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向性是心灵现象独有的内在属性，指心灵具有表征对象的能力，即能够重现对象。哲学家将心灵中的这种重现称为心理表征（mental representation），这种表征与所表征对象之间的关系似乎不是物理关系。因为物理关系的两个关系者都存在，而心理状态的对象则可以在物理上不存在。比如，“孙悟空”是虚构出来的，在物理上并不真实存在。但当心里想“孙悟空大闹天宫”时，我的心灵仍然表征了“孙悟空大闹天宫”这一虚构事件。那么，心理表征是如何获得其内容的？心灵如何表征外部世界中的对象？是什么决定了心理表征的内容？此类问题被称为心理表征的内容问题。

　　当代哲学主要在自然主义的框架内探讨这一问题。自然主义是20世纪中叶以来大多数英美哲学家所持有的立场，认为凭借自然科学的方法和本体论足以理解实在，不存在什么超自然的东西，甚至认为哲学应与自然科学保持一致。具体来说，哲学不应违背物理因果封闭原理，即物理科学在因果链上是完整的：物理原因总是会导致物理后果，物理后果也一定是由物理原因导致的。自然科学所承认的事实通常被称为物理事实，物理事实构成的整体就是人们生活于其中的物理世界。这意味着，心灵领域并不是外在于物理领域的地方。心理表征或者说意向性作为心理状态同样也是物理的。与之相应，对于内容问题来说，我们应当用与自然科学一致的方式来解释心理表征的意向性问题。也就是说，心理表征与外在对象之间的表征关系或者说意向关系并不是某种非物理的关系，而是由物理关系实现的，并可以通过物理关系进行解释。以这种方式回答内容问题的进路被称为意向性的自然化进路。

　　自然化意向性的第一种理论是施坦佩（Dennis W. Stampe）于1977年提出的表征的因果理论。这种理论认为，一个心理状态的表征内容是由通常引起这一状态的条件所决定的，因此这一状态指示了这些条件。这一理论构成了心理表征的因果理论纲领。德雷斯基（Fred Dretske）、福多（Jerry Fodor）和拉普特尔（Robert D. Rupter）在这一纲领下进一步发展了指标语义学、不对称依赖理论以及最好测试理论。这些理论虽然具体内容不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即考虑作为表征的心理状态的产生条件。由于这些条件引起了或者说决定了某一心理状态，所以这一心理表征的内容就是这些条件。

　　从引起心理表征的条件来确定表征内容的理论面临一个严重挑战，即错误表征（misrepresentation）的问题。我们的心灵在表征外部对象时经常出错。如果因果理论是对的，那么我们则不应该产生错误表征。然而，事实上我们经常有错误表征。因此，因果理论是错误的。鉴于因果理论面临的错误表征问题，自然化意向性的另一研究纲领目的语义学（teleosemantics），不是从表征产生条件考虑表征内容，而是从这一表征所产生的效应或者说所具有的功能来考虑表征内容。同样，某个心理状态之所以表征了某一对象，是因为这个心理状态被设计来表征这一对象，即具有表征这一对象的功能。然而，我们不能认为心灵表征是由外在的他者设计的，否则会导致“智能设计论”，与自然主义相冲突。目的语义学的支持者们用生物功能来理解心理表征这一功能。生物功能是指生命有机体的性状所具有的功能，如心脏有泵血功能，眼睛有视觉功能等。

　　正如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所解释的，一个生物性状的功能并不需要外在的他者设计，而是在演化中自然产生的。从演化史的角度来确定生物性状的功能的看法，被称为历史—溯因（historical-etiological）观点，即某一性状之所以具有这一功能，是由于它在演化史上具有特定的效应而被保存并遗传到下一代。米利肯（Ruth G. Millikan）将这种功能称为专有功能（proper function）。她将专有功能区别于偶然具有的功能。比如，医生可以根据心跳频率来判断心脏是否正常，但心跳频率并不是心脏的专有功能，只是心脏泵血的附带效应。

　　米利肯用专有功能来解释符号的表征或者说意向性内容。某一符号之所以具有某一表征内容，是由于该符号在过去指示某一对象而被保存下来。与因果理论将表征状态产生的条件作为表征的真值条件不同，目的语义学将状态所产生的效应看作表征的真值条件。米利肯将产生表征的事件或对象称为生产者（producer），将利用该状态实现特定表征功能的主体称为消费者（consumer）。因果理论认为，是生产者决定了表征的内容；而目的语义学认为，是消费者决定了表征的内容。由于米利肯从生物信号出发来讨论表征的内容问题，进而为解释人类语言的表征内容提供洞见，所以她把自己的理论称为生物语义学（biosemantics）。生物语义学构成了目的语义学自下而上的进路。与米利肯几乎同一时间，帕皮诺（David Papineau）也根据生物功能来讨论表征内容问题。由于他是从人类认知系统开始讨论的，所以被称为目的语义学的自上而下进路。

　　从生物功能来解决表征内容问题的一个突出优点是，可以轻松解决错误表征问题。由于生物功能只是生物性状预设（supposed to）实现的，因此可能会功能失调（malfunction）。比如，心脏的专有功能是泵血，而当心脏出现功能失调时，则可能无法实现泵血的功能，但这不影响心脏的专有功能是泵血。生物功能是专有功能意味着，生物性状只是被预设实现某一功能，并不代表实际上会实现这一功能。目的语义学一方面解释了某一心理表征或语言表征是如何具有特定内容的，另一方面又成功解释了为什么会出现错误表征。

　　目的语义学虽然有这些理论优势，但依然面临两个严重的挑战。第一个挑战是戴维森（Donald Herbert Davidson）提出的“沼泽人”论证。目的语义学采用历史—溯因观点来理解生物功能。这意味着，历史对于表征内容的确定是必要的。也就是说，一个表征没有历史，就不会确定其内容。戴维森提出了这样的思想实验：在夏季的一个强对流天气中，一道闪电劈到了一块沼泽地上。由于某种物理、化学上可能的反应，产生了一个与他在物理状态上一模一样的“沼泽人”。根据个例同一性（token identity）原则，如果两个大脑状态是完全一致的，那么这两个大脑状态所实现的心理状态就是一致的。由于“沼泽人”此刻的物理状态与戴维森此刻的物理状态是相同的，所以他们的心理状态也应该是相同的，他们的心理状态所表征的内容也是相同的。由于“沼泽人”的心理表征没有历史，所以历史对于确定表征的内容不是必要的，因此目的语义学是错误的。不过，米利肯并不认为这一论证会严重威胁她的理论，因为这一思想实验虽然在逻辑上是可能的，但在物理上却几乎不可能。在引用生物学洞见来解释意向性时，我们考虑的是现实可能性，而不只是逻辑可能性。

　　目的语义学面临的第二个挑战是内容判断问题。简单来说，一个生物性状除了产生实现其专有功能的效应外，还会产生其他效应。那么，我们应如何判断哪个是该性状的专有功能？皮耶特罗斯基（Paul Pietroski）同样用一个思想实验来表达这一反驳：设想一种叫开姆的简单多细胞动物，它只有初级的知觉能力，只有一种叫斯诺夫的天敌。斯诺夫每天黎明时分都在地面上捕食开姆。现在有一些开姆突变了，具有感知并爬向红色东西的倾向。每天黎明时分，这些突变的开姆会爬到高处，感知红色的日出。由于斯诺夫只在地面上捕食开姆，所以这些突变的开姆因为可以避开被捕食，就具有了选择优势。这一突变显然可以提高开姆的适应度。直觉上来说，我们会觉得突变开姆知觉到的是红色的东西。但根据目的语义学，表征的内容是由过去成功的条件决定的，所以并不是朝向红色决定了突变开姆的适应度，而是避开捕食者。所以，突变开姆的表征内容应该是没有斯诺夫。因此，完全基于效应端的目的语义学与我们这里的直觉相冲突。近年来，妮安德尔（Karen Neander）和谢伊（Nicolas Shea）各自尝试在融合德雷斯基的信息语义学基础上，将生产者端产生的信息关系与消费者端的效应结合起来，以回应这一挑战，并试图解释认知科学、心理学以及语言中的内容问题。

　　从上面对意向性自然化的介绍可以看出，以达尔文自然选择学说为基础的生物学，不但成功自然化了生物中的功能与目的概念，而且将这种自然化策略推广到心灵哲学中的核心问题上。事实上，达尔文自然选择学说已成为科学哲学中自然主义的主要理论框架。由于认知与心灵是在生命语境中的，相信从生物学的视域来探讨认知与心灵的哲学问题，会为这些古老而又常新的哲学话题带来新的理解，进而推动相关哲学问题的解决。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