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武汉大学主办，武汉大学长江文明考古研究院、武汉大学茶文化研究中心承办的西南茶马古道文献资料整理与遗产保护研究学术研讨会近日在武汉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河南大学、四川大学、湖北大学等单位的学者与会，从不同时代、线路、主体切入，交流该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

　　第一，茶马贸易推动茶马古道的形成和发展。在人类文明发展和文化交流史上，由于各地自然资源和物产不同，人们需要通过区域间、长距离贸易来相互补充。早在先秦时期，蜀地和古印度之间就有贸易往来。四川省茶叶流通协会秘书长陈书谦表示，汉武帝时，开通了蜀地往南翻越大相岭、横渡大渡河，通往大小凉山、西昌平原的蜀道。蜀郡商人用内地茶叶与少数民族交换牦牛、马匹等物资，这是早期民间茶马贸易的雏形。

　　自从骑射成为战争的主要手段后，马成为军队不可或缺的战略物资。中国内地农区不产马，军队的马匹主要来自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牧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华介绍，北宋王朝建立后，由于长城沿线草原与荒漠地区被辽和西夏占据，失去了养马的草场。军队缺乏战马，遂致力于向西部高原诸部族买马。为此，宋王朝在四川成都等地设立了专门收购茶叶的机构以垄断茶叶贸易，并将茶叶运送到设置互市的地方交换马匹。明王朝建立后，鉴于北方存在蒙古残余势力，继续以茶换马。明朝实行茶马官方专营，在四川成都、重庆、保宁、播州和陕西汉中设茶仓收购茶叶，运到甘青安多地区和川西康巴地区换马。

　　在一千多年的发展中，茶马古道已成为纵横八方、连缀山海的路网。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孙前表示，至今公认的茶马古道主要有三条，即川陕甘青线、川藏线、滇藏线。他介绍说，川陕甘青线时间早、规模大，它以国家战争之需为主，主要功能是以茶易马，时间跨度为200年左右。川藏线在川陕甘青线之后、由于战争所需而修，延续时间长达千年，后来转为民间贸易。滇藏线以民间互通有无的盐糖茶等百货贸易为主，以马为主要运输工具。

　　会上，多位学者从茶马古道路网的不同点、段切入，展开研究。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教授段渝从岷江道的贸易变迁入手。他介绍说，先秦时期，岷江道依靠天然的通道条件，在古代民族迁徙交往的背后，逐步形成了发达的自由贸易体系。西汉时期，中央政权在巴蜀西南夷地区强力推行郡县制度，并打击蜀商的商业活动，使岷江道原有的商业贸易功能趋于瓦解。唐宋时期，伴随区域政治格局的变化，岷江道成为汉番接触的前沿地带，战略地位受到重视，并开始茶马互市等经济性活动。南宋以降，朝廷实行“以茶治边”，广泛推行的“茶引”制度强化了岷江道的商业贸易功能。

　　川藏线上的雅安至康定（古称打箭炉）段，主要靠背夫背运，货物到达康定后再用骡马运送到昌都、拉萨等地。成都师范学院教授孔又专表示，自茶马古道兴起以后，为满足藏茶就近供应，雅安地区广泛种植茶叶，后来逐渐成为重要的茶叶种植、制作、销售中心，雅安也成为茶马古道川藏线的起点。宋代熙宁以后，朝廷在雅安设置茶马司和买马场，进一步巩固了雅安的地位。此后，虽然中原王朝对马匹的需求时断时续，但藏区人民对茶叶的需求始终没有间断。明代和清代前期，朝廷实行“茶引”制，允许商户贩卖藏茶，于是兴起了众多茶商茶号。清末至民国，藏茶买卖完全成为民间商业行为，茶叶贸易更加繁荣。

　　第二，茶马古道推进川西高原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西南茶马古道不仅仅是商贸通道，更是文化交流和传播的桥梁。武汉大学茶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陆晗昱表示，西南茶马古道的三条主线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各自独特的作用。青藏茶马古道亦称唐蕃古道，是唐朝汉藏的交通要道。文成公主入藏，使饮茶风习传入吐蕃，其后，内地茶叶开始经青藏茶马古道更大规模地输入藏地。迄至宋代，青藏茶马古道成为汉藏茶马贸易的主要道路。南宋期间，朝廷从自杞、邕州横山砦等地买马，经广西、贵州等地运到内地。明代以来，青藏、川藏、滇藏茶马古道上，民间茶马商贸活动愈发兴盛。清朝顺治年间，青藏茶马古道沿用官营茶马贸易，至乾隆初年才予以废止；康熙年间，川藏、滇藏茶马古道均实行边茶商营贸易，政府颁发茶引、征收茶税，茶商自由营运。陆晗昱表示，伴随古道所承载的商贸活动的发展，沿线多民族文化之间也产生了愈加密切的交流与融合。

　　古道上，来自不同地区、不同背景的商人、旅行者和马帮等，带着各自的文化和习俗，与当地人进行交流、交易。重庆市国资委二级巡视员罗承勇表示，这促进了多民族文化交融，促进了茶文化与西南地区各族群文化相互融合，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风貌。明清时期，徽商是活跃于西南地区茶叶贸易的重要商业力量。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研究员康健表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徽商依靠群体凝聚力，同时积极借助地方官府庇护，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收入。他们既将家乡的徽茶贩运到西南地区，也将西南地区的茶叶贩运至外地，促进了茶马贸易的发展，加强了徽州与西南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推动了西南民族地区经济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木仕华表示，汉藏关系与南路边茶、西路边茶之间近两千年的关联，堪称大历史。茶马古道的历史功用，需要在汉藏千年贸易史、茶叶贸易国际化进程，近代白银资本与中英印茶叶销售之争所引发的中西贸易战以及中国边疆危机等大视野中重新审视。

　　第三，借助历史地理信息系统整合资料。从宋代起，中国内地和边疆因茶叶、马匹等贸易衍生出一套严密的法律、制度和政策。武汉大学茶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宋时磊介绍，日本学者从20世纪初就已关注茶马贸易，他们利用各种历史文献资料开展茶马古道的本体研究，还到茶马古道遗址现场亲身体验、调研和勘测，并从多学科视角切入。有学者介绍，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不少外国人到四川至西藏的茶马古道考察，藏茶和茶马古道不经意间进入他们的视野。后来，随着英属印度茶业的发展，英国人开始觊觎西藏茶叶市场。为了让印茶顺利入藏，英印政府先后组织多批商人、学者、探险家对中国西南地区茶业及其经营样态进行较长时间的考察。印茶入藏的科考成果不仅记录了康藏地区茶业状况，还涉及该地区风情奇趣，客观上填补了有关方面的资料不足。

　　一般说来，历史上的名茶产地和重要茶区往往会有茶碑遗存，可以补史籍之不足、与史籍互相印证。西南林业大学文法学院教授杨海潮表示，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勐腊县的一批清代碑刻，内容涉及茶事公文布告、茶民建设会馆以及茶马古道路桥修筑等事务，记载了茶马古道上地方社会的政治、经济、民族、文化等丰富信息，具有多重学术价值。他调查了这批碑刻的原碑及其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同时结合相关方志、档案等史料考校了碑文。

　　在漫长历史中，茶马古道留下了丰富的文献资料和历史遗存。武汉大学原副校长、人文社科资深教授胡德坤在致辞中表示，学界要进一步整合类型丰富、覆盖面广、数量庞大的各类资源，以促进该领域的研究长远发展。武汉大学万林艺术博物馆馆长助理彭蛟表示，茶马古道相关区域的自然和文化生态极为脆弱，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大量相关遗存迅速消失，急需进行抢救性整理。彭蛟建议，建设专题地理信息系统，为相关研究提供清晰的空间参考，以实现精准量化的空间分析和直观的时空展示。具体来说，以时空框架为基础，遗产数据为核心，文献资料为支撑，建立现状、历史、线路、遗产四个空间数据库以及线路、遗产两个属性数据库，而系统功能设计应着重展示、分析和输出三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