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概念在过去二三十年中重新被激活与接受，多半同政治和经济的发展有关：无论作为世界市场的商品，还是文化间的平衡机制，或是对全球化的反思路径。在全球化语境中，世界文学是一个关键术语。其概念史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歌德是把它作为彼时不断增长的民族主义之对立模式提出来的。他晚年倡导的世界文学，旨在揭示纯粹的民族文学已经过时，如同世界文化或世界政治那样，正在到来的是世界文学的时代。随着冷战的结束以及加速的全球化进程，世界文学概念获得了新的现实意义。可是，当今对这个概念的“通胀”式运用，常常不假思索，必然使之失去锐气。由围绕世界文学的讨论来看，它不仅是当代比较文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全球化本身也要求对这个概念有新的解读。世界文学与全球化相互关涉，和全球化及全球性相关的东西，都可能对认识世界文学有所助益。

　　全球化时代：世界文学身在何处？

　　人们在谈论“全球化”时，一般会想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发展，特别是新的信息和传播技术，或大行其道的世界自由贸易。然而，“全球化”实际上早就存在，至少可以说，全球化的事实由来已久。它与现代性的起源密切相关，这在19世纪是显而易见的。全球化意味着互联互通，超越国族界线。换言之：作为历史现象，“全球化”现象早于这个词语。“全球化”之说主要是从90年代的社会科学话语中借用来的，并很快成为时代的关键概念，而且一直很时髦。

　　“全球化”这个词，让人想到的既是解释世界的不同思路，又是不同的经验性现象和生活场景。无疑，经济和社会方面的设想和论说是主导性的。它在20世纪80年代末“旧的世界秩序”崩溃之后显示出的强劲势头，既指向地缘政治的新格局，又指向经济的交织过程。然而，受“地球村”点化的全球化激情，不只见于社会和经济领域，在文化尤其在文学领域，也随处可见与全球化有关的现象。文学艺术也跨越疆域、紧密相连，比如信息社会和知识社会，新的空间概念，审美和文化上的杂合现象，当然还有对文化霸权的追求等。

　　同全球化的整体现象一样，文化的全球化也是一个错综复杂的过程，带有许多矛盾的形态，分别有着不同的影响范围和表现方式，没有准确无误的标识。人文和文化领域对于全球化的兴趣颇为浓厚，也在分析各种现象的发展势头，试图把握整个发展状况。文学之于全球化的处境如何？什么是其参与或反应的前提条件？和网络媒介相比，文学作为文化之主导媒介的角色早就蒙受很大折损，但文学也早就开始审视文化全球化的语义。在全球化语境中，关于世界文学的探讨自20世纪90年代起被重新激活，出现了诸多新的世界文学设想。

　　晚近对于世界文学概念的再思考，主要发生在美国，如达姆罗什（David Damrosch）、莫雷蒂（Franco Moretti）、阿普特（Emily Apter）等人的探索。此外，还有法国的卡萨诺瓦（Pascale Casanova）。然而，关于世界文学的国际讨论，似乎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人们不再只热衷于发展新思想，而是越来越多地对既有思想进行反思，将之联系在一起，仔细查考各种世界文学论说之或隐或现的前提，挖掘其内在的却几乎未被重视的维度。

　　全球化也常常带着轻蔑的“美国化”或“标准化”之标签，这是新自由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疯狂扩张的结果。在关于文化全球化的讨论中，有一种很流行的说法，认为不断强势扩散的美国文化亦即西方文化对其他国家、地域和大洲之文化的挤兑，导致人们常说的世界的“麦当劳化”“可口可乐化”或“McWorld格式化”。这些说法自然都带着浓重的文化悲观主义色彩。若说我们这个星球的多姿多彩才是世界文学的前提，那就必须发问：在当今这个美国化和全球化时代，世界文学身在何处？

　　对于在地球村实现早已有之的世界文学理想来说，全球化是否大规模地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必要前提？或者，全球化带来的是威胁，突飞猛进的文化集中化和标准化会暗暗销蚀世界文学，如德国语文学家和比较文学家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在1952年就已担心和猜想的那样：“在这个规范划一的地球上，仅有一种文学文化、即便在较短时间里还有个别文学语言能够幸免，而不久或许只有一种文学语言能够存活下来。这样的话，世界文学思想在实现之时即被毁灭。”（《世界文学的语文学》）

　　奥尔巴赫的观点很明确：倘若一切都应变成全球的（至少在他眼中：均质的），“世界文学”这个词语还有什么意义呢？换句话说：在全球化时代，还有什么不是世界文学吗？

　　何谓歌德概念？

　　论说“世界文学”（德：Weltliteratur，英：world literature），人们一般会从歌德说起，人称“歌德概念”。其实在歌德之前，“世界文学”这个词在施勒策尔（August SchlÖzer）、维兰德（Christoph Wieland）、奥·施莱格尔（August Schlegel）那里都出现过。而就事理而言，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也有相关论述。然而，这个概念经由歌德才走出德意志疆土并走向世界。他在1827年1月31日和艾克曼交谈时说：“民族文学现在已经算不了什么，轮到世界文学时代了。”

　　维兰德1790年谈到的“世界文学”，意为“都城品位”等，用来形容见多识广者。自1827年起，歌德在其主编的集刊《艺术与古代》中，多次谈到这个概念；1827年之后，世界文学概念打上了浓重的歌德印记。他赋予这个概念的主要含义是跨国的世界主义精神，尽管他当时谈论世界文学时，主要指的是意大利、英国、苏格兰和法国文学。他认为，了解其他民族的文学能够促进超越民族的理解，这一认识是很现代的，至今依然有其现实意义。

　　歌德早在青年时代就对异域文化和宗教感兴趣，例如研读《可兰经》《旧约》和莎士比亚，主张不同民族之间的精神交流。历史剧《铁手骑士葛兹·冯·伯利欣根》（1773）和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1774）使他蜚声国内外，这也削弱了他的爱国主义，是其世界文学概念的起始。就历史原因而言，他的世界文学思想与时代发展有着紧密关系：拿破仑战争之后，欧洲新的政治和经济秩序给文学以及思想交流带来了便利，还有技术的新发展，如火车、快邮、轮船等交通工具，让世界文学的发生不可避免。世界文学概念的这种历史性是歌德特别重视的，却往往是当今比较文学家们所忽略的。

　　德国当代文学理论权威、歌德专家兰平（Dieter Lamping）在其论著《世界文学之思：歌德的设想及其腾达生涯》（2010）中提出，这个概念的各种现实化运用限制了歌德思想的作用范围：不是指向资本主义、后殖民时代，就是指向全球化时代。这么做是否得当，实在令人存疑。至少今人对世界文学的理解不是歌德式的。有着腾达生涯的只是这个词语，而不是歌德的思想。《歌德作品全集及书信和谈话》的注释者博南凯普（Anne Bohnenkamp）也认为，今人所运用的这个术语，多半“与歌德对这个概念的想象几乎没有共同之处”。

　　歌德所说之“世界文学”，既不是当时的所有文学，也不是各种民族文学的经典文本，而是不同民族“相互了解，彼此理解，即使不能相互喜爱也至少学会相互容忍”的文学交流。在了解和认识域外作家和作品之外，歌德更重视的是不同民族的作家之间的直接交往、互访和面对面的交谈，见重在场，这在他眼里才是真正的文学交流，也是媒介（这在彼时是书籍、报纸或书信）无法企及的。兰平认为，此乃歌德观点与后人观点的根本区别；后人说世界文学，“首先是指文本，常常是唯独文本，几乎不谈人际交往”。这在我们这个新媒体时代尤其值得回味。

　　歌德所期盼的世界文学是“国际交往和相互接受”，是一种现象、一种态度、一种行为。世界文学行为就是他喜欢说的“精神贸易”，即今人常说的对外交流。按照他的意思，世界文学当被理解为作家的相互认识，志同道合的人可以发挥社会作用，共同在文学上有所作为。对于歌德概念的这一解读，在德国的歌德专家或“世界文学”概念史家那里几乎是一个共识；但在外部世界，尤其是英语世界谈论世界文学之领风骚的人，还有第三世界的跟风者，似乎很不了解或很不愿看到歌德概念的历史语义，所以常常根据自己的想象自由发挥。

　　韦勒克在《文学理论》中对歌德“世界文学”概念的解读，便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他说：“他［歌德］使用‘世界文学’这个名称是期望有朝一日各国文学都将合而为一。这是一种要把各民族文学统一起来成为一个伟大的综合体的理想，而每个民族都将在这样一个全球性的大合奏中演奏自己的声部。但是，歌德自己也看到，这是一个非常遥远的理想，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愿意放弃其个性。”若从后来的概念来说“世界文学”，这种说法还过得去，但把它说成歌德使用的“世界文学”是靠不住的，那只能是韦勒克的遐想，或“一厢情愿”。

　　世界文学vs.民族文学

　　欧洲国家的殖民扩张在全世界盛行之时，欧洲文学便获得了典范意义，几乎只有欧洲文化中的大作家及其作品才算作世界文学，人们重点关注的也是欧洲这个“中心”的文学，这在歌德那里也可见一斑。世界文学经典很长时期是由欧洲中心来决定的，这一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至今。图书市场状况与通常的翻译实践已经决定了这一点：没有被翻译成一种欧洲语言的作品，便没有获得被认可为世界文学的机会。谁解释和运用世界文学概念，谁就在定夺这个概念的内涵和意义。关于“美的”“有价值的”文学的西方观念，一直还在左右着文学天地。这也充分体现于文学奖的颁发、对翻译作品的选择以及文学批评。世界文学想象是在19世纪早期民族国家形成时期发展起来的，其出发点是文学创作的能力是人类的共有天赋。“世界文学”与“民族文学”这两个概念几乎是同时诞生的。“民族文学”强调差异，这也是划分各种民族文学的理由；“世界文学”则注重所有文学的连接。因此，民族文学之中与世界文学不是逻辑二分，更应理解为互补，它们凸显的是文学的不同方面和特征。这里就不是世界文学或民族文学二选一的问题了，而是存在于民族文学之中的世界文学。换言之，世界文学不是置身于民族文学之旁或之上，而是只能在民族文学中实现。倘若世界文学概念不在乎各种民族文学之间的交流，而是把世界文学置于民族文学之旁，那就和歌德的世界文学理念没有多大关系了。

　　目前，世界文学概念占据着“全球文学”（global literature）国际论争的中心，这首先关乎不再基于国族运行的当代文学。对于文学研究来说，这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告别从前那种对于各种单一语言的民族文学的比较实践。和以往欧洲中心主义一再吹嘘的所谓歌德的世界文学概念不同，人们开始针对全球化的附带伤害而努力寻找歌德概念之世界主义传统的积极意义。当今世界许多地方所崇尚的世界文学概念，不仅意在描述全球化所改变的世界，而且志在对其进行批判性干预，就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努力的那样，致力于人类文化遗产的全球合理分配。

　　今天的世界文学概念包含两个在方法论上不总是泾渭分明的观点，即品质和数量上的界定：要么把“世界文学”定义为“精品”，一部作品无愧于被纳入世界文学，关键是作品卓越的艺术价值及其在世界范围内对于文学发展的影响；要么从数量上将之理解为世上所有文学，听来普泛而中性。但后一种界定原则过于宽泛，或许只是幻想而已，因为需要评估的文学作品数量太多。依托于品质界定的出发点是，仅凭一部作品的国际传播，还不足以支撑其世界文学的属性。世界文学当为人类经验和特征的总合、上乘之作的汇聚，即基于标准价值判断的“世界文学经典”。广泛传播的上乘之作一般会被视为世界文学，作品呈现的语言、社会、政治等现象，在某种程度上与所有生活在地球上的人有关。至少就理想情形而言，世界文学本当是全球化的。但碰到什么作品可被算作世界文学的问题，这个概念就不好处理了。何况还要顾及特定作品由时代和地域特征所决定的产生条件。因此，单凭“经典”来说“世界文学”不是没有问题的。

　　不同国族和人民对于特定文学之意义的看法，取决于不同的文化。比如，除了专门领域的专家或者学生，中国文学、印度文学或非洲文学在西方几乎无人关注，基于欧美视角来评判这些文学的意义和价值并非易事。想要就普遍认可的范畴达成共识，确认哪些作品可被归入世界文学，也不是容易的事。无论如何，法国比较文学家艾田蒲（René Étiemble）在二战之后提出对世界文学概念做根本性修正，批评依据品质来评判世界文学是欧洲中心主义的，在今天依然有其现实意义。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特聘教授、欧洲科学院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