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亮的另一面：一位人类学家对日本的评论》显然是一本文集，乃法国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晚年走访日本留下的一些极为有趣的评论汇编。最近有机会从书架上取来，细细读之，在赞叹其文笔轻快之余，多有启迪。

　　列维-斯特劳斯先后去过日本五次，对于“劳动”（travail）概念的文化差异极感兴趣，他从人类学视角关注劳动者与其所使用的工具间究竟有着怎样的一种关系。在这方面，日本工匠会对其所使用的工具产生个人的依恋感，即在工作和自然之间形成相互紧密的联系。或许，在西方世界中更多看到的是人为主动而自然处于被动的关系，而在其他文明中，更多看到的是一种人与自然相互合作的关系。在日本的能剧表演中，劳动就被描写为具有独特的诗意价值，体现出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沟通。

　　列维-斯特劳斯在日本有机会同各类工匠和劳动者接触，包括糕点师、清酒师、陶瓷师、铸刀师、织布工、染布工以及和服绘画师之类。因此，他深切注意到日本和西方的手工业者之间存在的那些巨大差异。在西方和日本之间的所谓差异，不在于最好或最大限度地传承技术，而在于对家庭结构的保护，即日本社会安排中对社会结构本身的维持和坚守。

　　在列维-斯特劳斯看来，当西方世界正走向“完全地塌陷中”之时，日本社会则体现出一种独特性。这尤其体现在他们的书画、刻印、烹饪上。如18世纪和19世纪得到大力发展的日本版画，特别是《妙法莲华经》的插图，展现出日本艺术中非常深刻的东西。在那里，真正看到的是富有表现力的线条和均匀单一的颜色存在的独立性。还有，在木头上进行的雕刻，本就不同于运用画笔作画。而在欧洲，这些线条和颜色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点燃了印象派画家的激情，他们在艺术上的做法与日本版画的做法却又完全相反。有趣的是，在这一点上，再也没有什么比在身体上去参与自然实际的方式更为重要的了，这明显体现在日本的烹饪表现出完全独特性的东西。日本式的那种几乎不含脂肪的料理明显远离并区别于中餐。日本料理呈现出来的往往是“纯粹状态的自然食材”，由此把自主选择如何去搭配食材的权利真正留给了食客自己。这体现出要去“追求单一性的精神上和心理上的卫生”，属于孤立主义和分离主义的表达。因此，日本文化上会表现出一种排斥混合的倾向。在中国，有不同宗派的佛教共存于一座寺庙中的可能，而在日本，天台宗的寺庙和真言宗的寺庙相互独立存在，这显然是一种努力去保持物质原貌的心态的体现，使之能够与其他物质区分开来。这种心态的表达构成日本文化的一大突出特点。日本文化的另一特点是追求“极致精简”。在这种精简中，每个元素显然都获得了多种意义。比如，在日本料理中，对于同一食材，除了味道这一感受之外，还有“季节的内涵、美感的呈现和特别的质地”这样的多样性感受。

　　在列维-斯特劳斯看来，日本属于有声调的文明。因此，基于事物而能够引起人的共鸣和联想，这正是本居宣长所谓“物哀”的本义所在。对于日本的独特性，列维-斯特劳斯甚至还专门列举了日本神经科医生角田忠信的一项发现，即日本人有着独到的处理昆虫叫声的能力。他们使用的是大脑左半球，而不是其他文化圈之人所使用的大脑右半球。因此，似乎日本人在聆听昆虫啾啾的叫声时，想到的不是噪音而是有节律感的音乐鸣唱。此外，日本文化有一种让新旧同在的处理能力，甚至天神也要遵从每年重新归来的新旧转换的节律。

　　列维-斯特劳斯注意到了日本作为东西方联系点的角色。比如，日本的神话原型，关于那个因恐惧和痛苦突然说不出话来的王子的传说，竟然和古希腊的传说有着极为相似的结构。而一个希腊传说和一个日本传说之间竟然有着这样的相似性，着实令列维-斯特劳斯这个西方人类学家惊讶不已。这体现出来的恰恰是偶然的相似性与自然的相似性之间的相互性映照，或许在于人心之中的那种共同性的存在。国王有一对驴耳朵的神话，似乎也使得日本和西方之间有了一条真正的连线。显然，在这方面，佛教汇集起许多古希腊以及希腊化时代的素材，通过传播到远东地区而带给那里许多有关希腊的神话主题。

　　体现日本艺术精髓的江户时代的僧人仙崖义梵（1750—1837），曾经以那些有趣的画作和书法影响了日本和世界。仙崖和尚的作品是那样的随意却又充满智慧，这方面也许可以以他八十八岁圆寂时的绝笔诗来作一证：“来时知来处，去时去知处。手不撒悬崖，不知云深处。”另外还有：“灵山清众称八万，孔门弟子亦三千。山僧独坐藤萝石，日看浮云过眼前。”日本的僧人显然是在集体性地向禅去发力的，他们寻求一种觉悟的发生。那位宪宗元和元年的和尚烧佛像来取暖，美其名曰看得舍利子否，若不得，则更多去烧佛像，由此吓得庙里住持眉毛脱落，此和尚却是安然无恙，毫发无损。仙崖和尚的这几句话更是一种清高自我的映照：“不尚丰奢，不问尊卑，不论座位，不谈公事，不语人短。”而那个一休和尚则是孤傲之极，所谓“须弥南畔，谁会我禅。虚尚来也，不值半钱”。还有，仙崖义梵的那幅画有正方形、三角形以及圆形的水墨画不知迷倒了多少后世之人，这跟后起的西方抽象的表现主义如何不是有唱有和的异曲同工之举呢？因此，马尔罗（André Malraux）才会说：“没有任何一种远东艺术，离我们的艺术和我们如此之遥远。”列维-斯特劳斯也附和说：“每当仙崖义梵在他绘画作品的空白处的题词含义为我们所理解时，我们就更明白产生这种隔阂的原因。因为，从其含义和笔法来看，文字与绘画的主题有着同等的重要性。”这恰是东方艺术中那种文字和图画交互作用以及相互解释的奇特性效用所在。他继续说：“由于我们遗漏了这些简短的文字，它们常常以诗的形式呈现，有不言明的题词、诙谐的讽喻以及言外之意，所以我们对其作品只有残缺的认识。”所有这些都映衬出日本人特有的那种以简驭繁的艺术造诣。甚至，这还体现出日本人对游戏的偏好，而这同样属于日本精神的一种表达。日本人在小型电器竞争中占据了世界性优势地位，在其成就背后无疑也有这种深入骨髓里的游戏精神，在发挥着一种支撑性作用。如果去看鸟羽僧正（1053—1140）的漫画作品，这一点就不那么难以理解了，其核心目的就是要摆脱在西方世界大行其道的二元论。

　　可以说，在这方面，日本人是所谓“原始主义”最为名副其实的创造者。他们试图以此来摆脱那种美丑之间的二元论，以达到对美丑关系的一种超越，使得美丑之间的对立变得毫无意义可言，最终实现佛家所说的真如状态。因此可以说，日本人并不想通过抛弃丑来达到对美的追求，而是主张所谓“不分巧陋，无可取舍”。列维-斯特劳斯为此评论道：“因此，心灵的震动使听故事的人有所顿悟，让人们明白了经验主义的存在将我们禁锢在各种矛盾中，以为加倍提防就能摆脱，却只是徒劳。”这展现出日本人的间接教育的方法，它体现在静修的佛教在印度传了二十七世后，经由二十八祖达摩而在6世纪传入中国，进而再传入日本的自我转化的历程。想想佛教话头“这是什么？”回答却是“这，什么是这？”这里的一问一反问，体现出西方精神和佛教精神之间巨大的差异或不同。列维-斯特劳斯解释到，对于西方生就的探求者而言，没有什么是无法回答或不应该回答的问题，科学精神恰在此得以萌芽。而日本和尚的自负则反衬出一种佛教的智慧：没有任何问题会得到答案，因为每个问题都会唤起另外一个问题；没有什么具有特性本身，世上所谓的现实都不过是暂时性的存在，它们相互交替、混淆。我们显然无法在这种相互交织的定义中获取答案。这中间可谓是离心与向心之别，西方表达自我的方式是根本上要去离心，而禅画境界的自我表述则是借助符号表达出内心的求索，这根本是向心性意义的。

　　这些都属于思想的交汇，虽诞生于不同的时代，但追求的普遍意义又是共同的。这些教诲激励着人们抛弃表象，由此质疑所有信仰，放弃追求最终真理，寻求一条最为适合智者的存在状态，以此泰然祥和地与他人在一起共同生活，分享他们的种种快乐，怜悯他们内心的悲伤，真正顺应这个世界的存在本身。在这方面，古希腊的哲学家柏拉图说了一句很睿智的话：“两种事物越是对立，它们相互之间就越友好。”（柏拉图《吕西斯篇》（215e））回到最初劳动的问题上来，在日本社会中，“劳动”或许不像西方那样，被看成人对无活动力材料的所作所为，而是被看成人与自然之间亲密关系的体现。在日本，自然和人之间被看成本来就互为一体的。

　　作为人类学家的列维-斯特劳斯有着两种深度的担忧，其一是所谓人类对其根源的遗忘；其二是人类因其自身的数量而导致的那种毁灭。日本文化无疑想在这其间寻找到一个平衡点，由此而去强调一种“维新”（yonaoshi）而非真正的革命。日本的传统价值也因此才得以完全的保持，免于自我瓦解的厄运。或者说，没有像西方那样由于一种批判精神与系统精神的相互碾压的泛滥而变得自我侵蚀，无所归属。那些由怀月堂安度、菱川师宣、歌川国芳等人所创作的精美浮世绘作品足可以说明这一点。因此，才会有像石田梅岩（1685—1744）那样的思想家在《都鄙问答》《齐家论》中体现出来的文化自觉，使日本“在最现代化的表象中，能够感受到与其最古老过去的相互联系”。列维-斯特劳斯在最后强调“人类学家的工作不是设想未来，而是研究过去”。这恐怕是一个西方人类学家对于未来的失望乃至于绝望的哀嚎吧。但显然更为清楚的一点是，终究会有一种悲天悯人之心是值得在今天提出来的，那就是如其所言：“人类不是造物主，但他知道人类和其他生命一样都是被创造出来的，要尊重其他生命。”这体现的是文化存在的另一面，它让我们在人类学家的文字中得以真实地看见。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研究员，人类学研究所教授、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