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先秦两汉文献整理取得不少新成果，表现出新的发展趋向。对这一趋向进行梳理，无论是对古籍整理事业，还是对先秦两汉文学研究，都具有一定意义。

　　据笔者观察，近年来先秦两汉文献整理呈现出一些新特点。首先是整理方式更加科学，选题更符合版本学的自身规律。以《诗经》等经书的整理为例，随着八行本、十行本、闽本、北监本、毛本、殿本、四库本、阮刻本《十三经注疏》的持续刊印，“十三经”经、注、释文、疏文合刻的版本形态逐渐深入人心。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华书局先后出版两种阮刻本注疏影印本，北京大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则推出三种注疏整理本，成为学者使用“十三经”的主要通行本。不过，众所周知，在注疏合刻的过程中，刻书者为了牵合注、疏、释文，往往径改经、注。而作为一种已经自成体系的版本形态，整理者也不便再根据早期经注本校改注疏合刻本的经注部分。因此，为了尽可能恢复群经文本的早期形态，就有必要对其经注本进行单独整理。

　　2018年，由孔祥军整理的《毛诗传笺》在中华书局出版，显示出经注本的版本价值得到出版界关注。该书以乾隆四十八年武英殿仿刊相台岳氏《五经》本《毛诗》为底本，通校唐石经及多种宋刻白文本、经注本、纂图本，尤其注意利用《毛诗要义》《吕氏家塾读诗记》等宋人论著所见版本信息，为学界提供了《毛诗诂训传》的权威版本。除了版本价值以外，该书的出版还有另一重意义。

　　20世纪以来，在纯文学观念的影响下，以《诗序》为代表的汉儒诗教说受到持续批判，故中华书局“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所收程俊英和蒋见元《诗经注析》、“中国古典名著译注丛书”所收周振甫《诗经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国古典文学丛书”所收高亨《诗经今注》，这三种市场上影响最大的《诗经》注本都持“废序”的基本立场，强调《诗经》抒情见志的纯文学价值。如今中华书局在“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中收入《毛诗传笺》，显示出近年来学界对于《诗序》及汉儒《诗》学主张的重新认识已传导至出版界，并得到更为广泛的社会认同。

　　中华书局近年来颇受关注的一个新开书系是“历代经学要籍丛刊”，已出版的书目包括由张鸿鸣整理的柯劭忞《春秋穀梁传注》、李辉整理的严粲《诗缉》等。后者一反朱熹“废序”主张，在“尊序”的基本立场下发掘《诗经》情性之美，在宋儒《诗》学中具有独特价值。需要特别提及的是“历代经学要籍丛刊”所收王锷整理的《礼记注》，同样是一部汉儒经注本。整理者多年来致力于《礼记》郑注校勘，撰有《礼记郑注汇校》，在厘清各本源流、优劣的基础上认识到抚州本具有校勘精良、方便阅读、影响巨大三个优势，故以此为底本完成《礼记注》。此外，一些长期不为学者关注的汉儒经注版本也得以刊印，如由北京大学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组织实施，刘玉才、住吉朋彦主编的《日本五山版汉籍丛刊》所收日本南北朝时期刊本《毛诗郑笺》。该本以一种早已亡佚的不附释文宋刊经注本为底本，在版本源流上似较存世的宋元经注附释文本更为古老。这一点在其版刻形态上也有所体现，对于我们认识《毛诗诂训传》的早期版本形态具有独特意义。前述孔祥军整理本若能再将此本列为通校本，相信可以更为全面地反映《毛诗诂训传》的异文情况。

　　其次，基础文献的新注、新译得到有效推进。这方面影响较大的是由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组织、中华书局出版的“新编新注十三经”，目前已出版《诗经国风新注》《孙子兵法新注》《论语新注》《庄子新注》《尚书新注》《周易新注》6种。事实上，以孟子“距杨墨，放淫辞”为代表的早期儒学观念到汉代已发生巨大变化，《汉书·艺文志》强调诸子为“六经之支与流裔”，王充《论衡·书解》认为“知经误者在诸子”，均反映出大一统政治格局下汉儒试图采撷诸子，全面吸收先秦思想资源的努力，只是囿于儒家“尊经”的传统，未能彻底打破经、子之间的界限。“新编十三经”突破这一限制，将道、法、墨、兵等诸子论著与儒家经典融为一体，由此重构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经典体系，其选目本身就是时代观念转变和学术研究推进的产物。至于“新注”则体现为版本校勘、字词解释、文意疏解和故说梳理等多个层面的创新。以笔者参与的《诗经国风新注》为例，整理者不仅基于字词训诂对诗歌字面意义加以疏解，而且通过“析疑”这一体例，对战国以来每首诗的阐释过程进行梳理，在揭示《诗经》文学价值的同时，也展现其作为“经”的文化功能。当然，这种整理方式是否合适，仍有待广大读者评判。

　　先秦两汉文献整理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从古典文学研究的角度来看，这一领域至少还有三方面工作有待加强。

　　首先，随着文学观念的新变，部分典籍需要版本更加可靠、注释更加翔实的整理本。比如，就群经文献而言，传统的文学研究比较关注《诗经》《尚书》和《左传》，相关整理本也比较充分。近年来随着文学史研究的深入，我们注意到，以《春秋公羊传》《春秋繁露》为代表的公羊学经传在“作者”观念的确立、辞义关系的辨析、篇章结构的自觉等方面颇多要论，对《史记》等史传的编纂更具启示意义，值得深入研究。不过，目前的整理本似乎尚难满足读者的需求。

　　以《春秋繁露》为例，在20世纪以来形成的现代学科观念中，《春秋繁露》被视为体现董仲舒哲学思想的论著，因此中华书局将这部在传统目录学中一直属于经部的文献列入《新编诸子集成》，并选择苏舆《春秋繁露义证》作为整理对象。《春秋繁露义证》吸收了俞樾、凌曙、卢文弨等人的校注意见，是清儒《春秋繁露》注本的集大成之作，但苏舆往往据己意或凌曙说径改底本，在校释中也存在一些臆测之言。此外，中华书局整理本出版年代较早，不少标点断句也存在问题。例如，《五行相生》篇“天下既宁以安君。官者，司营也”，应作“天下既宁，以安君官者，司营也”；《五行顺逆》篇“水者冬，藏至阴也”，应作“水者，冬，藏，至阴也”。2005年，河北人民出版社推出钟肇鹏主编的《春秋繁露校释》，在校勘、标点、训释各方面较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均有明显推进，只是对于《春秋繁露》所涉大量《春秋》辞例的解释相对简省，部分按断也有可商之处。该书如能在已有基础上吸收近年来《春秋繁露》研究的新进展，一定可以形成一个更具权威性和可读性的校注本。

　　类似的情况在《韩诗外传》《吕氏春秋》《淮南子》《说苑》《新序》等书的整理中也有体现，这些著作在传统的文学史研究中并未受到重视，但随着学界对战国秦汉衍生型文本的关注，相关研究已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而目前市场上这些著作的通行版本仍以20世纪前期的整理成果为主，在校勘、注释方面存在诸多问题，无疑有重新系统整理的必要。

　　其次，战国秦汉文学研究的深入对古籍整理的观念和形式也提出了新要求。这里特别要谈的就是上举衍生型文本的校勘问题。战国秦汉时期，大量叙事、说理性短章互见于不同的文献资料中，历来是学者“他校”的重要依据。不过，近年来对于这类文本的深入研究已经发现，早期书写者往往利用同一材料实现不同的表达意图，在此过程中，完全可以对文本进行个性化的改笔。因此，互见文献中的文本差异往往并非版本意义上的“异文”，不可轻易据以校改。例如，《庄子·让王》所载“鲁君闻颜阖得道之人也”章中有“故若颜阖者，真恶富贵也”句，此章又见于《吕氏春秋·贵生》，但这句话作“故若颜阖者，非恶富贵也”，奚侗、王叔岷在校勘《庄子》时均认为《让王》系误字，当据《贵生》校改，但如果全面比照《庄子·让王》与《吕氏春秋·贵生》的互见文献，可知后者多据文意改笔，这两句话在各自语境中均有其合理性，不烦校改。又如，《韩诗外传》与《荀子》存在大量互见文献，故屈守元《韩诗外传笺疏》多利用《荀子》校理《韩诗外传》，如卷四“天子不言多少，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丧，士不言通财货，不为贾道”，屈氏以为“士不言通财货”句，“《荀子》无‘言’字，此当是衍文”。将《荀子》中的相关材料作为校勘《韩诗外传》的版本依据，忽视了《韩诗外传》在利用《荀子》时颇多改笔、增删之处。对于衍生型文本的整理来说，一般仍应以本校为主，审慎运用互见文献来校改讹误。

　　最后，在先秦两汉古籍整理中还要特别警惕“过度辑佚”倾向。由于中国早期典籍大多亡佚，因此辑佚成为我们重新了解早期文献面貌的基本方法。传统辑佚学的目标是最大限度地复原一个理想的“定本”，但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对于一部已经亡佚的文献而言，类书、史书、古注等二次文献的征引固然是我们赖以辑佚的不二法门，但其中也隐藏着一定的风险。这些二次文献在采摭史料时往往会根据自身的行文体例和表达诉求加以檃栝、改笔，故同一段引文在不同文献中的面貌可能相去甚远，究竟何者更接近原貌，往往难以判断；而那些孤存的引文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文献原貌，也就更成问题。简言之，“引文”不应当简单地被视为“佚文”。

　　有的辑佚者为了追求辑本结构上的完整性，会根据己意判定佚文在全书中的具体位置，由此形成的辑本看起来相当整饬，却只能反映辑佚者本人的理解。在这方面比较典型的是严可均辑的桓谭《新论》，据其叙言：“从各书得三百许事，合并复重，联系断散，为百六十六事，依《治要》《意林》次第理而董之。诸引仅《琴道》有篇名，余则望文归类，取便捡寻，其篇名黑质白文以别之，定十六篇为三卷。”严可均按照自己对佚文和篇名的理解，将二者逐一配对，这种“望文归类”的辑佚方法在今天看来显然不符合学术规范，但其本影响甚大，并在朱谦之20世纪50年代所撰《新辑本桓谭新论》中得到延续，后者收入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续编》，可以预期将成为未来若干年青年学生了解桓谭《新论》的主要依据。只是，如果了解相关辑佚过程，就知道这个辑本在结构上完全缺乏版本依据，是典型的“过度辑佚”。这样的例子当然比较极端，但最近出版的马昕《三家〈诗〉辑佚史》也注意到，乾嘉后期乃至道光朝的三家《诗》“辑佚者的心态早已不止于‘好奇’，而是因为全情投入而产生某种情怀，因为过于专注而陷入一种狭隘的‘执著’”，“辑佚者付出不懈的努力，却并未使辑佚对象回归其本原真相，而是使它们表现为一种‘精致的假象’。三家《诗》辑佚成果看起来规整，却未必准确”。可见这种“过度辑佚”在清代辑佚学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值得今天的整理者引以为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