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常常被认为是一个权力和利益的竞斗场，充满了各种倾轧斗争，似乎没有朋友或友谊可言。但有趣的是，在中西方国际关系的历史和现实中，都存在着许多关于国家间友谊或朋友的话语和实践。例如，国际关系史上存在各种各样的友好条约、友好协定，中国外交中更是经常用“好朋友”“好伙伴”“好关系”等话语来形容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双边关系。很多国际关系学者也常常用朋友或友谊的说法来形容国家间的良好关系。可以说，朋友或友谊已经成为国际关系实践中较有存在感的概念或术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儒家思想和外交实践十分重视自身“朋友圈”的构建与拓展，其对传统国际政治理论中结盟的超越，正在为国际关系中友谊理论的建构作出重要贡献。

　　国家间的友谊及其理论缺失

　　长期以来，朋友或友谊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并未得到认真对待。例如，在传统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看来，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安全困境，国家间构成强烈的敌对或竞争关系，不可能拥有友谊。即使存在所谓盟友，也不过是一种为了对付共同敌人的权宜之计，因此仍只是在敌人的对立面的狭隘意义上讨论朋友。自由主义认为国家间并不必然构成冲突或竞争的关系，合作也是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如果敌人通常意味着战争与冲突，那么友谊就意味着和平与合作，自由主义因而将重点放在对于和平与合作的研究上，却忽略了对于友谊问题本身的考察。事实上，和平与合作只是友谊的结果表现或催生友谊的有利条件。建构主义最重视友谊问题，例如，建构主义的集大成者、美国学者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将友谊视为一种体系文化或集体身份，认为随着国际社会由霍布斯文化演进到洛克文化再到康德文化，国家间会相互视为朋友。但与此同时，由于体系文化的转化十分困难，国家间友谊十分稀缺，温特狭隘地认为，当前全球范围内可能只有北大西洋地区演化出了这种集体身份。

　　近年来，西方国际关系学界也开始注意到友谊问题，而这与当前西方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关系转向、情感转向、实践转向的趋势不谋而合。目前，学界关于国家间友谊的讨论主要可以归纳为领导人个人友谊说、伙伴说、深度和平说、集体身份说，等等。但总的来看，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关于国家间友谊的讨论呈现明显的利益与情感二分法的特征，一方面从利益契合或情感联结的角度去理解国家间友谊，另一方面却又说不清楚所谓情感在国际关系中究竟意味着什么，往往将其等同于文化、价值规范、认同、意识形态、信任等诸多非物质因素。总之，目前国际关系学界并没有对国际关系中的朋友或友谊进行准确的概念界定，更缺乏关于朋友或友谊本身的系统性理论阐述。

　　发展国家间友谊的理论基础

　　如英国学者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所说，当今世界可被视为一个由各主权平等的国家构成的国际社会，而国家就好比生活在这一社会中的人，相互开展某种社会性实践。由于全球化时代相互依赖的加深，所有国家都共同生活在一个狭小的“地球村”里，相互都比较熟识，不可避免地产生诸多交集，国际社会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一种熟人社会。这就为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开展“人情”实践提供了土壤，也意味着国家间具有发展出“交情”进而成为朋友的可能。

　　然而，国家作为一种非人格化的抽象行为体，在本体上并不具有情感能力，国家间不会真的像人那样去喜欢对方。所谓国家间友谊其实只是一种源于人际关系的类比，即将特定类型的国家间关系或互动方式类比为一种朋友的关系或角色，仿佛国家会像朋友之间那样相处和行事，彼此有意识地表现或呈现得像朋友，相互扮演朋友的角色。这有点类似于人际关系友谊中的“交情”概念——朋友之间，不论是否出于真情实意，彼此的行为都需表现得合乎“交情”，符合彼此作为朋友的角色期待。借鉴角色理论，国家间友谊可以被视为一个社会角色扮演的过程与结果，最初可能由理性利益所驱动，但彼此通过连续的互惠交往逐步形成了朋友的社会性角色，并借助双方有意识的角色扮演使其不断维持和巩固。参考人际关系中的友谊实践，国家间的这种角色扮演亦包括象征性互动和实质性互助两个方面。二者相互融合、相互促进，使双方建立和发展起一种长期稳定的双边关系，从中获得长期互惠。

　　总之，国际关系中是可以存在朋友与友谊的，正如冲突与合作是国际关系的两大主题一样，敌人与朋友同样是国家间关系的两个基本面。但国际关系中的朋友不能等同于盟友，而是一种具有特定情感属性的双边关系。国际关系中也可以“谈感情”，不过这种“感情”并不具有人际关系中的情感那样真实的情感内涵，而主要是“表现”或“呈现”出来的感情，是一种通过角色扮演产生的稳定互惠的双边关系身份认同。因此，我们应加强对国家间友谊的研究，以加深或丰富对于国际关系互动的理解和认识。

　　中国外交实践对友谊理论建构的意义

　　在中国儒家思想看来，朋友是五伦（即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中的重要一伦。朋友关系不基于任何家庭血缘与等级因素，完全建立在平等和自由交往的原则基础上，其关系交往主要靠“信”来约束。此外，朋友之间因情而有义，相互帮助与支持是朋友的应有之义。对此，儒家有着非常深刻和独特的见解。中国人伦社会中有着十分丰富的朋友和人情实践的经验智慧，中国社会与文化或许也理应成为相关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重要资源。

　　从现实实践来看，中国外交一向十分重视在国际社会广交朋友。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伙伴关系外交，再到新时代以来的正确义利观外交理念，无不体现出中国外交对于朋友的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在坚持不结盟原则的前提下广交朋友，形成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正有意识地不断巩固和扩展自己的“朋友圈”，取得了丰硕成果。在当前国际形势下，中美都不约而同地认识到在国际社会争取更多朋友的重要性，都在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去拓展自身的“朋友圈”。只是中国奉行的“朋友圈”战略追求的是在平等、独立基础上实现双边关系的长期稳定与互惠，而美国侧重的是利益与价值观或意识形态同盟，是集团与联盟的思维。

　　对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而言，中国拓展自身“朋友圈”的战略，不能简单依靠利益交换，而是要秉持正确义利观，在对外关系交往中坚持义利兼顾、义利平衡，在讲情重义的同时坚持原则，捍卫国家利益的底线。只有用心经营好每一对双边关系，不断巩固和扩展自己的“朋友圈”，才能更好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更好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从而有助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者系华东政法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