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领土、边界、地缘政治等议题看似传统，实际仍未过时。由于主权国家都是空间型的政治单元，都必定占据着一定的疆域地理范围，所以近代以来政治共同体意识构建的一条重要路径便是视觉上的国土、疆界和地图，它们能够以简洁明了、直观形象的方式塑造国民的归属感和国家认同感。然而，或许是受安德森等人的文化人类学范式影响较深，国内外学界在探讨现代国家形成时更多地聚焦于观念、认知与想象的“民族性”（nationality），而对物质、空间、地缘的“领土性”（territoriality）不够重视。近代地理学革命后，从勘界、区划、国土治理，到调查、测量、统计与地图绘制，再到历史编纂和旅行书写中的图集、插画、相册等，一国的地缘空间及其图形再现实际上构成了民族国家与共同体意识塑造的一个重要维度。形象化的疆域轮廓不仅可以代表国家，用于政治宣传和公共教化，而且融入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的思潮中，成为集体记忆的一部分。因此，基于地理空间和版图形象来观察、分析政治共同体的构建，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此图由维斯切（Claes Janzsoon Visscher）在1648年前后绘制，此前更早的版本题名为《比利时雄狮图》（Leo Belgicus），是低地国家（包括今天的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等国）将自身的地理版图看作一只雄狮的结果。图中，雄狮手持一柄宝刀，刀刃上刻着Patriae Defensio，意为“保卫祖国”。

　　出处：阿姆斯特丹大学（Universiteit van Amsterdam），编号hdl.handle.net/11245/3.1888作者/供图

　　作为国家“下层基质”的地理空间

　　作为一项主权国家的基本构成要素，“领土”概念在历史语境中的出现不仅独立于“民族”和“民族主义”，而且形成了特有的理论、实践与发展路径。作为权力在地理意义上的表达，领土是人们为了特定的目标而组织空间的产物，它不仅为政治体的构建提供了物理基础和支持，而且通过边界、哨卡、规划整治等技术装置来影响和控制人群流动与社会关系。历史语境中，民族—国家形成的一个关键步骤就是从一种观念、权利上的属人主义转向具象、实体的属地主义。在此过程中，政治的空间化与主权的领土化是同步进行的，它在外部呈现为排他性的边界划定与空间垄断，内部则致力于统一版图框架之下的国族构建与地方聚合。

　　三十年战争后，西欧国家与国际体系的形成就是在教会与帝国衰落的情况下，拥有一定地理范围内维持和平能力的政治体获得了主权上的独立地位，它们垄断和治理的空间也逐渐由传统的堡垒、要塞和城市扩展至更大尺度的领土型王国。莱布尼茨在1677年就曾指出，“主权国家的决定性标准是能否排除外部的干涉，实现对一种最低限度尺寸的地理空间的垄断”。

　　因此，在马克斯·韦伯、安东尼·吉登斯等人关于国家的界定中，“一定地理空间范围内的合法垄断”是论述的重点，它给予主权以实体化的基础，并且使其得以永久存续。事实上，从“疆域”到“领土”、从“边陲”到“边界”，现代性的国家权力始终是以物质性的空间为客体和对象的，围绕它的领土构建不仅体现为自上而下的法律、观念或制度体系，而且更多地依托于自下而上的器物、技术、媒介与日常实践，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种物理、实体、基础性的国家能力。在学者斯泰恩·罗坎看来，这也是近代国家形成的第一阶段，即在边界划定与领土整合的同时，建立起空间型的行政治理体系。

　　罗坎认为，国家形成的第二阶段是基于领土的身份认同构建与政治社会化。尤其是在民族主义兴起的年代，地理空间为民族意识的塑造与共同体想象的形成提供了框架性图式。所以，1882年厄内斯特·勒南在其著名演讲《民族是什么》中指出，在塑造民族这一神圣之物的过程中，土地提供了下层基质（substratum）——斗争与劳作的场域，而人则构成了灵魂。从这个角度看，地理空间不仅仅是勘测、划分与治理的客体，它也可以作为主体，承载一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话语。因此，19世纪后的民族主义运动总是同某一片土地相关联，并融合了领土权的观念与实践，通过围绕空间的文化建构，人们挖掘家乡、故土与祖国背后的物质资源和情感力量。由此，人与空间的关系一方面被神圣化了，“民族性”发轫于“领土性”，是文化身份与地理表达的结合；另一方面，共同体构建的首要问题是其空间到何处为止，边界在哪里，应当以什么标准来划定。文化民族主义认为，祖国是人民的地理延伸，是传统、记忆与情感的天然产物；政治民族主义更推崇卢梭，认为共同的政治意愿定义了民族的合法边界。

　　疆域轮廓、版图形象的生产及传播

　　由于主权的确立是以合法占据的土地空间为标准和尺度的，在此基础上塑造的民族身份与共同体意识通常也受限于特定的地理景观、版图轮廓以及绘画、影像、地图等文化表象、符号与媒介。因而，物质性的领土构建只是现代国家形成的第一步，另一项重要步骤则在于精神领域的疆域知识生产、版图轮廓再现和日常性的国家形象塑造与传播。

　　其中，地图作为一种视觉性的文化产品，由于具有再现地理空间的功能而成为版图形象最常用也最直观的一种传播媒介。它一方面承载着国土空间的信息数据，再现了自然与人文的景观；另一方面，地图描绘的不仅仅是政治、社会与人群活动的客观空间范围，也框定了认知层面的观念、意识与想象区间及其边界。20世纪后期的地图史研究认为，地图作为近代民族主义与国家象征的“图腾”，既是追溯领土与主权的档案依据，又是聚合同胞、抗侵御敌的文化象征。制图也并非单纯地复刻现实，而是有意识、有选择地建构疆域轮廓和版图形象，塑造并指引人们的观念及行动。即便是在当下的日常生活中，他乡旅行、异国远游、长途跋涉之时，地图除了提供地理信息与道路指向外，也时刻在强化着一种人与土地、个体与国家之间的有机联系与共情体验——关于故土的“历历在目”与对祖国的“日夜思念”彼此交织，构成了物质空间基础之上的情感羁绊与记忆传承。20世纪80年代末，学者通猜借助地图等史料追溯“有边界”的暹罗国家与民族构建，为安德森的解释进路提供了一种空间叙事上的研究补充（Thongchai Winichakul, Siam Mapped: A History of the Geo-Body of a Nation, 1988），后者在1991年修订《想象的共同体》一书时指出，此前对民族主义的考察倚重于分析“对时间（历史）之理解的改变”而缺少必要的对等论证，即“对空间（地理）之理解的改变”。

　　由于图像在普及地理知识、营造空间感知、传播国家形象方面拥有独特的优势，在近代地图制作、出版、阅读与使用过程中，“祖国”的意象逐渐深入人心，面向故土、地方、家乡的地缘性集体意识也得以建立。无论是旧制度时期的君主、贵族，还是平民主义时代的大众，人们在观看和解读地图的过程中都不免会产生一些关于疆域、国土和版图的认知。也就是说，在近代的民族主义兴起前，关于领土的统一、神圣与崇拜的话语已然出现，而这些扎根于土地的原始而朴素的情感和记忆，恰恰构成了后来“民族性”构建的物质基础和思想资源。

　　对于19世纪后的民众而言，国家是统一而有边界的空间，是出生地与祖国的有机结合，而爱国主义就是个人对疆土的情感依赖和终极政治忠诚。在内政、外交、舆论与国民教育等各个领域，形象化的版图轮廓不仅可以代表国家，用于政治宣传和公共教化，而且融入民族意识中，成为不同文明和话语体系的符号象征。如法国的“六边形”、荷兰的“雄狮”、意大利的“靴子”等，它们将抽象的国家以生动、直观的形式予以呈现，并且作为一种现代爱国主义的视觉图式深深镌刻进人们的集体记忆中。

　　现代国家的视觉感知与意象世界

　　尽管不能过高估计地理空间对于形塑政治认同的意义，但不可否认，人们关于疆域、领土和祖国的初始印象通常直接来自视觉性的版图轮廓。尤其是在识字率较低的近代社会，那些形象直观、通俗易懂、印刷精美的地图，往往起到比文字更有效的政治社会化作用，其功能不仅仅在于地理学上的知识启蒙，还承载着意识形态和政治话语，促成了“民族”“国家”“共同体”等概念从抽象转为具体、从精英走向大众。

　　滕尼斯认为，近代的共同体构建有两种不同的原始路径：一是血缘共同体，对应着“亲密感”；二是地缘共同体，对应着“亲近感”。精神上的共同体则是这两者基础之上的高级发展。在20世纪流行的人类学研究中，“想象的共同体”在本质上是一种“模拟血亲”，乡土观念、文化身份与族群记忆塑造的是“民族性”。然而，共同体既是一种模拟的“同胞”，也是一种想象的“共居”，这意味着在“民族性”之外，基于地理空间的“领土性”也是身份意识与认同的思想来源。因此，在近代国家形成的进程中，领土认同是一种与民族主义同等重要却有不同发展路径的集体意识，它主要指向地缘维度，且更多依托于感知性、意象型的媒介与载体。

　　疆域地理与版图形象的感知方式主要是通过眼睛，这同时也意味着一种不同于文本逻辑的图式思维。可以设想，当“国家”一词初次进入脑海之时，赋予人们想象力的并不是抽象的概念，也不是含糊、多变的语句修辞，而是那些线条、图形、符号所营造出的画面，它们就如同一张编织绵密的网，将读者的空间想象固化到民族与国家的思维轮廓之中。在现实生活中，这些画面存在于一系列日常与微观层面的图像与文化产品中——地图便是其中最主要、最直观的一种。在面向读者不断普及国土知识的过程中，历史上地图的制作与传播也塑造了一种空间与地缘性维度的政治叙事，即在观看、阅读与识图的过程中，人们也把“祖国”放在了心中。从这个角度看，基于地理空间的视觉再现与意象构建实际上反映了抽象的“国家”概念如何具象生成“国家感”（statehood）的过程。

　　“国家感”不同于传统由文字书写和语言媒介所形塑的观念、意识和话语，而是一种综合了视觉、心理与表象的“共感觉”，两者的区别有如二进制语言的DOS系统与图形界面的Windows系统。视觉化的版图形象呈现并且培育了“国家感”，它不仅将传统的政治效忠引向基于领土空间的国家认同，还通过图像媒介的生产、阅读和传播形成了关于政治共同体的整体意象。这是一种更加基础性、自发性、潜意识层面的“感觉”。从社会心理学角度看，“国家感”就是在个体与集体认知层面形成的关于国家的“具象思维”，它是由地理空间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版图形象所赋予的。相较于抽象的政治理念，这种图式思维在更加本能、直观、深刻的层面上完成了民族与国家的政治启蒙。

　　就像视窗操作彻底改变了数字时代的生活形态一样，视觉图式重构了人们对于国家的想象方式，它不仅改变了信息输入与观念输出的形态，而且革新了心理体验与思维惯性。所以，在地图普及的年代，即便是模糊的草图、娱乐性的拼图或是简化的地形轮廓，都能够瞬间在意识层面唤起一种关于国家的形象感知。

　　（作者系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