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知识生产和学术出版的版图中，学术期刊作为研究成果发布和传播的重要媒介，受到学者、科研评估机构、资助机构、政策制定者等各方的重视；而期刊影响因子往往被认为代表着期刊的质量，乃至期刊文章作者的科研水平和生产力。近十年来，世界学术期刊领域出现了一种“掠夺性出版”的现象，成为学术界热议的话题之一。掠夺性出版是一种向作者收费，却基本不核查文章质量、不提供编辑和出版服务的商业化学术出版模式，它具有剥削性，反映出传统上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知识生产和学术出版的不平等。日前，本报记者围绕掠夺性出版的定义、形成原因、解决途径等问题，以及这些问题所反映的全球知识生产和传播中的问题，采访了有关国外学者。

　　掠夺性期刊质量和诚信堪忧

　　“掠夺性出版”概念由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丹佛分校图书馆学术馆员、副教授杰弗里·比尔（Jeffrey Beall）正式提出。比尔在2013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介绍，自2009年起，他开始收到从未听说过的出版社邀请投稿的电子邮件。邮件称，向这些期刊支付一笔费用并通过同行评议后，他的文章就会被刊发。比尔还注意到，这些出版社的网站看起来并不专业，甚至有很多语法和拼写错误。2010年，比尔创造了“掠夺性出版社”一词，并在个人博客上发布了第一份“掠夺性”出版社名单。用“掠夺性”来形容这些出版社是因为，它们的使命不是促进、保存学术成果并使其可用，而是将开放存取模式用于为自己谋利。

　　2012年，比尔将个人博客重新命名，并制定了“潜在的掠夺性出版社和掠夺性期刊名单”，即著名的“比尔名单”。同年，比尔在《自然》杂志发表文章《掠夺性出版社正在腐蚀开放存取》称，掠夺性出版社不诚实、不透明，利用作者付费的开放存取模式欺骗科研人员，尤其是缺少学术传播经验的科研人员，出版质量不佳乃至低劣的期刊。掠夺性出版社及其期刊常有着听起来高级、正式的名称，却不履行传统学术出版的筛选审查职责；只要作者愿意支付费用，掠夺性期刊就愿意接收几乎一切投稿。

　　“掠夺性报告”列出的掠夺性期刊的特征包括：快速接收投稿，同行评议或质量控制完全缺失或程度甚微；在接收投稿后才告知作者需要支付文章处理费；格外积极地动员学者投稿或担任编委会成员；未经学者许可就将其列为编委会成员，且不允许辞去这一职务；任命假学者为编委会成员；发布有关出版业务的误导性声明；不恰当地使用国际标准期刊号（ISSN）；使用虚假的影响因子等。

　　2017年，比尔关闭了个人博客并移除了“比尔名单”，原因是“雇主向其施加了巨大压力”，但科罗拉多大学发言人的说法是“这是比尔的个人决定”。目前，“比尔名单”仍可在互联网上看到，也有其他机构发布了类似的名单。除“掠夺性报告”外，美国学术出版服务公司卡贝尔（Cabell）提供付费的期刊数据库，订阅用户可以查询学术期刊“白名单”和“黑名单”，以及投稿要求等信息；自2021年起，挪威科学期刊、丛书和出版社名单中增加了“X级”分类，即官方暂不确定是否予以认可的期刊。

　　有学者提出，“比尔名单”的标准过于主观且制定过程不透明。相比之下，卡贝尔公司的“黑名单”更透明——通过78项定义明确的质量指数来评估每家期刊，并说明每家可疑期刊违背良好出版实践的操作和程度。不过，“卡贝尔名单”的主要缺陷是订阅费昂贵，许多学者无法使用。

　　可疑期刊也会被可靠期刊引用

　　2023年2月，由匿名科研人员志愿组成、致力于揭露掠夺性出版活动的平台“掠夺性报告”，将多学科数字出版机构（MDPI）旗下的400余种期刊加入掠夺性期刊名单；3月，前沿媒体出版社旗下的199种期刊也被“掠夺性报告”加入掠夺性期刊名单。多学科数字出版机构和前沿媒体出版社都是总部位于瑞士的开放存取期刊出版社，旗下刊物众多、发文量大，此次两家出版社的几乎所有期刊被列入“黑名单”引起了学术界热烈讨论。对于“掠夺性报告”这番“大动作”，有学者表示欢迎，也有学者持保留态度。

　　波兰亚当·密茨凯维奇大学学术传播研究团队负责人伊曼纽尔·库尔奇茨基（Emanuel Kulczycki）称，从自己在近十年里研究掠夺性出版活动的经验来看，创建掠夺性期刊名单无助于增进科研诚信，因为质量可疑期刊产生的关键原因是科研人员承受着需要发表越来越多文章的压力。库尔奇茨基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掠夺性期刊常遭到低人一等的看待，科研人员通常被建议谨慎引用掠夺性期刊刊发的文章。收录于科学网（Web of Science）、斯高帕斯（Scopus）等大型科学文献摘要和引文数据库的期刊则被认为是可靠的，但根据库尔奇茨基等学者的研究，刊发于可疑期刊的文章也会被刊发于可靠期刊的文章引用。

　　库尔奇茨基等人在2021年的研究《影响因子与可疑期刊之间的引用模式》中，分析了2012—2019年刊发的3234篇“可疑文章”和5964篇“可靠文章”；可疑文章来自“比尔名单”和卡贝尔公司“黑名单”中的65家掠夺性期刊，“可靠文章”来自科学网收录的2338种期刊。结果显示，“可疑文章”中有13%被“可靠文章”引用。被引用的“可疑文章”作者来源国前三名是土耳其、印度、马来西亚，引用“可疑文章”的作者来源国前三名是美国、土耳其、马来西亚。

　　库尔奇茨基等人在2023年的研究《掠夺性期刊刊发的文章是不是没有价值？》中使用了基于内容的引用分析方法，来了解掠夺性期刊刊发的文章被可靠期刊引用的具体情况。他们考察了收录于科学网核心合集的6706篇文章，这些文章都引用了掠夺性期刊刊发的文章，共有9995个引文句（引用所在的句子）。结果显示，97.3%的引用是中性的，负面引用仅占0.8%。也就是说，可靠期刊上的文章并未对可疑期刊上的文章持明显的批判态度。

　　库尔奇茨基等人表示，从上述发现来看，掠夺性期刊刊发的文章中至少有一部分被学术界视为有用，这些期刊并非全无价值。更重要的是，“可疑文章”被引用的一个常见原因是，它们是关于学术外围国家的唯一数据来源。对引文句的分析显示，被提及频率最高的国家是印度、马来西亚、伊朗，西方国家则很少被提到，这说明掠夺性期刊为一些容易被其他期刊忽视的研究课题提供了“展示”平台。

　　“掠夺性”标签掩盖地缘政治不平等

　　在库尔奇茨基等人看来，“掠夺性期刊”这个简明的标签掩盖了全球学术中心与学术外围之间深刻的不平等。掠夺性出版是复杂、多维度的学术传播实践，“比尔名单”等工具有助于科研人员避开陷阱，但也传递出一个过分简单化的讯号：学术中心国家的英语期刊大多是可靠期刊，学术外围和半外围国家的英语期刊大多是可疑期刊。

　　库尔奇茨基告诉记者，许多学术（半）外围国家的学者在掠夺性期刊上发表文章是因为，其国家科研政策承认这些期刊。例如，在波兰高等教育机构的科研评估中，多学科数字出版机构旗下的一些期刊是被高度认可的。因此，无论是对学者个人还是高等教育机构管理者而言，在掠夺性期刊上发表文章能带来认可和奖励，对职业上升有利。掠夺性期刊的另一个“好处”是其文章处理费显著低于爱思唯尔（Elsevier）、施普林格（Springer）等国际知名出版社旗下的期刊，大大降低了非富裕国家学者发表文章的经济门槛。

　　因此，重新思考用于描述掠夺性期刊的语言，避免盲目谴责在这些期刊上发表文章的学者或期刊出版方“怀有不良意图”，就显得极为重要。库尔奇茨基等人将“定位错误的学术传播中心”概念，引入了关于掠夺性出版、开放存取和知识生产的地缘政治不平等的讨论。如果一家期刊符合以下情况，可以被定义为“定位错误的学术传播中心”：第一，在学术中心国家不可见或被认为“不正当”；第二，看似与学术中心国家有关联，因而在学术外围国家被认为“正当”。

　　库尔奇茨基说，“定位错误的学术传播中心”概念不仅适用于典型的掠夺性期刊，也适用于有争议的“疑似”掠夺性期刊，例如多学科数字出版机构等出版社旗下的期刊。许多学术（半）外围国家学者参与创立“定位错误的学术传播中心”或在此类期刊上发表文章，这是地缘政治维度上全球学术不平等的不幸结果，并不一定意味着科研诚信不端或科研质量低下。

　　除了对某一家期刊同行评议的正当性提出疑问，还应对特定国家背景下某一家期刊的首要价值来源提出疑问，这一点同样至关重要。常见的价值来源包括特定语言和出版地区、影响因子、被收入引文索引数据库等表明“国际声望”的关键标志。如果仅看重这些标志，学术（半）外围国家的科研体系可能将资源浪费于寻求在“定位错误的学术传播中心”上发表文章，科研人员或许以为自己的文章刊发于知名期刊，而事实上这些期刊被学术中心国家贴上了“掠夺性”标签。

　　此前，亦有其他学者探讨了在讲英语的学术中心国家以外工作的学者面临的发表困难。例如，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英语系教授苏雷什·卡纳加拉贾（Suresh Canagarajah）在《学术写作的地缘政治》一书中批判了学术知识构建与正当化的不平等方式。基于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Raúl Prebisch）的中心—外围理论、美国社会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世界系统理论等学说，卡纳加拉贾区分了全球知识生产和学术出版的“中心”与“外围”：前者主要指受益于智力和物质不平等的发达英语国家，后者主要指曾遭受欧洲殖民者入侵的发展中国家。卡纳加拉贾称，西方传统主导学术传播直接导致了发展中国家的知识被边缘化或挪用，目前的学术出版实践是欠发达国家学者的贡献常被放逐至学术话语边缘的原因之一。

　　英国开放大学英语语言与应用语言学荣休教授特蕾莎·莉莉丝（Theresa Lillis）和美国罗切斯特大学沃纳教育学院副教授玛丽·简·库里（Mary Jane Curry）在其合著的《全球背景下的学术写作：以英语出版的政治与实践》一书中谈到，相较于“地方性”语言和出版物，英语和“国际性”出版物受到正式和非正式的科研评估体系的优待。英语在学术写作和出版中日益占据主导地位，影响着不以英语为官方语言的学者的生活和工作，也凸显了与学术出版相关的政治问题。莉莉丝和库里批评了知识传播的单向性：非学术中心国家学者寻求在讲英语的学术中心国家的期刊上发表文章，并将中心的知识译介到自己的当地背景中，而中心国家学者很少踏出中心。

　　反对知识生产和传播领域的剥削与垄断

　　库尔奇茨基等人强调，若想有效缓解掠夺性出版的风险，必须在更大的背景下思考学术出版领域的缺陷。例如，有些掠夺性期刊由于暂时被收入科学网、斯高帕斯等引文索引数据库或获得了期刊影响因子而收获信誉，从这个角度看，公认的国际标准在文献计量学层面上使一些掠夺性期刊正当化。解决掠夺性出版问题的最佳方案可能是减轻科研人员不断增加的文章发表量压力，但这是一个长期目标。当前可以重点采取的措施是，针对遵循基本学术出版标准的多语言学术期刊建立更多可靠的索引数据库，例如欧洲科学基金会和挪威教育与研究部合作创建的欧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索引（ERIH PLUS）。

　　库尔奇茨基向记者表示，任何评议环节薄弱、编辑标准低于常规水平的期刊都构成科研质量风险，许多被归入掠夺性期刊范畴的出版物应该在这些方面努力改进。不过，还有其他许多对科研质量和科研诚信构成威胁的因素也值得关注。例如，西方国家的知名学术期刊在同行评议方面同样存在问题，这促使一些人提议采取发表后评议作为对传统同行评议的补充或替代。又如，学术出版市场的商业化、卖方寡头垄断化给科研诚信带来了巨大挑战，其造成负面影响的程度或许较掠夺性出版更甚。如果只有经济实力雄厚的科研机构学者才有机会在可靠期刊上发表文章，就无法建成真正具有包容性的国际学术话语体系。

　　掠夺性期刊与开放存取之间的关系常被强调，这主要与掠夺性期刊的概念缘起有关：“比尔名单”的影响力很大，而且比尔本人是开放存取运动的坚定反对者。然而，如果说掠夺性出版的关键特征是评议过程有缺陷，其他各种各样的期刊也不乏这类问题，其中许多是非开放存取期刊。库尔奇茨基等人鼓励对研究掠夺性出版感兴趣的学者，批判性地思考这种关联，不应将开放存取视作造成掠夺性出版的首要因素。期刊降低评议过程的严格性以吸引更多投稿是一种不良现象，但更大的问题是商业出版社从免费的学术劳动力身上榨取了可观的剩余价值，却不给予任何价值回报。许多期刊，不只是那些评议过程“走过场”的期刊，都在利用开放存取模式和文章处理费剥削科研人员。

　　“我们认为学术出版领域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是确定良好实践与不良实践的分野。”库尔奇茨基等人谈到，科研管理者和政策制定者的一个共同目标是识别使不良实践成为现实的“缺口”，例如掠夺性期刊。然而，这些“缺口”是有缺陷的学术出版实践的结果而非根源。若想预防和减少不良实践，必须改变并拓展科研评估方式。

　　在库尔奇茨基等人看来，加强学术传播的地缘政治公平性能够避免催生新的“定位错误的学术传播中心”，这涉及三个方面。第一，欧美科研人员应以更加接纳的态度，对待世界其他地区的学术出版物，避免因为对开放存取模式抱有偏见或看到了并不严重的英语语言错误而给这些出版物贴上“掠夺性”标签。第二，非学术中心国家的科研机构必须寻找衡量学术期刊价值的新方式，而不是单纯依赖与学术中心国家相关的、表面化的“声望”指标，例如期刊影响因子是否被收入国际性引文索引数据库。第三，学术界应当承认，是否使用英语并不决定科研质量。学术传播活动中一直存在多语现象，非常有必要在科研评估中充分认可和奖励这种宝贵实践，并认识到它的真正价值——实现科学研究的社会影响力。

　　据库尔奇茨基等人介绍，除了开放存取运动，近年来全球学术出版领域的其他重大转变包括学术出版物数量持续增长、出版地区的多样性增强、卖方寡头垄断长期存在。学术出版市场现在由少数私营企业主导，其本质是不平等的、剥削性的。欧洲和北美以外地区发表的文章不断增加，为学术界认识到这一本质创造了机会。

　　学术界需要更多公共资助的、非私营机构运营的高质量国际性学术期刊。最理想的状态是采用“钻石开放存取”（对作者和读者均免费）或类似模式，以确保经费严重不足的科研机构的学者也有机会发表文章。这将为一些学者提供更多可行的发表选择，特别是那些不得已在文章处理费低廉但评议过程不规范的期刊上发表高价值研究成果的学者群体，还可以为由学术界主办或所有权归学术界的期刊提供有力支持。库尔奇茨基等人期待地表示，“我们相信，努力提升学术传播的地缘政治公平性，能够推动由公共资金支持、受学术界管控的新一批期刊的创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