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出土唐代汉文文书研究

2023-08-17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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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获赠的西域出土唐代文书(以下简称“人博和田文书”),含汉文、于阗文、粟特文等文字。其中汉文文书逾300件,为目前所知世界范围内的最大藏量;更难得的是出现了书写于武则天时期的文书,将丝路南道出土文书的时间大大提前,学术价值重大。据孟宪实《中国人民大学藏唐代西域汉文文书及其学术价值》所述,“人博和田文书”多数属于唐代于阗镇守军,也有镇守军与于阗地方社会密切联系的各种文书,这对于研究唐代于阗军镇、经济、文化生活等方面,提供了最具体生动的材料。
  于阗是唐朝的安西四镇之一,在唐朝经营西域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中央权力得以下达贯彻,离不开军事政治体制的保障。对此,孟宪实先后作《于阗:从镇戍到军镇的演变》《于阗镇守军及使府主要官员——以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藏品为中心》进行讨论,证明从长寿元年(692)唐朝在四镇驻兵以后开始,于阗镇守军与安西四镇节度使作为新的军镇系统后来居上,从权力上控制并支配了原来毗沙都督府与安西都护府的羁縻体制,改变了西域的军事格局,使军镇化成为发展方向。
  任何地区的稳定统治,离不开有力的军事管辖,也离不开有序的经济治理。那么,在军镇体制下,唐代于阗地区的经济活动如何有序开展?学者们从人博和田文书的记载中找到了诸多答案。如税收系统,于阗镇守军在当地征税,并不依靠于阗的王官系统,而是可以直接向当地百姓征纳。刘子凡《于阗镇守军与当地社会》,通过分析GXW0062、GXW0065等文书,找到了征税的基础,即于阗镇守军已切实掌握当地百姓户数和男丁的统计信息。丁俊《于阗镇守军征税系统初探》进一步证实,于阗镇守军内部的征税系统十分严密且完善,在管理上逐层对应,任务明晰,事务繁复,从而承担起自主供军的功能。通过孙炳晗《安史之乱后于阗地区征税体系研究》,我们得知,在安史之乱后,即便镇守军与中央的联系中断,无法获得中央供给,但凭借“国—州—乡—村”的严密体系,依靠当地获取的物资支持,仍坚持到吐蕃占领时期。
  又如,作为税收制度的一种,“税粮”制度于传世典籍缺载,现因人博和田文书得以显现。丁俊通过GXW0166r《唐某年杰谢镇状为大历十七年当镇应管仓粮破用等事》及背面的粮账文书,探讨了于阗地区公粮发放的对象、标准,认为给粮对象为行官,标准为每人每大月一石粟(或小麦、青麦)。对于相关问题的研究,更集中于2022年庆昭荣、荣新江共同完成的系列文章《和田出土大历建中年间税粮相关文书考释》《和田出土唐贞元年间杰谢税粮及相关文书考释》《唐代碛西“税粮”制度钩沉》,论证了安史之乱前,于阗的税粮征收已初具雏形,首要用途是通过向百姓征收粮食补充军粮;到安史之乱后期,因百姓负担加重,税粮拖欠加剧,也会采用以钱折纳的措施进行征收。
  税收之外,水利营田、民间契约亦是经济发展的重要面相。刘子凡《杰谢营田与水利——和田新出〈作状为和田作等用水浇溉事〉研究》认为,“在于阗当地特殊的军政体制下,杰谢作承担了水利管理者的角色,反映出于阗镇守军势力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到了民政事务的管理中”。丁俊《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藏和田出土契约文书及相关问题的讨论》利用GXW0038等10余件于阗契约文书,证明了于阗契与高昌契、西州契在内容上的延用关系,并揭示出其自身特色,即防范性条款的完善和苛刻。
  “钱”与“帛”作为经济活动不可或缺的要素,备受学者关注。段晴、李建强《钱与帛——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藏三件于阗语—汉语双语文书解析》,毕波《西域出土唐代文书中的“贯”》《古代于阗的一种织物——白氎》等,虽具体研究对象不尽相同,但在方法上均结合汉文文书与于阗语文书进行讨论。
  和田地区是目前所见西域汉语文书出土地的最西端,这不仅体现了唐代于阗地区的文化交融,更证明了汉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和感染力。人博和田文书,大多数虽残破严重,但还是为我们保留了丰富的文化信息。荣新江《〈兰亭序〉在西域》《王羲之〈尚想黄绮帖〉在西域的流传》,即关注到两部书法名帖传播至于阗地区的状况,并以此为切入点,考察中原文化在西域的传播路径和影响;陈丽芳《唐代于阗的童蒙教育——以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藏和田习字文书为中心》一文,则将视角转至孩童的启蒙教育,揭示汉文化在其中的作用;而刘子凡《唐代书信缄封考——以中国人民大学藏和田出土书信文书为中心》,则通过GXW0199等几件带有直封封皮的书信,回溯唐代书信缄封方式;段真子《汉籍抄本在于阗——以中国人民大学藏西域汉文文书为中心》对目前整理出的汉文典籍文书进行梳理,展现汉文化在于阗的传播规模。
  人博和田文书虽收藏一地,但经荣新江初步判断,在内容上与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和田文书有一定关联,同时和斯坦因、彼得罗夫斯基、斯文赫定等所得英、俄、瑞典收集品中的和田出土汉文文书彼此相关。这些散藏海内外的300余件和田文书,已由荣新江整理出版于《和田出土唐代于阗汉语文书》;与此同时,人博和田文书的整理工作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根据现有材料,孟宪实已勾勒出于阗在唐代贞观时期、四镇前期、四镇后期、“后安史之乱时期”呈现出的不同历史面貌。相信随着更多历史信息的涌现,这些文书在于阗史研究中会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于阗的历史亦会更加立体、丰满。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人民大学藏唐代西域出土文献整理与研究”(20&ZD250)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古籍整理与研究部副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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