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决策心理学研究中，存在两种思路截然相反的行为决策策略：一种是“选项间/补偿性”的“效用比较”策略；一种是“维度间/非补偿性”的“属性比较”策略。前者以美籍以色列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和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提出的“预期理论”（Prospect Theory）为代表，后者以传承了两个侯官（福州）人思想基因的“齐当别理论”（Equate-to-Differentiate Theory）为代表。

　　“面面圆到”的预期理论

　　大约半个世纪前，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紧密合作，开启了人类对于决策与判断的科学认知之旅，并在经济学、医学、法学等众多领域引发了变革。他们发现，人类是非理性的，人们的行为往往偏离经济学家所设计的完美模型。卡尼曼也因此获得了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作为行为经济学的开山鼻祖，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的影响延续至今。然而，尽管他们声称“人类是非理性的，人们的行为背离了经济学家所设计的完美模型，而那些有违常理的行为是可以被预测的”，但他们最终依旧没有跳出“完美理性模型”的窠臼，其预期理论的底层逻辑即是“加权求和、面面圆到”。试以他们最重要的发现之一——“框架效应”为例说明之。

图1 左边月亮A“强占优”右边月亮B。

图2 左边月亮A“弱占优”右边月亮B。

图3 左边月亮A 在“一钩”部分（维度）比右边月亮B好（明亮）；右边月亮B 在“九钩”部分（维度）比左边月亮B好（明亮）。图1至图3为作者供图

　　假设美国正在准备应对一种不寻常的亚洲疾病的爆发，预计将导致600人死亡。现有两种与疾病作斗争的方案可供选择。假定对各方案产生后果的精确科学估算如下所示，请你在两个备择方案中做出选择：

　　正面框架：

　　如果采用A方案，200人将生还。

　　如果采用B方案，有1/3的机会600人将生还，而有2/3的机会将无人生还。

　　负面框架：

　　如果采用C方案，400人将死去。

　　如果采用D方案，有1/3的机会将无人死去，而有2/3的机会600人将死去。

　　细看这四个方案，方案A和方案C产生的结果完全相同，方案B和方案D产生的结果也完全相同，只是描述方式不同（200人生还 vs. 400人死去）。因此，如果在正面框架下选择了方案A，那么在负面框架下选择方案C才是一致的选择偏好。

　　然而，实验结果显示，大部分人（包括专科医生）在正面框架下选择方案A（72%），而在负面框架下选择方案D（78%），偏好并不一致，这违背了不变性原则。这种由于“叙事框架转换”导致选择偏好改变的现象被称为“框架效应”。

　　根据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的逻辑，人们在决策中表现出不一致的原因在于，同一选项在不同的框架中，根据价值函数计算出来的某种“预期”值大小不同。具体而言：

　　根据预期理论S型价值函数，在正面框架下，若获得的价值函数用的幂函数来表示，则选项A的预期34.20]大于选项B的预期[+=23.71]，因此人们会选择预期值更大的方案A（200人将生还）。

　　同理，在负面框架下，若用的幂函数来表示损失的价值函数，则选项C的预期[=-89.44]小于选项D的预期，因此人们会选择预期值更大的方案D（有1/3的机会将无人死去，而有2/3的机会600人将死去）。

　　“一钩已足明天下”的齐当别理论

　　我国清朝政治家沈葆桢（侯官今福州人）曾月夜饮酒，诗兴之下，写了两句诗：一钩已足明天下，何必清辉满十分。沈葆桢的舅舅林则徐看后，稍稍思考一下，便拿过笔来，随手把“何必”的“必”字改作“况”字，使诗句成了：一钩已足明天下，何况清辉满十分。

　　两句诗中的“一钩”和“满十分”描述的是月亮的盈亏状态。用决策理论的语言说便是，民族英雄林则徐所言“何况清辉满十分”，即意味着“满十分”的A月亮与“月全食”的B月亮的关系是“强占优”（strong dominance）的关系——A月亮在所有部分（维度）都明显胜过B月亮（见图1）。遇到这种选择情景，人们无须经过缜密算计，用“膝盖”想也会在A和B 两个选项间选择A。

　　而“船政之父”沈葆桢的诗所言“何必清辉满十分”，则意味着“一钩”的A月亮与“全食”的B月亮的关系是“弱占优”（weak dominance）的关系 ——A月亮在“九钩”部分（维度）与B月亮一样（暗淡），但在“一钩”部分（维度）比B月亮好（明亮）（见图2）。遇到这种选择情景，人们亦无须算计，也足矣决定在A和B两个选项间选择A。

　　行为决策理论之父沃德·爱德华兹（Ward Edwards）认为，弱占优原则主张，如果选项A在所有维度上都至少与选项B一样好，且选项A至少在一个维度上肯定好于选项B，那么选项A占优于选项B。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最常遇到的备择选项既不具备“强占优”也不具备“弱占优”关系，而是A在某些维度（部分）比B好；B在其他维度（部分）比A好，其关系如图3所示。面对这一大类决策，人们可犯难了。正因如此，人工智能之父司马贺（Herbert Simon）曾说，没有哪一项基础科学的研究目标能比“了解人类如何思维、解决问题、做出决定、如何改进我们解决问题和制定政策的能力”这一目标更有前景、更为重要。

　　遇到图3这种情况，如果沿用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的预期理论来达成决策，人们应该：分别计算出月亮A和月亮B各部分的明亮程度；将各部分的亮度累加形成亮度总分（部分低分可被部分高分补偿）；选择亮度总分最大的那轮月亮（A、B选项间的最大化）。这种思路需用到复杂且精确的数学计算，是“选项间、补偿性”的“效用比较”策略。在中国语境中，即是“面面俱到”或“面面俱圆”的策略。

　　然而，还有一种非主流的决策策略。首先，不认同在判断同一轮月亮的明亮状态时，“一钩部分的‘黯淡’可以被九钩部分的‘明亮’所补偿”，所以不是补偿性而是非补偿性；其次，不认同在进行二择一的选择时，比较的是选项总体的感觉，而认为比较的是部分（属性）的感觉，所以不是选项间而是属性间。这种“维度间、非补偿性”的“属性比较”策略最“中国化”的代表便是齐当别理论。

　　历史上，林则徐和沈葆桢所作出的重大决策也正是按“维度间、非补偿性”的“属性比较”策略作出的。比如，林则徐名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意为如果对国家有利，我可以不顾生死，岂会因祸而逃避，见福就趋附呢？用行为决策策略的语言诠释便是，在国家利益这个最重要维度上的值是不能被其他维度（如金钱、名利、身家性命等）上的累积值之和所补偿的。

　　1866年，丁忧在家的原江西巡抚沈葆桢面临人生的一次重大选择：丁忧后继续在体制内为官，还是终止丁忧出任体制外的公职？左宗棠三顾宫巷力邀沈葆桢接掌的总理船政衙门其实是一个三无机构——“无编制、无定员、无预算”。沈葆桢任总理船政大臣（1867）拥有的权钱，相比其任江西巡抚时（1862）是“大打折扣”的。如果权衡所有利弊（名利得失的总分数）的话，选择丁忧后继续在体制内为官或是最优解。然而，沈葆桢以及马尾船政学堂“一校一届敌一国”、为国捐躯的一大批闽籍学生兵的选择都表明，在民族大义面前，他们认定对国家有利的事，任何“名”和“利”都难以兑易（trade off），多大的亏都肯吃。

　　从林则徐、沈葆桢对“一钩已足明天下”的一致认同中可以看出，对他们而言，国家利益这个最重要维度上的值，是不能被其他维度（如金钱、名利、身家性命等）上的累积值所补偿的，其他几分暗淡再怎么累积，都无法补偿、超越国家利益这一分光辉。

　　冥冥之中，我毕生推介的“齐当别理论”的旨趣就是将两轮月亮在“九钩”部分上较小的明暗差异，硬生生地看成几乎没有差异（齐同掉），而只留明暗差异较大的“一钩”部分作为最终辨别哪一轮月亮为胜者的依据。如此，当能借助“弱占优”原则做到“齐差求辨出决策”。

　　而如何将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决策情景（图3）变为可应用“弱占优”原则的情景（图2），其中最关键的一步就是将图3中两个月亮的“九钩”部分的差异看成“差不多”。说白了，就是福州人常挂在嘴边的“喝喝罔去”。“喝”（吆喝的喝）的福州话发音[há]，本身有不计较之意。福州鼓山有喝水岩，传说涌泉寺开山祖师神晏在此诵经，嫌洞下涧水喧哗，便大喝一声把流水止住。福州菜摊有一种“鲫鱼仔喝[há]兜[dóu]”的兜售方式，小贩将较便宜的鲫鱼仔、螃蜞仔、蛏蛤等水产品分成一堆堆（兜），然后以堆为单位喝价兜售。明明有杆秤而不用的“喝喝罔去”反映了买卖双方都不太斤斤计较的交易状况。

　　福州一带方言口语中常用“罔”[muo?耷]字，使用频率颇高。“罔”含有凑合、随便、勉强、姑且、试着等意思。“喝喝”与“罔去”搭配，便很完整地诠释了“不妨、姑且、随便、不必太较真、马马虎虎”之意。所以，若须借助“弱占优”原则达成决策，将其他不重要维度的差异看成“差不多”（将选项A在其他所有维度上都至少与选项B一样好），“喝喝罔去”的心态便成关键。能做到这一点，便能达到沈葆桢的诗为齐当别理论划出的境界：一钩已足明天下。

　　（作者系福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座教授、中国科学院大学心理学系岗位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