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高度，对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进行了战略部署。2023年5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强调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现代化国家的物质技术基础，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提供坚强物质支撑。近年来，全球产业格局加速演变，世界主要大国产业政策加速“回归”，成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驱动因素。我国拥有完整的产业体系和超大规模市场双重优势，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同时，我国产业发展战略调整与全球产业发展环境变化，对产业经济学研究提出了一系列重要问题，为建构中国自主的产业经济学知识体系带来了契机。笔者愿就其中的若干重要问题与同行交流。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研究

　　世界主要大国的历史性崛起并保持全球领先，无不建立在强大的产业实力之上，为各国提供了“无工不富”“无工不现代化”的发展经验。我国到2035年实现综合国力、经济实力、科技实力跃上新的台阶，必须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近年来，我国学界围绕“现代化产业体系”这一政策概念，发表了不少成果，但在学理化上还有待深化。

　　一是关于现代化产业体系本身的研究，存在一些基本概念和基础理论问题。具体包括：什么是“产业体系”，与分析产业之间关联的“产业结构”“产业生态”等概念有何异同之处？如何将当代产业边界日益模糊、要素“跨界”配置、产业与基础设施同步升级等新趋势纳入理论分析？产业体系现代化的评价标准和指标体系是什么？现代化产业体系与新型工业化之间是什么关系？二是关于实体经济与制造业的研究。关于实体经济的定义和范围，还需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形成共识，为学术研究和科学决策提供学理支持。制造业是实体经济最为核心的构成部分，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中之重。我国仍将保持全世界唯一拥有全部工业门类国家的优势，产业升级厚积薄发，但过去一段时间以来，我国制造业占比下降引发了各界讨论。就学理而言，目前关于“去工业化”的基本事实和理论尚不完善，特别是对我国制造业占比下降的原因和机制分析有待深入。以此为基础，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还应加强研究我国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制造业发展具有由要素成本、生产效率及高等级基础设施等潜力构成的综合优势，全面开展国际竞争力比较分析，从而为有竞争力地保持制造业比重稳定，夯实我国产业体系完备和配套能力强的优势提供学理支撑。

　　提升产业创新能力研究

　　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具有核心地位。我国已在高铁、通信、大型客机等产业创新方面取得重大突破，要更大力度解决产业基础能力较弱和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难题。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的背景下，世界主要大国把产业创新作为国际战略博弈的主战场，产业创新能力对大国竞争力的支撑作用日益凸显。

　　创新是产业经济研究的热点，相关实证研究主要采用两种路径：一是采用多种创新度量指标开展计量经济分析，二是针对特定产业的技术创新进行案例分析。从全面提升产业创新能力的要求看，还有一些重要问题需要加强研究。例如，针对不同产业创新分析所取得的经验启示，如何从中提炼具有中国特色、符合新发展阶段的产业创新体系理论？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举国体制，是我国核心技术攻关的重要制度优势，但有些研究强调“举国体制”，而对“新型”的现实背景和理论研究不足，尚未明确阐明新型举国体制与传统举国体制之间的继承和发展，可能导致难以构建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之间的分工与合作。又如，我国具有超大规模经济体的优势，国内需求对新发展格局的支撑作用将不断增长，消费需求结构朝着品质化、个性化、绿色化方向升级。这是维持我国企业研发投资和牵引产业创新方向的重要优势，那么，应该如何构建起由国内需求升级为主牵引产业创新的新理论和新机制？还需要明确的是，成功实现商业化是创新的根本要求，不仅要重视技术突破阶段的研究，还要加强技术扩散阶段产业组织与行为经济学研究，设计有效的“助推”工具，完善产业创新链条，等等。

　　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研究

　　产业经济的微观基础，是企业选择技术并配置各类生产要素，以应对市场与政策环境的变动。随着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向产业领域加速应用渗透，叠加绿色发展目标，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对微观企业决策带了多层影响，也为产业经济研究带来了诸多前沿问题。

　　第一，数字经济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研究。在近年来研究数据要素和数字经济取得新进展的基础上，有必要深入研究数据要素影响企业生产决策和竞争行为的微观机制，纳入数字平台组织的研究成果，构建数字产业组织新知识、新理论。在理论指导下，进一步开展实体经济特别是对传统产业、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经济决策和成本收益分析，构建促进产业智能化的长效激励机制。第二，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背景下加快产业清洁低碳转型，将从企业的投入和产出两个方面带来新的研究问题。例如，企业之间在能源消耗和碳排放方面存在异质性，能耗双控逐步转向碳排放双控将对产业产生何种结构效应？在碳能分离的情境下，企业如何根据国内区域的能源结构优化生产布局？又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将对企业的成本结构产生什么影响？如何转移和分摊相应的成本？对我国相关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带来什么影响？第三，“制造+服务”“制造+农业”“生产+消费”“产品+数据”等产业融合发展的趋势日益明显，产业形态演变对产业关联和统计带来哪些新挑战，又进一步对基于产业分类的经典产业经济理论提出什么挑战？如何测定产业融合发展带来的“融合红利”？产业融合趋势对市场结构和竞争行为带来什么影响？对相关市场界定和反垄断提出了哪些挑战？这些新问题都超出了传统产业经济研究的范围，需要立足现实开启新的研究议程。

　　基于国内外新动向的研究

　　产业政策是现实中政府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也是产业经济学研究的经典问题。虽然存在一些争议，但是产业政策无疑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还将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继续发挥积极作用。近年来，在一些产业政策讨论中，存在将一国经济体制、政府与市场关系等制度性议题纳入其中，引发产业政策存废之争。而在产业政策部门看来，产业政策是政府为实现特定目标或解决产业领域的市场失灵问题而引导要素配置的技术性手段，问题在于如何评估产业政策实施的收益与成本，以选择有效的政策工具。这一反差引发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如何界定产业政策，以及如何开展产业政策研究。这一理论问题的回答，直接关系到更好发挥产业政策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定位与效果。

　　在实践应用层面，当前产业政策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是面向新发展阶段推动产业政策转型。我国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为推动产业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形成了极为复杂的产业政策组合，在我国成长为工业大国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进入新发展阶段，在产业领域贯彻新发展理念，势必要求产业政策的目标转向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涉及的问题包括但不限于：如何处理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与维护产业安全之间的关系，增强产业政策的顶层设计；如何按照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趋势拓展产业政策的研究范围，加强产业政策部门之间的协同性、中央与地方之间产业政策的协同性以及产业政策与宏观政策的协同性。

　　应对世界主要国家的产业政策“重启”“回归”，还需加强研究国家之间的产业政策博弈。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主要大国纷纷实施了积极的产业政策，特别是一些大国的产业政策制定主体、产业政策目标、重点领域和政策工具等出现明显变化，正以新的政策传导机制对我国和全球产生影响。相比而言，我国产业政策研究长期关注国内产业问题，在应对世界大国产业政策方面的研究基础较为薄弱。以全球视野研究国家之间产业政策的互动，也是新发展阶段产业经济学的研究方向之一。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