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现代人来说，走进博物馆无疑是一种带有仪式感的行为。博物馆中的文物总是储存在有着恰当的温度和湿度的空间之中，虽然历经了千百年的风雨，却终究以一种静止而且恒定的状态呈现出来。这恰恰与现代人越来越快的生活节奏形成鲜明对比，以至于每次刚刚进入博物馆的头几分钟，一个人难免会经历一种骤然刹车式的眩晕：肉身已经站在了这有着千百年历史的文物面前，而精神却还停留在日常工作和生活的事务之中。然而，人总要有从自己的人格面具中解放出来的可能性，否则只能沉沦于海德格尔所批判的常人的庸庸碌碌的世界。

　　博物馆作为一个空间，提供的不只是空间的意义，更是一种有意义的时间结构，我们深处其中时不时会被意义的波澜所击中。张曦的《观念的形状：文物里的中国哲学》（以下简称《观念的形状》）正是一本充满了美丽的意义波澜的书。道统深埋于器物，文物保存住文脉。这本书旨在通过与文物的邂逅照面，梳理16世纪以前的中国哲学脉络，实属文物现象学的经典之作。

　　原型与重复

　　《观念的形状》一书由西周的“宅兹中国”始，确立了“中国”的时空意义：中央之地、“存在之网”的中心、中华民族集体意识和共同信念的承载之地。全书章节皆由中国哲学经典主题架构而成：“祖先与我们”尤其探讨了天命与孝敬的内涵，“无垠与永恒”重在梳理宇宙与帝国的观念，“多元与统一”特别谈到了三国到唐末中华文化对于异域文明的吸收融合，“心灵与世界”则揭示了宋明儒学的天理与信心。全书落脚于新儒学精神的平民化，直接照映到当代中国人的生命经验：人生重在此生、此时、此地，而并非来世与彼岸。奔波与劳作恰恰是劳动者们专注于创造美好生活的证明，其中蕴含了对于家庭的承诺、对于生活的热爱、对于天理的敬畏。

　　中华文化的连续性关键在于中华民族心灵生活方式的代代相承。米尔恰·伊利亚德在他的著作《永恒回归的神话》中提到：“远古世界的形而上学观念通常不会用理论的语言表述；但是，象征、神话、仪式等等，在不同层面、以适合于它们的方法，对事物的终极实在表达了一种复杂的前后连贯的体系，这个体系可以看作构成了一种形而上学。”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西周祭祀使用的青铜器组合，从商代的“酒器风格”变为“食器风格”，意味着周人所理解的“天命”不再意味着要去哄骗谄媚祖先，而是与“德”深深地绑定在一起。人王要承袭天命，就要首先是有德之君。人王爱民如子，而能够按照民意施政，“天”才能够将天命授予人王。“凡人—祖先—神明”关系的伦理化是西周以降礼乐制度的根基，也是政权传递的核心。春秋时期，孔子述而不作，他传述的正是西周这种伦理化的世界图景。这种古世界的形而上学观念在汉代董仲舒对于儒学的改造中，在宋明儒学对于天理与人心的再阐发中不断地重复与更新，守正出新、革故鼎新，直至发展为中国人理解世界的基本底色。

　　欣赏与认同

　　在博物馆有限的物理时空之中，我们当然只能以现代人的视角来观看文物。文物看起来总是遥不可及，并不仅仅在于玻璃罩或者护栏，毋宁是文物所具有的一种陌生感——我们的祖先及他们的时代与我们之间有着神秘的距离。然而，一切文物在它自己的时代只是当时的器物，漫长的时间与历史使得当时的器物封存发酵为文物。当我们走进博物馆去观看中国文物的时候，我们看的究竟是什么？

　　人与文物之间最直接的关系是视觉关系。通过观看，人可以获得关于被观看事物的具体信息，不仅仅是表面的信息，也可以看出内在的含义。理智能力为人类带来了对于这个世界的把握能力，万物皆可以成为视觉的客体。用带有目的性的眼光来看文物，确是如此。

　　然而，当我们真的在文物面前站定欣赏之时，日常生活的视角会慢慢退场，凝视与征服会柔化为赞美与感叹。就像书中举的例子，陪伴曾侯乙大人于地下的彩绘二十八宿漆箱，像一个小巧精美的“微缩宇宙”，天圆地方之中凝缩了无限的时空。这件漆箱的意义不是让宇宙变为曾侯乙大人凝视、征服、占有乃至把玩的对象，而是表达了一种对于人类生活栖息的唯一家园的眷恋。

　　回到文物本身，也就是直面哲学本身。中国哲学不是生硬的“凝视与征服”的哲学，而是带有柔性智慧的“欣赏与认同”的哲学。正如邵雍的“以物观物”：以没有偏见的心来看待物本来的样子，这样才能够真正地看见，而不只是沉湎于自恋的投射。通过体会人与文物的关系，我们也在体会我们与祖先的联结，其中要义则是学会这种“看”的方式：游目骋怀，心灵要越看越宽广。中华文明吸纳了许多异域文化的精华，正是得益于这种“看”的方式，而我们对于中华文明的认同也正是在这种“看”的学习与践行中获得。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著名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在清华大学演讲时曾经说过：“对于中国与埃及这样有着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来说，资本主义这几百年的经验太短。”鉴古而知今，不带着直接目的性的目光的“看”正是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大国的眼光。

　　公共博物馆中来自各地琳琅满目的文物是中华文明突出包容性的直接体现，尤其当我们参观中国国家博物馆地下一层展厅“古代中国”展览时，能直观地感受到中华文明融合了各族人民的智慧，也在中外文化交流中不断地衍生发展。

　　《观念的形状》中也举了大乘佛教的例子。从哲学的角度来看，佛教在传入中国之后，需要与本土的儒家和道家思想相融合、调适，以便更好地融入中国的文化环境并得到广泛传播。在这个过程中，佛教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中国佛教文化，这种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既保留了佛教的原始教义，又兼具儒家的伦理观念和道家的自然观。历史地看，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除了汉族僧侣之外，还有不少来自其他民族的僧人参与。这些非汉族僧人的参与，不仅丰富了佛教的文化内涵，也为佛教在中国的多元化发展作出了贡献。

　　更值得一提的是观世音信仰的形成。《观念的形状》中提到，西晋时期的铜观音立像还是“勇猛丈夫观自在”的男身造型。随着时间的推移，观音崇拜吸收了中国本土的西王母、碧霞元君这类慈爱温和的大母神形象，观音形象渐渐具有了母性的阴柔美。汉语文化圈温柔敦厚的“观音老母”又向外影响到整个东南亚地区“妈祖”信仰的形成。观音形象的女性化、母性化也是中华文明贵柔特色的体现。

　　《道德经》有言：“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中国哲学的底色不是傲慢和狭隘，而在于情理兼备的高度包容性。在公共博物馆中，透过一件件历史文物，我们能看到中国人的祖先是以何等开放和自信的心态来理解和吸收异域文明，也自然能够意识到在多元文化的世界之中我们如何积极面对。

　　中国哲学以“修身”为本，现代人容易迷失在社交网络平台中而忘却了这一古老的教导。在互联网时代，自我很容易破碎成工作群、家庭群、游戏群、追星群等群体中的无数个小小id。虽然社交网络平台也能给人提供同道和朋友，但是基于这些小群体本身的局限，破碎的自我仍旧难以整合。

　　整合自我的主体性并不比修复文物容易，修复文物需要精湛的技艺和极大耐心，修复人的主体性亦是如此。走进博物馆是一个自我修复的契机，在一件件器具所构成的实体的历史长河中，我们可以暂时休憩片刻，在这宝贵的闲暇中重新体会处在历史中的自身位置。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我们终究会体会到古人所想要传递下去的“道”是一种庄严超拔的东西，但它又朴素地存在于我们看起来琐碎繁杂的日常事务之中。当我们走出博物馆，再度投身于那些日常琐事之时，我们会意识到不懈地为幸福生活辛勤劳作就是一种伟大。

　　（作者单位：香港大学中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