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致2021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的贺信中强调：“让数字文明造福各国人民，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西方强权政治、霸权主义的全球数字治理逻辑，实现数字文明人人共建、人人共治、人人共享，需要推动构建数字命运共同体。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重要部分，构建数字命运共同体擘画出新型数字全球化的战略图景，蕴含着普惠共赢、普遍安全、文化包容、主体共享的战略理念，采取建设数字丝绸之路的战略举措。

　　一、构建数字命运共同体擘画出新型数字全球化的战略图景

　　技术的每一次颠覆性变革，都对全球化的内涵、动能、形态产生巨大革新。以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给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交往和认知产生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改变了以往的知识、信息、数据传输方式，推动全球化从传统全球化向数字全球化转变，驱动新一轮数字经济全球化发展。《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2022）》中指出，数字经济成为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复苏的关键动力。2021年，47个国家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为38.1万亿美元，同比名义增长15.6%，占GDP比重为45%。

　　数字全球化既带来重大发展机遇，也产生诸如全球数字治理博弈、全球数字鸿沟加剧、数字文化殖民等风险挑战。例如，美国试图寻求巩固和强化自身数字霸权，先后创立了“人工智能全球合作伙伴组织”，制定了《美墨加协定》《美日数字贸易协定》等，不断强化自身数字霸权。欧盟同样要求参与数字经济国际标准与规则制定，提出了“全球数字合作战略”，并在全球组织和平台推广欧盟数字方案。其他一些经济体，如新加坡、新西兰，为在全球数字治理规则上拥有更大的话语权，联合签署《数字经济合作协议》。再例如全球数字基础设施鸿沟，根据《全球数字治理白皮书（2022）》，2021年最不发达国家4G人口覆盖率仅为53%，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87.6%和发达国家的98.6%；其固定宽带普及率和互联网渗透率则分别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5.3和35.5个百分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每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家都必须以信心、勇气、担当，回答时代课题，作出历史抉择。”面对逆全球化和零和博弈思维，中国提出构建数字命运共同体，以数字丝绸之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全球化注入新内涵，调节数字大国竞合关系，巩固全球数字合作的基础，培育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新动能，构建开放共赢的数字领域国际合作格局，从而擘画出更加开放、均衡和普惠的数字全球化战略图景。

　　二、构建数字命运共同体蕴含着普惠共赢、普遍安全、文化包容、主体共享的战略理念

　　摒弃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差异，超越数字霸权主义的零和博弈的政治思维和非此即彼的价值选择，数字命运共同体内在蕴含着普惠共赢、普遍安全、文化包容、共享主体的战略理念。

　　构建数字命运共同体强调普惠共赢而非单边主义。为更好建构并巩固自身数字经济霸权，美国长期以来施行数字单边主义政策和理念，肆意遏制和打压发展中国家的数字经济发展，导致全球数字经济领域零和化趋势，加剧全球数字大国的摩擦和冲突。数字命运共同体立足全世界人民共享数字文明发展成果的价值立场，不断强化与发展中国家在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人才培养、跨境电子商务等方面的合作，实现数字发展战略对接和政策对接，缩小南北数字发展鸿沟，实现数字普惠共赢发展。

　　构建数字命运共同体强调普遍安全而非绝对安全。随着数字化向各个领域的渗透，安全风险遍及所有数字化应用场景之中。美国固守冷战思维、零和博弈思维，利用自身数字优势，对欧盟在内等国家政府进行监听，窃取各国数据信息，实施数字长臂管辖。数字命运共同体坚决反对片面的绝对安全观，反对以自身安全而牺牲他国安全，尊重各国数字安全诉求，强调各国在数字安全事务上权责匹配，完善全球数字安全治理机制，构建数字普遍安全的数字命运共同体。

　　构建数字命运共同体强调文化包容而非文化冲突。长期以来，美国通过鼓吹“数字空间无主权”、“互联网自由”，对他国进行文化价值观念渗透，侵害其数字文化产业发展，通过建立和训练“网络水军”，抹黑他国文化。数字命运共同体坚持平等互鉴的文化交流理念，坚决反对数字文化霸权，强调各国文化不分高低、优劣之分，促进各国数字文化产业的交流合作，以开放包容的理念实现数字文化的互融互鉴，以文化包容超越文化冲突。

　　构建数字命运共同体强调主体共享而非一元独霸。在全球数字治理模式选择上，美国、欧盟都致力于推广符合自身利益的数字治理规则和标准，通过拉拢盟友，以“伪多边主义”建立一元主导的全球数字治理体系。数字命运共同体坚守并维护多边主义，建立灵活的数字合作机制，满足各方数字发展和安全需求，调动各数字主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积极推动构建多边数字合作格局，打破一元独霸的数字治理格局，实现治理主体地位共享。

　　三、构建数字命运共同体采取了建设数字丝绸之路的战略举措

　　在数字化时代，由于数字技术智能化特点，在逆全球化思潮和西方发达国家“产业回流”政策下，发展中国家失去了廉价劳动力、土地等比较优势，从而逆转国际分工地位的机会大大减少，面临更为严峻的“边缘化”危机。

　　为破解数字时代发展中国家的边缘化难题，构建数字命运共同体，在实践上要积极推动共建数字丝绸之路。在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加强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量子计算机等前沿领域合作，推动大数据、云计算、智慧城市建设，连接成21世纪的数字丝绸之路。”数字丝绸之路是数字经济发展、数字基础设施和“一带一路”倡议结合的必然产物，是解决全球数字发展鸿沟的必然之举。截至2023年底，韩国、土耳其、古巴等17个国家与中国签订共建数字丝绸之路的协议或合作谅解备忘录，中国与23个国家建立“丝路电商”双边合作机制，与周边国家累计建设34条跨境陆缆和多条国际海缆。此外，中国与非洲、拉美、中亚在数字化应用人才培训、宽带光纤等数字硬件建设，以及5G、区块链、云计算等数字软件建设方面加强合作。

　　未来，进一步共建数字丝绸之路，推动数字命运共同体构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强化数字丝绸之路理论和话语建设。自数字丝绸之路提出以来，西方国家的扭曲，造成沿线国家人民对数字丝绸之路产生错误认知和负面理解。针对西方国家对数字丝绸之路的扭曲，中国学者要为数字丝绸之路提供坚实的话语和理论支撑，为沿线共建国家人民增信释疑，减少误解误判。二是深化沿线国家的数字人才培养合作。数字人才决定数字化发展质量。数字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缺乏数字人才，这成为制约数字丝绸之路建设的瓶颈。针对这一问题，通过国家数字科研机构、高校、企业等渠道加强人才交流合作，巩固和强化数字合作基础。三是建立数字治理对话与协商机制。数字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数字发展水平不一，加上相关数字政策和法规的差异，要营造公平良好的数字经济发展环境存在相当难度。这就需要建立沿线国家数字治理对话与协商机制，畅通表达渠道和争议解决途径，形成监督和建设合力，实现相互配合。

　　（作者简介：罗理章，嘉兴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南湖学者”特聘教授；杨宇，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