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5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行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以黄河、长江、辽河流域的都邑和区域中心性遗址为核心，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过程。在工程第一阶段就将研究的时间下限定在公元前1500年的商王朝初年，即考虑到商王朝是探寻文明起源的可靠基点。商文明在中华文明总进程中具有重要地位，可概括为“一个实证，三个节点”。

后母戊鼎 作者/供图

　　甲骨文实证商王朝信史地位

　　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殷墟时指出，甲骨文为我们保存3000年前的文字，把中国信史向上推进了约1000年，中国的汉文字非常了不起，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汉文字的维系。国际学术界曾将文字、冶金术和城市概括为文明诞生标准的“文明三要素”。虽然中国考古学实践表明，所谓“三要素”的文明标准并不普遍适用，在没有文字的情况下，都城、宫殿、大墓、礼器和礼制、战争和暴力等考古发现亦可证明王权产生和国家出现，但是文字在文明起源研究中仍具有重要地位。

　　甲骨文实证商王朝历史为信史的科学地位。清末民初，殷墟甲骨文、敦煌文书、居延汉简三大史料的新发现，使得史学界开始重视地下文物对史学研究的重要意义。1899年，王懿荣发现甲骨文之后，甲骨文著录和研究日益热闹。“甲骨四堂”之一的王国维提倡出土文物与文献互证的二重证据法，他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二文从甲骨卜辞考证出商先公先王世系，并与《史记·殷本纪》所载商王世系相对照，证实了商王世系的可靠性，使商王朝成为信史。郭沫若在《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一文中曾如此评价道：“殷墟的发现，是新史学的开端；王国维的业绩，是新史学的开山。”

　　甲骨文是相当成熟、成体系的文字系统，应是经历较长时间发展演变的结果。商代中期早段的小双桥遗址发现了以朱砂为颜料书写在陶礼器上的朱书文字，字形有二、三、帚、匕、天、东、旬、父、尹等，朱书内容包括数目字、象形文字或徽记、其他（单字组成的短语）三类。从文字形态、笔画结构来看，小双桥朱书文字与甲骨文、金文属同一文字系统，都和祭祀活动关系密切。年代上早于甲骨文、金文，在研究中国古文字的起源、发展过程中意义重大。在商代早期的郑州商城遗址，也发现有骨刻文字，材料虽不丰富，但正如夏鼐在《中国文明的起源》中所说“二里岗文化已有文字制度”。从早商到晚商文字的发现，表明汉文字系统源远流长，是维系、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

四羊方尊 作者/供图

　　中国考古学百年历程的重要标志点

　　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发掘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这是中国境内最早开展的科学考古发掘，被认为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开端。而中国人独立主持的科学考古发掘则是1926年李济发掘夏县西阴村。1928年，中国第一个专门考古机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成立，同年董作宾在安阳殷墟开展第一次发掘，揭开了殷墟大规模发掘的序幕。

　　殷墟发掘是中国学者首次独立开展的大规模系统的田野考古发掘，是中国考古学百年历程的重要标志点。田野发掘的一个基本原则是“根据土质土色、包含物及其他现象区分堆积，确定早晚关系”，而这一原则的首次实践便是安阳殷墟遗址群的发掘。1931年，梁思永在安阳后岗发现“仰韶、龙山、小屯”的叠压关系，这就是著名的“后岗三叠层”，从根本上改变了以等距离深度划分水平层的发掘方法，标志着中国考古地层学的确立，是中国百年考古历程中里程碑式的进步。

　　俞伟超说：“中国的田野考古学，总奠基人是李济，地层学是梁思永，发掘方法是石璋如，而类型学当推苏公。”李济、梁思永都曾主持安阳殷墟发掘，石璋如则在殷墟发掘中“总结出了一套认土、找边等方法，形成了我国的、有特点的在黄土地带进行发掘的一套技术上的规矩”。从人才培养的角度讲，殷墟发掘孕育了如李济、董作宾、梁思永、尹达、石璋如、胡厚宣、夏鼐、高去寻等中国考古的第一代精英，为中国考古学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是中国考古学的摇篮。

　　构建“中国上古史”的支点

　　在甲骨文实证商文明历史为信史的基础上，商文明便自然成为中华文明溯源的基点。1949年以后，随着郑州商城、偃师商城、郑州小双桥、洹北商城等都邑的相继发现，积累了大量的考古资料，实证了辉煌灿烂的商文明，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供了可靠的“已知点”。中国考古学自诞生之日起，就带有浓厚的史学色彩，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复原乃至重构古史体系，缺乏文献记述的史前时期尤为依靠考古学研究。欲要探索史前中国，则需从晚商殷墟文化这一“已知点”开始，上溯商王朝早期，追寻夏王朝直至史前时期。

　　商文明是构建“中国上古史”的支点，目前已取得了极为丰富的考古材料。殷墟是我国第一个有可靠文献记载并被考古发现证实的商王朝晚期都邑，发现有宫殿宗庙区、西北冈王陵区等重要遗存，以及铜炼渣、青铜碎片、陶范、玉石料、原始瓷器等手工业相关遗存，还发现较多王墓和贵族墓葬，多有殉牲，出土青铜礼器群、玉礼器群等高规格遗物。

　　在洹河北岸，考古人员发现了郭城、宫城和小城三重城垣的洹北商城，应为盘庚所迁之殷，武丁时宫殿区移至小屯一带。一号建筑基址面积约1.6万平方米，是目前规模最大的三代时期院落式建筑。小双桥遗址发现宫殿宗庙性基址、祭祀场等，以及青铜建筑构件、青铜礼器、原始瓷器、玉器、金箔、卜骨、书写朱书文字的陶缸等高规格遗存，其在二里岗上层二期时是一处具有都城意义的宗教政治中心，即仲丁所迁之隞。

　　郑州商城是成汤至仲丁迁隞之前商王所居之亳都，是我国目前最早发现郭城的都邑，发现有宫殿区，铸铜、制陶、制骨等手工业作坊区，以及青铜器窖藏等高规格遗存，C8F15应是“四阿重屋”式的宫室建筑，形制基本符合《考工记》“内有九室，九嫔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的记载。

　　偃师商城应是汤灭夏后镇抚夏遗民的别都，功能区布局严整，宫城南北中轴线上依次分布着宫庙区、祭祀区和池苑区，已呈现出“前朝后寝”的布局。池苑区是目前我国发现时代最早的人工凿池引水造景的帝王池苑设施，对于研究都城制度、宫室制度等具有重要意义。李济在1954年即提出，应据殷墟发掘材料建立中国上古史，“一方面把地上和地下的材料联系起来，一方面把历史和史前史联系了起来”。以商文明为基点，可将夏时期及史前中国的众多材料加以连串，使得中国上古史脉络更加清晰。

　　中华文明总进程中的关键转折点

　　中华文明具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华文明的总进程是连续发展、贯通古今的文明体系。距今1万多年前后农业起源，出现定居聚落；距今8000多年前后农业进一步发展，出现一定程度的社会分化，复杂思想观念和知识系统产生；距今约6000年前后大型中心性聚落出现，社会复杂化进程加速；距今5000多年前后文明社会出现；距今4300年前后，以襄汾陶寺和神木石峁遗址为代表的文化已经产生了早期国家组织；到了距今3800年前后，以偃师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夏文化异军突起，进入广域王权国家阶段，开启“一体化”的王国时代；夏商鼎革之后，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安阳殷墟相继兴起，商文明继承夏王朝的政治、文化遗产并持续发展。夏商之后，以中原为中心真正形成并向四周辐射文化因素，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逐渐奠定。

　　商文明是中华文明总进程中的一个关键转折点。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陶寺、石峁等大型中心聚落所整合的社会集团已进入早期国家社会，或可称“雏形国家”。在这些社会集团衰落、消亡后，本地区则陷入相对沉寂，均无后来者承继已形成的早期国家组织。在“雏形国家”阶段，社会演进并不全是简单向复杂的线性过程，往往是此起彼伏的，复杂社会形态不一定接续发展，而是出现、消亡、再出现的演进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就像是陷入了一遍遍的轮回。

　　与此不同的是，商族群取代进入早期国家阶段的二里头文化之后，在短时间内就继承了二里头文化的政治、文化遗产并持续发展。最为直观的表征即商王朝立都于夏王朝腹心地区——河洛之间。王立新认为，“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的择都观念是出于强化王朝正统观念，彰显自身权力合法性的需要，以实现对前朝地域、民众和财产的占有和支配。郑州商城铸铜作坊为灭夏后由二里头都邑迁来，这种对青铜器铸造和使用的独占，是中华文明在早期国家阶段礼制化与王朝正统观念的体现。商文明对夏代以来形成的王朝体制、王朝观念的继承和强化，又影响着周王朝，并在西周初年形成以河洛之间为天下之中的观念。历经有商一代的“殷因于夏礼”，中华文明演进摆脱了循环的轮回，巩固了以中原为中心的天下体系。

　　经过以上梳理，可将商文明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归纳为“一个实证，三个节点”。“一个实证”即甲骨文实证商王朝信史地位；“三个节点”即中国考古学百年历程的重要标志点、构建“中国上古史”的支点、中华文明总进程中的关键转折点。商文明以其辉煌灿烂的王朝气象，继承了夏代成熟的王朝文明形态，又深刻影响着自西周以降的历史时期，巩固了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格局，是当之无愧的中华文明总进程中的关键转折点。商文明与二里头文明、周文明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的主根脉与核心文化基因。

　　（作者系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河南大学夏文化协同创新中心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