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东周中山国的历史，传世文献记载有限且多有抵牾。晚清王先谦著《鲜虞中山国事表》，将中山国史料汇总疏证，但许多谜团仍未得到澄清。20世纪70年代河北省平山县中山国王陵发掘以后，出土的考古学资料揭开了中山国史探索的新局面。比较流行的结论认为：从春秋鲜虞到战国中山，基本上一脉相承，考古遗存大致反映了鲜虞华夏化的历史进程。但是，同时也存在着不少疑议。2015年以来，河北省行唐县故郡遗址发现了早期中山国大型墓地，新出考古学资料显示出了中山国文化的复杂性。其所反映的史实，究竟是巩固并细化了上述主流结论，还是部分动摇了这些观点并趋向于某些疑议？因此，有必要综合传世文献与考古学资料，对中山国史进行新的探索与考证。

　　传世文献中的中山国史与疑议

　　中山国史的若干线索，主要见于《左传》《战国策》和《史记》等文献。对于这些有限记载的释读与认识，长期以来存在不少疑议。其所聚焦的内容诸如：中山历史进程细节的复原、鲜虞族姓与中山国姓的关系、魏占中山与中山复国的真相等。其中，最根本的疑议是对中山历史进程的认识，究竟是一脉相承还是侧出旁支？抑或其间存在断裂而另立体系？这一问题实际上紧密关系着其他相关疑议的解决。

　　中山之名最早见于《左传》定公四年（前506），杜预注云“中山，鲜虞”。而鲜虞则最早见于《春秋》昭公十二年（前530）“晋伐鲜虞”，《谷梁传》集解引《世本》说：“鲜虞，姬姓，白狄也。”这些记载说明中山或渊源于鲜虞，而至少自春秋晚期起，中山国就已经存在，但春秋时期的鲜虞与中山的确切关系并不明朗。《史记·赵世家》：“（献侯）十年（前414），中山武公初立。”《索隐》引《世本》：“中山武公居顾，桓公徙灵寿。”此大概即战国中山立国之始。又据《赵世家》：“烈侯元年（前408），魏文侯伐中山（两年后魏灭中山）……（赵惠文王）三年（前296），灭中山。”再据《史记·乐毅列传》“中山复国”（约在前378年）。这些记述反映出战国中山包括前后两大阶段，前中山为魏所灭，复国的后中山又为赵所灭。但是，对于前后二中山之间、前中山与春秋中山之间的联系细节，文献并未提供确凿的线索。

　　古文献勾画出中山国史的大致进程：春秋鲜虞—春秋中山（鲜虞中山）—战国前中山（武公中山）—魏占中山—战国后中山（复国中山）—赵灭中山。这一历史进程只是一个粗略的路径，对于其具体轨迹的认识则存在诸多争议。其中，主要有四种意见。

　　其一，春秋中山与武公中山属于连续一系，中山武公出于鲜虞。吕祖谦、梁玉绳、顾颉刚等主张此说。

　　其二，春秋中山与武公中山并非一系，中山武公出自周室。此说起于《汉书古今人表》，雷学淇、程恩泽等赞同这一观点，其要点是：鲜虞中山灭后乃周室所封中山，直至被魏所灭。

　　其三，魏灭春秋中山后，继之为魏之属国中山，当为魏之别封。持此观点的主要是清代学者如沈钦韩、黄式三、苏时学等，以及近代学者如钱穆、徐中舒等。沈钦韩更是认为《史记·赵世家》将中山武公初立与魏文侯灭中山的年代倒置，而钱穆则进一步考证中山武公初立当在前399年。徐中舒认为，魏属中山后来逐渐脱离魏国而走向独立。这些论点的核心是质疑所谓的中山复国，认为魏占中山之后便与中山一体一宗，甚至视武公为魏所封中山的始封君。

　　其四，魏灭春秋中山之后的复国中山，并非魏属中山。持此看法的学者有梁玉绳、蒙文通、杨宽等。此观点基本上秉承了《史记》等文献记载，认为战国中山在魏占中断一个时期之后，继而又复国延续。

　　上述四种意见实际上涉及两大问题：一是中山武公的身份之争，此还涉及鲜虞族姓及渊源等问题；二是战国中山是否魏之别封之争，实即魏占中山与复国中山的关系问题。要之，由于传世文献记载的局限，中山历史进程的具体轨迹并不清晰，存在诸多论点与疑议。1974年平山中山王陵的发现，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契机。

　　中山王陵发掘促进相关研究

　　战国中山王陵发掘是中山考古的重大发现。其中三件铜器上因刻有长篇铭文而被誉为中山三器，器铭内容尤其是所记的中山世系，促使中山国史探索取得重大突破。李学勤、李零关于中山三器的研究最具代表性，其结论主旨是：从春秋鲜虞中山到战国中山一脉相承，中山文化是鲜虞文化逐渐深度华夏化的结果。此论点一经发布，影响广泛而持久，至今仍是中山国史研究的主流观点。

　　同时，也存在一些相反的异议，其中以黄盛璋的反驳最具典型性。其核心内容为：春秋鲜虞中山与战国中山之间不存在连续，中山武公出于周室，战国中山文化本属于中原体系，并不存在所谓的华夏化。这一论点与主流观点几乎针锋相对。此外，孙华提出了一种近似折中的看法：战国中山并非春秋鲜虞的延续，但仍出自与周室同姓的另一支姬姓白狄。

　　上述争议表明，中山王陵出土文献发现以后，中山国史探索虽然取得重大进展，但原有的疑议并没有完全解决，反而增加了新的异议。值得注意的是，李零在关于中山三器的补充论述中提出，桓公复国之后再次失国。这说明中山器铭的世系，并未彻底解决中山历史进程的衔接细节问题。总结这些疑议，其内容与传世文献释读所产生的疑议大体相类似，但新增了鲜虞文化华夏化等问题，其中最根本的疑议依然是关于中山历史进程轨迹的争论。

　　中山三器铭文无疑是中山国史珍贵的补证史料，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是所列的中山世系，弥补了传世文献的欠缺。但对这一世系解读的结果却延续了传统疑议的主要内容。诸如：世系能否证明鲜虞中山与武公中山之间的连续？能否说明战国中山的出处及国姓？能否反映中山复国的真相？另外，以中山王陵为代表的战国中山文化，是否确凿反映了鲜虞华夏化的过程及结果？诸多疑议直接关系着中山国史的总体探索。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传世文献与考古学资料的有机整合，尤其需要对鲜虞中山疆域的考古学文化进行全面考察，进而在此基础上探索新证。

　　关于中山历史进程的新证

　　中山历史进程的复原是中山国史探索的首要基础，其中最主要的是春秋鲜虞中山与战国中山之间的连接轨迹问题，这也是诸多疑议中最突出的一项内容。近年来，以河北省行唐县故郡遗址为代表的中山考古新成果，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线索和依据，其新证内容主要有三。

　　其一，公族墓向的差异，显示出鲜虞中山与战国中山的国姓之别。考古发现的公族之墓，多为规格较高的大中型墓，且常与王陵相伴。公族墓的墓向具有较固定的历史传承，因而是反映公室族属亦即国姓的重要指标。行唐故郡遗址发现的大中型墓，应属于早期中山国公族之墓，其墓向主要朝东，此与中山王陵的墓向朝北形成显著区别。故郡大墓与中山王陵的墓向差异，反映出春秋中山与战国中山的公室并非同一族属，因此其君统及国姓当非一系。这一点还反映在陵墓建设的整体规制上，中山王陵与辉县固围村魏国大墓（有人推测为魏王陵）具有很多相同元素。据此，战国中山与魏国同属姬姓，应比较可靠；而春秋鲜虞中山或属于另外一姓，当无多大问题。

　　其二，墓葬文化内涵的区别，反映出鲜虞中山与战国中山分属两种文化体系。唐河、滹沱河流域的春秋至战国初期鲜虞中山国墓葬，具有浓厚的鲜虞文化特色，主要元素如：墓室积石、大量殉牲、随葬品常见兽形牌饰、金丝或铜丝耳环等。所有这些特征，在战国中山墓葬文化中基本消失，前后两种墓葬文化的分野与隔断清晰，明显属于性质不同的两个系统。

　　其三，考古资料印证了文献记载的鲜虞中山社会形态，其与战国中山之间落差显著。《吕氏春秋·先识览》记载了鲜虞中山的社会形态：“中山之俗，以昼为夜，以夜继日，男女切倚，固无休息，康乐，歌谣好悲。其主弗知恶，此亡国之风也。”事实上，称其为“亡国之风”实属一种误会，此正是鲜虞中山社会与经济形态的极好写照。行唐故郡遗址发现有规模巨大的殉牲坑，例如25号殉牲坑殉牲近400具，其中羊所占比例高达近80％，其次是牛和马。这是鲜虞中山畜牧业发达的重要实物证据，而所谓“以夜继日、歌谣好悲”的中山之俗，正是畜牧民族自然而特有的生产与生活习俗。与此形成鲜明对照，战国中山的社会与经济形态则是另一幅情景。中山灵寿城遗址的考古发现表明，战国中山的经济类型以农业为主，发现有水稻、粟和高粱等粮食遗存，还有专门生产农具的作坊遗址及大量的铁制农具。与此相应，社会风尚也随之发生巨变。《战国策》记述说，赵武灵王灭中山前，派人探查中山国情，回报说中山贵儒学、贱壮士。出土文献对此亦有记载，中山三器的铭文反复引用儒家经典《诗经》，并谴责燕国的禅让事件，俨然为周制正统的维护者。总之，考古资料与文献记载互相印证，鲜虞中山与战国中山在社会形态与经济类型方面，均存在着鲜明的分野与落差。

　　要之，墓葬文化元素以及诸多考古学综合证据表明，春秋鲜虞中山与战国中山之间的差异是首要和根本的，两者之间在文化层面的分野已基本得到澄清，尤其是两者公室的族姓并非同种。据此，鲜虞中山与战国中山之间的历史进程，当非连续发展的一体一系。

　　关于鲜虞文化变革的新证

　　如果鲜虞中山与战国中山之间不存在一脉连续的发展，那么如何认识两者之间的文化变迁，其本质究竟是鲜虞华夏化的结果，还是华夏化鲜虞的变革？关于这一疑议问题的综合新证，主要内容有二。

　　第一，中山考古资料的多年积累证实，鲜虞中山与战国中山之间的文化落差，属于一种文化突转的变革，并不具备华夏化渐趋演进的基础条件，因此并非是鲜虞深度华夏化的结果。 

　　战国中山文化的内涵构成中，基本不见鲜虞文化的传承元素，前后两种文化之间不存在转化演变的轨迹，而是一种跨越式的突变更新，类似于一种文化断裂与分野。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战国中山文化与魏、赵两国文化比较相似，甚至连最具族姓指向意义的墓向，也转为与魏国相一致。此说明在战国中期中山复国之后，鲜虞文化并未随之复兴，自身文化传统几近消失，而完全转型为华夏性质的文化。换言之，鲜虞中山与战国中山之间，并不存在所谓逐渐华夏化的过程。发生文化突变的历史背景，无疑是公室政权的更迭，前后两种文化的分野时间正在战国早期之末，亦即魏灭中山之后。这一时期，春秋鲜虞文化迅速衰落以至几近消失，而战国中山文化突然形成，其契机似乎均源于魏国的占领。 

　　第二，战国中山文化的华夏性质，并非来自鲜虞文化的华夏化，应是华夏文化融合转化了鲜虞文化，而公室族姓之变当是这种文化突变的根本基础。

　　如何解读战国中山文化的华夏特征，将直接关系到鲜虞华夏化的疑议。主张鲜虞华夏化的论点，强调其契机来自魏占期间的华夏文化影响，但此观点恐怕难以解释中山复国之后鲜虞文化未有复兴的原因。这一论点的本质是：魏占中山导致鲜虞华夏化，而复国中山只是恢复了鲜虞政权，文化方面则继续保持全面华夏化。这一看法缺乏足够的考古证据支持，因为不仅未发现所谓华夏化过程的文化轨迹，更重要的是复国中山与鲜虞中山并非同种国姓。因此，复国的中山文化绝非鲜虞文化深度华夏化的结果，而更像是一种由鲜虞到华夏跨越式的文化变革。但如果是一种连公族墓向都已更改的文化突变，则鲜虞中山复国的历史真相必将受到质疑，中山为周室所封或魏之别封的观点甚至有必要重新审视。关于此，陈槃的论点可能比较中肯：战国中山始君与魏灭之后是否复国，均未详也。

　　综上，中山国史探索尽管取得了长足进展，但关于春秋中山与战国中山连续发展的疑议依旧存在。一些新证据表明两者之间或许存在着断裂与分野，战国中山文化并非出自鲜虞华夏化而是华夏化鲜虞。所有这些疑议问题，均需要进一步探索与补证。

　　（作者系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中国考古学会夏商考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