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张清俐 通讯员 周雨琪）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与外界的联系愈加紧密，区域国别研究的国家战略意义愈加凸显。6月3-4日，首届中国区域国别学青年50人论坛在山东威海举行。论坛由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工作秘书处、高校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与学科建设联盟、山东大学主办，山东大学东北亚学院、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国际问题研究院共同承办。山东大学威海校区副校长赵玉璞，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工作秘书处主任罗林，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马奔，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蕴岭等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由山东大学东北亚学院院长刘昌明主持。开幕式上，举行了中国区域国别学青年50人论坛聘书颁发仪式。

　　有效回应国家战略和时代需求

　　2022年9月，“区域国别学”作为交叉学科类一级学科被正式纳入教育部《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成为蓬勃兴起的学科门类，正在催生一批以问题为导向、跨学科融入的区域国别学研究成果，为我国参与全球治理提供有力的学术支撑。可以说，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的设立是对国家战略和时代需求的有效回应。赵玉璞表示，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中，我们面临着日渐复杂的外部环境和来自各方面的严峻挑战。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经济全球化、科技革命、利益多元化、全球治理的新矛盾以及社会文化多元化等向我们提出了一系列需要解决的问题。有效应对和解决这些问题，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需要，是实现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需要，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需要。新形势下，加强区域国别研究和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已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实现区域国别研究学科化是想国家之所想，急国家之所急，应国家之所需，是推动新时代人才培养模式转型升级的切实之举。

　　马奔表示，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形势的巨大变化更需要我们准确把握世界走势，正确认识外部世界，培养符合国家战略需求和世界发展的新型人才。区域和国别是世界构成的基本单元，因此区域国别研究更是认识世界的基础，国家对外部世界的认识首先离不开对区域国别的深度了解。党的二十大报告将教育、科技和人才三个重大战略放在一起作总体部署，区域国别学在中国的落地不仅将带来中国自主学科知识体系的丰富和发展，更将为第二个百年新征程提供更高质量的人才培养支持。因此，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是国家所需，是时代所需。

　　区域国别学的设立是深化新时代高等教育学科专业体系改革、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重要举措。罗林提出，高校的教育工作者和区域国别研究领域的科研人员应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胸怀天下、问题导向、系统观念，以人才培养为核心，以学科建设为牵引、以智库建设为突破、以外语学科转型为支撑，为国家提供复合型、应用型、高端人才，在服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家战略中发挥所长。

　　区域国别学是认识国际区域和国别的方法与理论，不同于现行的独立学科，具有独立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论。关于区域国别学的构建，张蕴岭提出，首先应加强基础理论建设，从区域、国别理论出发形成理论体系；其次，应强调区域国别学是综合性研究，也是专门研究，比如国别的经济研究、文化研究等。区域国别研究不同于地缘政治，回归区域本位，区域是客观、自然的存在。我们应走出威斯特伐利亚框架，走出大国治理范式，走出狭义的区域主义，以“共处、共生、共享”基本理念重构人类社会的区域，形成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理论。

　　创新区域国别学的学术、学科、教学体系

　　中国的区域国别学也不同于近代以来在西方殖民主义背景下诞生的区域区别研究，如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院长张振江认为，应倡导“三个融通”的原则。一是学科与领域的融通。融合不同的研究领域、研究方法，冲破现有以学科为导向的大学专业设置。二是国家与区域的融通。区域国别研究需要坚持体系理论与系统思维。三是中国与世界的融通。既需要立足中国国情和问题意识，同时要求放眼世界，认识、尊重世界、人类社会、文明的多样特征。

　　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亟需学界在理论和方法上形成共识。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赵可金将区域国别学比喻为“聚宝盆”，而这个“聚宝盆”体现为钻石模型。区域国别学的钻石模型包括时间、空间和领域三个维度。从时间维度来说，指研究特定国家和地区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空间维度是指区域国别研究应该被分为国别学、关系学和地区学三类；领域维度是指区域国别学研究要分为发展问题、安全问题和文明问题三个方面。建立研究区域国别学方法的路径应从人文地理学的视野升级为空间社会科学，使其成为区域国别学研究的重要方向。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张骥表示，区域国别学知识体系的独特性对研究者的综合学术能力提出更高要求，需要研究者进行长期的跟踪研究，需要深厚的知识积淀，强化切身的文化交往体验。在学科发展上应着力解决学科的综合，研究形态和组织方式的交融和交叉。在聊城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执行院长赵少峰看来，当前区域国别研究呈现新特点：一是以应用为导向，以服务国家对外战略为目标。二是区域国别研究突显了跨学科的属性。三是关注大国的同时，不忽略小国家，对世界区域国别基本实现全覆盖。未来区域国别学科的理论研究和顶层设计将日益完善；问题导向和应用研究成为重要方向；重视基础研究，特别是海外调研；由跨学科方法的运用到学科之间的融合。

　　学科方兴未艾，与会学者对区域国别学研究现状和学科建设提出反思和建议。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副院长徐薇提出，当前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学科分布不平衡，作为一级学科来建设区域国别学就需要尽快补齐短板，并加大对拉美、非洲、大洋洲等冷门区域的研究机构和人才培养的投入，在区域国别研究中突出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和法学等社会科学的学科理论和方法。

　　当前，对区域国别学教学体系的构建是人才培养的基础工程，一些高校科研机构正着力探索。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英文系主任陈靓认为，首先需要重塑课程教学理念，打破院系壁垒，加强合作，充分发挥外语专业中的语言基础积累和专业素养；其次，对于区域国别学课程的设置推行课程群模式，增设模块化区域学课程群，增加学生对国际区域一体化合作以及中国对外政策、外交特点等相关区域学专业知识的了解。针对低年级与高年级不同学生群体制定不同课程，循序推进培养目标。

　　重思传统区域研究的方法和理论

　　区域国别学的兴起，也激发学界对传统区域研究方法和理论的再思，并为国际区域研究带来新视角。比如，发展和安全这两大当今世界面临的问题，成为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军事学等学科中的关键议题，区域国别学可以为区域安全治理提供新的分析视角。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周丕启认为，区域安全治理的主体包括国家、国际组织、社会以及各类精英。从区域安全治理的领域来看，应当包括传统领域如战争与冲突，也包括非传统领域如经济安全、能源安全、金融安全、生物安全、粮食安全、信息安全等。最后，在谈到区域安全治理方式的问题上，从区域主体角度来划分，包括地区强权、大国协调和国际组织管理；从主体关系角度划分，包括包容性与排他性方式；从层次性角度看，可考虑顶层、中层与底层三种模式。

　　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主任孙德刚认为，百年变局下，大国的博弈、国际竞争更多表现为规则、秩序、叙事与知识体系之争。而知识体系建设是“大国之学”的应有之义，是大国实力增长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需求。以中东区域国别研究的知识体系建设为例，他建议，中国自主知识创新应通过原创性概念的生产，增强中国中东研究的叙事性话语权和制度性话语权，使中国的概念逐步嵌入到联合国、国际组织和中东多边规范中。

　　同样是对中东区域研究的关注，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所长闫伟介绍，现阶段的中东研究已经覆盖了西亚、北非共27个国家，知识成果包括工具书撰写、教材编撰、形势分析等，主要内容包括“中东”概念的历史与现实、中东文明内在的结构、中东现实问题研究以及有关中东问题的世界史学科的跨学科研究。

　　针对中亚区域与国别研究，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副教授韦进深认为，当前中亚国家的重要诉求来源于安全、发展和和谐三个维度。中国的中亚区域国别研究则要以“构建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构建新型地区国际关系”“发展同中亚国家关系”为理念基础和创新点，助力从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到构建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创新、从战略互信到地区安全治理的实践创新、对接“一带一路”与中亚国家发展战略的实践创新、从人文交流到文明互鉴的实践创新。

　　谈到“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区域互动与中国的中亚区域观时，山东大学东北亚学院国际政治与经济系副主任和春红认为，应着重关注地理地缘视角下的中国的中亚区域观、区域合作与一体化下中国的中亚区域观以及中国的中亚区域观的变迁三个层次。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作为关键施动者，其自身发展和认知转变是影响中国的中亚区域观的重要因素，同时，中亚地区的地理地缘变化以及域外大国的介入与地缘博弈也发挥着重要影响。

　　区域国别学为“一带一路”提供学术支撑

　　2023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周年。近年来，“一带一路”的持续和深入发展，为区域国别学的深化提供了理论扎根实践的土壤。与此同时，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建设也将为“一带一路”研究，推进其高质量发展提供学理支撑。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自2013年提出以来，经过十年的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有力推进了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李远分析认为，一方面，以“一带一路”统筹谋划全面开放新格局。沿海优先开放战略推动了东部地区的发展，而“一带一路”倡议改善了西部和内陆地区的区位条件，促进了沿海和内陆地区的互动和协调发展，形成了全方位的开放新格局。另一方面，以“一带一路”引导经济全球化向正确方向发展。中国倡导中华文化的“己利利人、己达达人”理念，共建“一带一路”成为推动全球开放合作、改善经济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在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刘义看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有力推进了当代文明对话，在全球时代背景下，共建“一带一路”中的文化外交作为一种路径，更意味着塑造一种新的文化精神。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李慧明提到，中国致力于在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和气候变化等领域推动绿色“一带一路”建设，为全球低碳转型作出贡献。

　　非洲是“一带一路”的积极和重要参与者，在53个同中国建交的非洲国家中，有52国以及非盟委员会已经同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文件。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西亚非洲研究中心副主任周玉渊认为，当前非洲发展转型与新时代的中非合作有着密切联系。中非合作面临新机遇、亟待新作为，一是强化理念认同，彰显中非的“共同点”，二是坚定相互支持，破解非洲发展的“痛点”，三是坚持创新引领，不断培育中非合作的“增长点”。此外，中非跨区域合作以及中非社会民间合作已成为中非关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向。

　　十年来中拉共建“一带一路”同样取得丰硕成果。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外交政策研究所所长牛海彬分析认为，“一带一路”倡议经历转型升级，更加重视高质量发展，并逐渐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建立合作关系。中拉共建“一带一路”带来了丰富启示，一是充分发挥东道国政府的自主性，强化营商环境宣介和招商引资力度，二是加强“一带一路”项目的联合研究，与多边开发银行建立合作机制，三是强化区域国别视角下的拉美研究，培育拉美的中国研究。

　　外交学院亚洲研究所所长、国家安全学院院长郭延军分析了“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南亚地区的进展与前景。她提出，东亚地区的合作动力包括危机驱动、愿景驱动和安全驱动。在三种驱动力之外还包含一层逻辑——发展驱动，“一带一路”倡议作为发展合作的平台，可以更好地服务和推动东亚合作。在推动过程中，应注重双边和多边并重、转移和升级并重、政府和市场并重以及过程和结果并重。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东方语言文化学院院长刘志强注意到，近年来广东与东盟的经贸人文关系得到不断发展，在经贸关系方面，双边贸易规模大，东盟在广东对外贸易中的地位持续、快速上升，广东与东盟双向投资潜力大。在人文关系上，主要体现在文化产业合作持续推进，各城市间建立友好关系，共办各类文化交流活动，旅游往来密切。

　　近年来，我国关于“一带一路”的研究成果呈井喷式增长，也有学者提出，这些成果良莠不齐，整体质量有待提升。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咨询委员会主任杨洁勉认为，首先“一带一路”研究需要重视战略思维与顶层设计。“一带一路”需要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相结合，三个倡议为“一带一路”展示战略方向，“一带一路”为三个倡议提供切实可行的实践。“一带一路”的研究需要提质增效，提升研究人才与研究队伍的综合水平，并以“共商、共建、共享”推进跨界合作。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区域国别语言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张蔚磊强调，语言之路的铺设直接关系到“一带一路”建设的“五通”，也关系到全球治理理念的路有多宽，行得多快、能够行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