在充分尊重女性文学本土特性的基础上，调整其理论预设和批评策略，并重新思考和理解女性文本中的“性别”，从而建设契合中国语境与意义阐释的本土女性主义理论体系。

　　（作者系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