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典籍作为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和思想智慧的结晶，是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源泉，也是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载体。中华典籍在世界的译介本质上是一种跨文化传播活动，只有增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力与影响力，才能向世界呈现客观、真实、立体并且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促进人类文明不断融合发展。

　　时代要求：文化“走出去”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典籍译介作为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关键一环，对文化传承与文明互鉴意义重大。

　　首先，传承中华优秀文化，强化民族身份认同。我国虽是文化大国，在国际社会中却处于文化相对弱势地位。面对互联网时代无处不在的文化渗透，民族文化的价值确认与自我认同显得格外重要。新时代的典籍译介是反观自我、增强文化自觉进而提升文化自信的过程。一方面，典籍的对外译介对传承与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觉与自信以及建设文化强国等具有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其有利于促进文化交流与合作，让世界人民感知和接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为世界文化的繁荣发展添砖加瓦。

　　其次，纠正文化误读偏见，重塑真实国家形象。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西方传教士与海外汉学家是中华典籍译介的主力军。16世纪后期西方传教士频繁访华，他们抱着服务本国的目的，摘选适用内容进行译介或改写，曲解与误读屡见不鲜。直到近代，国人开始独立译介各类典籍，以扭转西人译介中对中国的刻板印象。步入新时代，中华典籍也应重焕生机，突破现有译本的时代局限，经典重译、典籍新译是时代的呼唤。

　　最后，促进平等交流互鉴，向世界展现中国智慧。中华典籍是凝聚了中华民族共同生活、共同信仰、共同语言和共同记忆的知识系统，是世界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助力中华典籍域外传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可以丰富世界文化多样性，让世界对中国有更真切的认识。不同文明只有在彼此了解、互相尊重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取长补短、彼此助益的交流互鉴。

　　现实挑战：“译”“介”路漫漫

　　我国现存古籍总计20多万册，典籍译介是一项庞大繁复的工程，从典籍选取、团队构建、翻译出版，到海外推介，每一步都需倾注十分心力。自20世纪末，我国开启了系统译介中华典籍的浩大工程——“大中华文库”项目，这是我国首次系统、全面地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的重大出版工程，首批选取了110种经典，包括文学经典55种、哲学思想经典21种、科技典籍15种、历史典籍10种以及军事典籍9种。此后，我国典籍翻译、推介及研究开展得如火如荼，浙江大学成立“中华译学馆”、中国作协启动“扬帆计划·中国文学海外译介”项目，“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中也不乏各类古代典籍入选。这些努力均为中华典籍的译介设立了风向标。

　　但客观说来，我国典籍的域外传播在“译”与“介”两大维度仍面临诸多挑战。一方面，我国典籍翻译缺乏系统规划，典籍外译选材结构不够均衡，国家形象构建维度有待完善；典籍翻译门槛高、难度大，融通中外的翻译人才不足，优秀译本的诞生周期长，典籍出国走得慢且艰难。另一方面，典籍在海外市场占有率极低，我国文化产业影响力还有待提高；存在只译不传、做工低效的情况；推介形式与合作渠道单一，导致域外读者看不见，或看见读不懂，整体传播效果不甚理想，难以真正达到文化交流的目的，更遑论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域外传播：更要“走进去”

　　要提升典籍的域外传播效能，国家统筹是根本，合理选材是基础，优秀译本是核心，有效推介则是关键。针对我国典籍译介的现状，典籍译介工程必须坚持政府主导，多方协同，创新渠道，才可切实提升效能。

　　第一，国家统筹，部署谋划译介全局。中华典籍的全面、规范译介属国家翻译范畴，离不开国家职能部门的统筹规划。首先，建议由职能部门牵头，成立中华典籍译介规划领导小组，立足新时代中华典籍译介事业的全局，对我国典籍译介工作的重点方向、重点任务和重点工程项目做出规划部署。确立典籍译介工作发展目标，聚焦高质量译本的产出，系统谋划和推进典籍译介的选材、翻译、出版和推介工作。其次，逐步完善配套翻译制度，健全跨领域合作机制，规范典籍翻译宏观环境，为翻译实践提供保障。

　　第二，合理选材，优化典籍外译结构。中华典籍所涉门类众多，包括文、史、哲、中医药、法律、科技、农学等各领域。但典籍译介存在选材结构失衡问题，如“大中华文库”项目首批110本译介经典中，文学便占据了半壁江山。典籍译介费时费力，为充分利用有限的资源，更加科学、合理开展翻译工作，典籍外译的选择应秉持三个原则：代表性典籍优先、无译本典籍优先、现有译本非必要不重译。选材由国家职能部门统筹，尽可能扩大典籍译介的学科门类，不可厚此薄彼；选出所属学科内的代表作品，已有译本的典籍若无明显曲解误译，暂不重译。

　　第三，多方协同，推动优秀译本产出。优秀译本是中华典籍走出国门的起点。优秀的典籍译本应该是符合中华文化精神内涵、准确传递典籍内容、能为读者所接受的译本。首先，充分利用高校阵地。中国学者作为当前典籍译介的主力军，多数仍活跃在高校教学一线。以高校作为典籍译介主要阵地，坚持产教学研四位一体，从团队建设、人才培养、学术研究多方面施策，让典籍译介全面入校园，提升典籍译介效率。其次，积极推动跨界、跨领域合作，组建多元化人才团队。打破学术队伍与翻译行业、文化产业的壁垒，推动学界与业界共建。团队人员多样性可为优秀译本的诞生提供专业保障。一方面，加强中外学者合作，邀请国外汉学家加入翻译与审校阵营，促成中西合璧的优秀译本；另一方面，采取“老带新”模式，鼓励资深学者专家与年轻译者合作，一方是文本专业性、准确性的保证，一方或可为文本的通俗性与可读性提供建议，这既是高精尖翻译人才培养路径的探索，也有利于诞生雅俗共赏的典籍译本。

　　第四，创新渠道，海外推介走深走实。典籍的海外推介一直是难题，只有充分利用信息时代的技术红利，实施多渠道传播，关注读者接受度，对市场表现做出反馈，才能真正提升传播效能。

　　首先，技术引领，拓宽传播渠道。一方面，利用技术赋能进行数字转型，加快典籍译本的数字化、电子化，依托数字平台、网络平台、电商平台等进行推介，扩大读者接触面。另一方面，加强官方合作，探索多种渠道。目前，我国典籍在海外传播的优质平台不多，典籍域外传播很大程度上仍需依赖官方媒介，加强与海外知名出版社的合作，构建稳定、完善的海外出版渠道，并通过调研团队的定期考察对传播方法进行评估和调整；同时，依托学者访学、海内外高校合作、自媒体平台等方式进行针对性的小范围推介。

　　其次，由浅入深，提升传播效能。典籍内容深奥，一旦推介形式生硬、内容曲高和寡，便难以吸引读者引起共情。一般来说，全译本最能准确、完整传递中华典籍文化精髓，但奈何篇幅大、体制长，受众多为专业人士与学者，受众体量实在有限，并非扩大传播范围、提升市场占有率的理想之选。以编译本、选译本替代全译本推广，扇画小幅虽不全面，但也可做到引人入胜。由浅入深，循序渐进，不失为提升典籍域外传播效能的可行之举。此外，积极开拓外媒书评、译评、推介会、改编、动画、影视等形式，力争全方位、多渠道打开海外市场。

　　从历史维度来看，当前仍是中华文化走出国门“最好的时代”。中华典籍的域外传播不能止步于“走出去”，更要“走进去”。典籍译介是一项长期工程，只有国家系统规划，多方长久努力，才能有效推动中华优秀文化走进西方世界，向世界呈现客观、真实、立体并且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真正促进中西文明交流互鉴。

　　【本文系2021年度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专题项目“文化认同视域下的少数民族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研究”（项目批准号：2021SJB010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金陵科技学院外国语学院；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