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伟大出自平凡，英雄来自人民。把每一项平凡工作做好就是不平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需要千千万万个英雄群体、英雄人物。”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英雄模范，他们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精神风貌和社会价值追求。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英雄。延安时期，党将人民群众视为真正的英雄，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民至上的价值观。以史为鉴，能够让我们树立正确的唯物史观。

　　延安时期，尤其是20世纪40年代，中国共产党为鼓励群众建设边区的积极性，大规模开展了对“劳动英雄”“模范工作者”的表彰活动。这种表彰活动通过1941年改版后的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系列性的报道，在人民军队以及边区民众中产生良好的动员成效。

　　延安时期表彰的对象主要为生产、建设中涌现出的模范。他们是在农村、工厂、军队中能够起到积极带头作用的典型人物。具体划分为三类群体：

　　一是农村劳动英雄。他们的模范性表现为“自力更生”“积极劳动”。具有代表性的是农民吴满有，他“响应政府号召，努力生产，周密计划”的精神被边区政府认可，边区政府“以吴满有的例子，向每一个农民，展开广泛深入的宣传，号召边区民众，向吴满有看齐”。在“吴满有运动”的号召下，越来越多的农民积极生产，成为劳动英雄。米脂难民——劳动英雄马丕恩，妇女劳动英雄马杏儿，就是积极生产的典范。1943年2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嘉奖马丕恩、马杏儿的命令中介绍其事迹：“马丕恩，是米脂人，去年四十六岁，有四十多岁的一个老婆，十七岁的女儿，十五岁的男孩子，还有两个不能劳动的小孩，共六口人。去年春由米脂逃荒来的，到农场时只有六个光人，除掩身的破衣外再无一点铺盖行李的。与本会农场订立合同安做庄稼，约定种地四十五垧，吃了借粮六石(小斗粗粮)，又新开荒地六垧，共五十三垧地，秋收后因他安种锄耨收割，都被别人要适时而好，所以秋收他比一般人都多。”边区政府对其精神予以肯定，“查马丕恩、马杏儿父女，早起晚眠，努力生产，经一年之勤劳，一家六口由赤贫之难民，一跃而为自耕农，皆称为努力生产改善生活之模范，本府决定嘉奖马丕恩为边区劳动英雄，马杏儿为边区妇女劳动英雄，并令建设厅会同延安县府予以物质奖励”。《解放日报》对马氏父女事迹进行连续报道，号召各县府组织学习父女模范精神，各县纷纷举办会议，并给予奖励。以马氏父女为代表的农民劳动英雄，为边区群众树立了榜样，广大民众的生产热情受到极大鼓舞，从实际成效来看，1943年“增加了十六万石细粮，生产了一百万斤棉花，六十万驮盐”，边区农业产量得到有效提升。

　　二是工厂中的工人典范。他们在工厂生产成绩卓著，能够起到积极的引领带头作用。具有代表性的是工人赵占魁，1942年9月11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号召全体工人学习他的新劳动态度——始终如一、积极负责、老老实实、埋头苦干、大公无私、自我牺牲的精神，随后边区开展了“赵占魁运动”。“劳动英雄赵占魁同志，在蓬勃开展的赵占魁运动中，不仅不表现一点骄傲，而且更虚心更积极的埋头工作。把工厂当作自己的家庭一样的经营着”。在“赵占魁运动”的号召下，工人们纷纷热情高涨，“仅仅?完成生产计划?已不是被工人们重视的光荣，?为突破生产计划而奋斗?才是工人们自己提出的口号”，同时涌现出了更多的模范工人，如李湘池、杜金海、胡广云。1943年2月《解放日报》报道了一位模范工人事迹，“定延路管理局炊事员冯三栓同志，对于工作一贯积极负责，许多事实都证明他是一个值得奖励值得学习的模范，他一个人担水、劈柴、磨面、锄草，从来不偷懒，不推诿，只要他能干的事，总是自动的去做”。在模范典型的引领下，广大工人提高生产效率，积极为社会建设而努力。

　　三是军队里的典范军人。他们在训练中不怕吃苦、成绩突出；在战场上英勇善战，为保卫边区作出贡献。1943年林伯渠在边区劳动英雄代表大会闭幕会上称赞，“他们在前方英勇杀敌，受伤后在休养中还努力生产，他们该受到我们最大的尊敬”。同时，军队里的典范还表现在与群众的关系上，1943年《解放日报》报道一位负伤同志：“现在整风了，我们当兵的，就得整一整军民关系。平时，有些同志犯群众纪律；打起仗来，就知道老百姓的好处了，人家是熟门熟路，咱们是瞎子摸鱼。没有老百姓的帮忙，咱们就不容易打胜仗。”荣誉军人郑洪凯便是军人的典范，1944年《解放日报》报道了他的事迹，“郑洪凯同志，安徽人，现年35岁，1932年参加革命，在红军中曾任排长、卫生队长、指导员等职。1936年在甘肃?蒋家大路?的战斗中光荣负伤，两眼出了?云翳?，即入荣校休养，他虽已成残废，走路离不了棍子，但却不愿静坐着受革命优待。他坚决响应党所提出的?自己动手? 的号召”，在与群众的关系上，郑洪凯也同样作出表率，“他是一个节约和联系群众的模范：在和群众变工时积极卖力，得到群众的称赞”。

　　值得注意的是，表彰对象里妇女英雄得到特别重视。林伯渠在第一届边区劳动英雄大会闭幕式上提到了妇女劳动英雄，“在妇女劳动英雄中，我们要学习米脂郭凤英那样的”。1944年《解放日报》报道郭凤英的事迹：“郭凤英是一个坚强的妇女，她丢了裹脚布，用棉花嵌进脚趾，解放了小脚，带了两个娃娃上山劳动。开始时，她不会务庄稼。刚学种瓜时，瓜条埋在地里又刨开，蔓子不知道怎样压法，黑豆苗留了三回才有个样子，一堆地要锄上两天。但她看人家怎样种法，做着学着。”郭凤英是当时边区所有劳动妇女的榜样，边区号召劳动妇女都应当向她学习，向她看齐。边区各县还在“三八”节召开妇女劳动英雄大会，绥德县“纪念?三八?大会共有从工厂里、家庭里、学校里被选出来的十四位模范妇女”。这些妇女中的“英雄模范”打破了边区妇女很少参加生产、农业劳动等原属于男子的传统。同时，她们代表了新的女性形象，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男女平等的新观念。

　　随着边区各项事业的发展，表彰对象由英模个体扩大到集体，如模范村、模范乡等。此时，“英模”已经成为一种精神追求，英模群体成为社会风尚的表现。这种风尚在1945年突出体现，“各地涌现了不少一揽子英雄和模范乡村，呈现出边区农村的新面貌”。努力建设模范集体在各地区蔚然成风，并取得良好的效果。

　　在英模群体的感召引领下，边区民众生产建设积极性高涨，边区各项事业稳步发展。延安时期表彰活动塑造的英模群像，一方面反映了这一时期民众的精神风貌和价值追求；另一方面，蕴含着这一时期党的英雄观的转变。新的英雄观认为，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只有群众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即英雄来自群众，为了群众。由此可见，这一时期党的英雄观是将群众置于首要地位的英雄观，是党的群众路线的生动实践。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红色礼仪源流研究”（项目号：22&ZD240）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