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党对文化建设的引领和指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建立和规范一些礼仪制度，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纪念庆典活动，传播主流价值，增强人们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在文化强国建设的重大实践过程中，我们必须遵循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探索有效的措施，“红色礼仪源流研究”就是对红色礼仪进行系统性研究和宣传的一种全新的总结。

　　红色礼仪及其文化的专题研究具有较强的学术价值及现实意义。首先，课题研究和宣传、品牌打造等等，对传播主流价值观具有重要意义；其次，本研究有助于增强国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再次，宣传和研究有助于彰显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树立文明古国、礼仪之邦的良好形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礼仪是宣示价值观、教化人民的有效方式，要有计划地建立和规范一些礼仪制度……一些重大礼仪活动要上升到国家层面，以发挥其社会教化作用。”本项目的持续性探索，将具有较强的学术开拓价值，同时具有理论和实践层面的意义。

　　红色礼仪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体现大党大国制度的主干内容，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红色礼仪：概念解析及厘定

　　在明确这一概念之前，首先要确立“礼仪”之内涵。“礼仪”包括礼貌、礼节、仪表、仪式等等，它作为人们在社会交往中符合社会公共道德的各种行为规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前者涵盖了人类文明社会诞生以来的各种社交规则、生活准则、政治秩序、风俗习惯、社会行为规范；后者则特指人与人之间交往中适宜、良好的行为规范。换言之，广义上的礼仪是一种宏观的、通行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文明生活之状态，可从人类与自然、个人与社会、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等层面来界定；狭义上的礼仪则是从个人在其家庭、职业和社会环境等生活细节层面加以界定。

　　而就“红色礼仪”而言，它是指中国共产党人历经百余年革命、建设等实践经验历程中逐步建立、发展和完善起来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礼节和仪式。红色礼仪既包括有形的红色物质载体，也包括无形红色精神元素；既有红色礼仪的理论阐释和论断总结，又有关于红色礼仪的实践发展和持续性的自我完善。

　　作为核心概念，“红色礼仪”之明晰首先遵循形式上的逻辑，这可从红色和礼仪两大要素具体阐释。红色凝聚了中国共产党珍贵的历史经验和精神食粮，是中国共产党人最鲜明的政治底色和信仰根基，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图腾和精神皈依；红色象征着中国共产党，象征了共产主义。礼仪，可简略凝练为礼节和仪式，它是人们在社会交往中符合社会公共道德的各种行为规范，广义上的礼仪是一种宏观且具有普遍意义的文明生活之状态，狭义上的礼仪指人们交往中适宜、良好的行为规范。

　　红色之“礼”，源自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之始，是基于中华传统之礼与域外影响之礼的融合。这种礼节既有数千年中华文明发展和延续至今的待人接物之礼，所谓中国人传统的“彬彬有礼”、“礼尚往来”、礼貌有加，那股传统的文明、优雅之礼节和气度；又有来自域外尤其是欧洲包括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苏俄无产阶级革命带来的近现代以来的新型革命礼节，比如传入华夏先进革命分子的握手、拥抱等“体触文化”的待人接物的外在礼节。以上是外在的中外礼节表达方式。除此之外，那些内在的礼节要素，如精神要素、内心蕴含、群体意识、新型党派原则和要求、民族或区域的文明要素，等等，则要更深入地挖掘和归纳。

　　红色之“仪”，同样源自共产党人最初的理论和实践之努力。这种意识既包含中华传统礼仪制度的各种仪式中的部分要素，更有来自域外相关意识的直接影响。这种隆重、庄重、有着一定规程和群体表达的仪式，则更能够体现异于传统仪式文化的特征。譬如入党入团环节的仪式氛围，则充满着庄重、严肃、正式的特征和氛围。这种仪式的时代性特征极为明显，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1920—1922）每一个当事人为那种兴奋、严肃、庄重的气氛所感染，他们有着为了伟大事业而奋斗终身的责任及义务之感，而这种神圣的感觉在不同历史阶段得以强化；这种感觉在抗日战争期间、解放战争时期以及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内涵——亦即期间的“仪式感”是完全不同的。此即“红色之仪”的时代性差异。

　　无论是“红色之礼”，抑或是“红色之仪”，它们均源自红色文化发展史的最初阶段，也就是红色基因诞生的历史时期。“红色礼仪”、红色礼仪文化源自最初一批批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的努力和奋斗，他们创立和发展起来的红色文化，包含着这种特殊的礼仪及其文化诸要素。

　　二、红色礼仪的两大源流：传统之源和域外影响之源

　　红色礼仪产生和形成具有两大源头，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联的礼仪要素之根源；二是来自域外的影响，亦即来自海外尤其是欧陆革命和苏俄革命的影响，这一影响又有理论与实践层面的内容。

　　就中华传统思想及文化而言，红色礼仪之内涵要素之源，是承继于中华五千年历史的文脉承继而来，其纵向时间段源远流长。所吸收的具体要素既有宏观层面的，又有微观层面；既有广义上的思想和精神要素，又有狭义上的有形要素和具体而微的方方面面。前者包括先秦（甚至炎黄以来）的各种礼仪制度之内容，如庆典仪式（“吉礼”）、交往之礼（“嘉礼”“宾礼”）阅兵仪式（“军礼”）、祭奠礼仪（“凶礼”）等等，后者则涵盖了各种抽象的文化精髓如精神信仰、价值观等，亦即吸收了中华传统思想文化之精华，尤其是那些中华传统礼仪所涵盖的系统性的道德准则、完整的礼仪规范和高尚的美德情操等等。上述要素内容包括各种文明礼节、仪式尤其是精神和文脉等，早已深刻烙印在中华民族的血肉之中，成为红色礼仪的有形及无形的文化之源。

　　其次，自横向区域来环视，红色礼仪在特殊时代背景下生发了与传统礼仪独异的特质，尤其是在中西文化激荡背景下的域外文化传播与交流推动了礼仪的现代化转型。就域外文化的影响之源来看，环视世界尤其是欧亚大陆，红色礼仪在特殊的历史时代背景之下，接受了域外先进的革命理论和实践经验，产生了与我国传统礼仪迥异的特质。这种情况的发生背景是：19世纪欧洲革命浪潮以来，在中西文化激荡背景之下，海外文化传播尤其是苏俄革命的直接影响，大大推动了中国革命的转型和巨变，进而形成了适合于中国土壤的红色礼仪，推动了本土红色礼仪的近现代化的转型。其中，主要表现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理论影响是指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传输和引进的巨大贡献，主要是指马克思、恩格斯及列宁的系统性观点和思想；革命实践则是有二，一是近现代欧洲革命尤其是法国大革命的世界性的影响，二是20世纪上半叶的苏俄革命的直接影响。

　　三、红色礼仪：百年发展流脉

　　红色礼仪历经百余年的发展、流变、丰富和完善，至今业已呈现比较清晰的概貌。红色礼仪形成于中国共产党创建之后的一段历史时期，后历经两大阶段及具体若干历史时段：第一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又可划分若干历史时段；第二是新中国成立后，这又分为三个历史时段——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三大历史时段。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红色礼仪尤其是部分仪式譬如红色授勋仪式、红色表彰仪式、入党宣誓仪式、阅兵仪式等等，基本上是由雏形到逐步发展乃至成熟的阶段。一些红色仪式在20世纪20年代零散出现了。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三十年间，某些红色仪式如阅兵仪式、红色表彰仪式和祭奠仪式、升旗仪式等，均有了较为正式的、规模性的发展。总之，与前一个历史时期相比，这些仪式的规模性、正规化和正式化程度则大大增强。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红色礼仪在仪式、形态、主要特征和程式化等方面，取得突飞猛进的成绩。改革开放使得红色仪式不断发展和完善，其呈现出的政治性和时代性特征十分突出。进入新时代以来，由于技术的支撑特别是互联网的传播和高科技手段的应用，使得诸多礼节和仪式等外在的表现力大大增加。此外，也正是因为技术手段普遍运用，使得仪式之内涵大大丰富。

　　总之，红色礼仪是中国共产党人历经百余年革命和建设实践经验所积淀起来的文化结晶，是红色文化的主体性内容。红色礼仪既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体现我国文化软实力的一个主要指标性内容。红色礼仪及其一些主要的仪式，展现着中国的大国形象，是当今我们大党大国的荣典制度的核心内容，也是当今及未来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一种方向性引领和文化呈现。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红色礼仪源流研究”(项目号：22&ZD240)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