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战略竞争是推动大国兴衰、大国权力转移以及国际秩序变迁的重要变量。以ChatGPT为代表的AIGC技术将进一步推动传统地缘政治向技术政治的转型,并可能引发新一轮人工智能竞赛。
加剧世界政治经济的不平衡发展
AIGC技术将深刻改变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推动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并对公众的就业方式、国家的经济行业发展造成重大冲击。
第一,AIGC技术将深刻重塑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推动人类社会生产方式、组织方式与生产关系的颠覆性变革。例如,ChatGPT将替代劳动密集型行业和以文字、编码等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行业,进而可能导致中产阶级的萎缩,社会或将会分化为以少数技术精英与金融资本相结合的少数人群体以及大量普通民众。
第二,AIGC技术的发展或将引发全球结构性失业,加剧社会财富的两极分化。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在供给端创造出更为丰富的物质产品;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造成失业人群的增加又使得需求端的购买力受到削弱,这无疑会加大供需间矛盾。人工智能技术将使全球政治经济的不平衡发展更为突出,落后国家更难以在国际分工体系中找到自己的定位,南北经济差距进一步扩大。
第三,AIGC技术还将进一步影响全球贸易、金融等产业的发展,重塑产业链、供应链与价值链。美国凭借人工智能技术的先发优势,处于经济与技术产业链的上游,其他国家则被迫限定在产业链、供应链的下游位置。
推动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
AIGC技术将推动国际行为体的多元化发展,促使高科技公司在国际社会中崛起。AIGC加强了美国技术霸权地位,通过重构国家力量对比,从而推动国际政治格局的变迁。
第一,在人工智能技术推动下,国际行为体力量重新分化组合。国际组织、科技巨头公司、跨国公司等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社会中扮演着越发重要的角色。伴随ChatGPT等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私营科技公司等社会性力量正在上升,它们拥有顶尖技术,获得巨大的数据权,掌握并定义算法,具有很强的知识建构能力与舆论引导能力。脸书、谷歌、推特等高科技公司甚至被称为“网络国家”。
第二,中美人工智能力量对比是推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变迁的重要力量。以ChatGPT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加强了美国的技术霸权,进而巩固了美国的军事霸权与金融霸权。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存在“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的现象。美国凭借人工智能技术的“先发优势”,迫使其他国家更深地依赖美国。日本学者汤浅光朝基于科学计量学解释了世界科技中心先后在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英国和美国之间转移,提出科学活动中心的转移周期大约是80年,被称为“汤浅现象”。但是,美国凭借网络技术革命与人工智能革命,突破“汤浅现象”80年科技中心转移的周期,进一步加强了美国的科技帝国主义。
第三,AIGC技术的发展,将进一步扩大南北差距。当前中美都处于人工智能发展的第一梯队,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东亚国家也拥有一定的科技创新发展机会。但是,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它们与美国的技术鸿沟将进一步扩大。从长远看,一些中小国家面临着更大生存危机,权力进一步式微,可能进一步陷入到美国霸权下“中心—边缘”关系之中。
冲击国际秩序的稳定性
科技革命是推动国际秩序变迁的重要动力。冷战时期的美苏科技竞争深刻影响了世界两极秩序的发展演进。人工智能可能引发“安全感的稀缺与恐惧感的上升”。
第一,人工智能技术深刻改变战争的形态与方式。未来的战争不但可以使用机器人作战,而且还可加快战争的决策速度与执行速度。如清华大学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傅莹指出,“人工智能加速战争进程,以至于需要创造一个新术语‘极速战’来描述这种战争模式”。在战争中,AIGC技术的使用将使信息战、舆论战变得更为扑朔迷离。AIGC技术还对国家数据安全、信息安全造成巨大的冲击。
第二,在文化与意识形态领域,AIGC推动了跨文化交流,但也加强了英语的语言霸权地位,降低了国际舆论战的成本。社交媒体机器人的出现,使舆论变得更为扑朔迷离,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国家舆论管控与引导的难度。主要基于西方数据训练出来的ChatGPT不可避免存在算法歧视,可能形成无意识的跨文化歧视、种族歧视。ChatGPT数据将西方价值观嵌入其中,从而更有利于美国价值观、意识形态的输出。
第三,AIGC技术或将加剧技术殖民、技术垄断、技术民族主义与技术保护主义。当前人工智能的法律、法规、政策、原则都是由西方国家定义,而发展中国家在人工智能治理规范、规则的制定中处于失声状态。通用大模型存在鲁棒性不足、可解释性低、算法偏见等技术风险,以及可能存在的滥用、侵犯个人隐私、诱发犯罪、偏见歧视、寡头垄断、行业变革、监管失能等方面的经济、社会、政治风险。当前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秩序、规则与规范的建设还远远滞后,因此,亟须从人工智能系统生命周期治理的角度,制定加强隐私保护、信息安全、可追溯和可问责的全球治理方案。
AIGC引发的不仅仅是人工智能技术竞争本身,更是国家安全与发展战略的竞争。AIGC所产生的行业、经济与社会影响势必外溢到国际政治、国际舆论、全球治理等领域,成为新一轮大国博弈的动力。在全球技术政治竞争中,需要中国大力发展AIGC技术,加强中国战略科技能力,更好地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管理决策环境下的机器行为模式及其演化过程”(72192821)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全球创新与发展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