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网讯（叶国安、朱忠飞供稿）2023年5月13-14日，由江西省历史学会、江西省宋史研究会主办，赣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客家研究中心、苏区研究中心、王阳明研究中心和新加坡研究中心承办的第二届江西省历史学专业学生学术论坛在赣南师范大学顺利召开。来自江西师范大学、南昌大学、江西科技师范大学、赣南师范大学、井冈山大学、上饶师范学院、萍乡学院、赣南师范大学科技学院的专家学者和史学新秀们齐聚一堂进行学术交流。

　　第二届江西省历史学专业学生学术论坛开幕式

　　一、魏晋至宋代的中国社会

　　魏晋至宋代的中国社会长期受到学界关注，本届论坛亦有同学专门撰文对该时期的诸多领域进行探讨。江西师范大学何超对魏晋的降附政策与蜀汉降附人士的境遇做出细致探析，发现魏晋政权对蜀汉降伏士人实行怀柔拉拢政策，借此将蜀汉降附人士纳入到西晋政权体系之中，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管控，促进了统一的进程，树立了正统政权的气象。江西科技师范大学雷佳臻结合出土文献和传世资料对六朝时期豫章郡的都市空间和墓葬分布进行还原，指出彼时豫章郡的城市规划与自然条件、社会经济和文化信仰等诸多因素紧密相系。

　　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提出呼吁史学工作者要多注意出土文献和纸面文献的相互印证，参与本次论坛的同学们也较多关注于近年来新出土的文献资料。上饶师范学院李有森以《故投降首领诺思计墓志》为研究中心，结合传世文献和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对诺思计的生平活动进行了详细考订，并指出这方墓志为我们观察唐朝时边地人士在中原的活动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同时也侧面映射出唐朝周边民族与中原地区的交融。上饶师范学院王振宇以《李仁德墓志》为研究对象，结合中韩的最新研究成果，尽可能地考订出了李仁德其人的人物生平、家族世系、仕唐经历等等，并针对过往学界将“李仁德归类为高句丽遗民后裔”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笔者认为李仁德很大程度上应与西域有联系。

　　宋朝的社会经济亦是与会同学的关注点之一。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周雨婷将不同时期宋代开封府的市易务进行对比，指出早期的市易务在抑制豪商富贾垄断、增加国用和平抑物价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后期的市易务却因为诸多原因反市场垄断走向了官府垄断，给政府、大商人、中小商人和城市消费者带来了诸多消极影响。赣南师范大学科技学院宋鹏飞将“话语理论”与具体的史学研究相结合，以赣南学记的的文本表述为观察视角对宋明时期赣南的话语变迁做出了具体探析，笔者指出赣南的话语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而发生改变，影响着后人对赣南社会的认识。

　　二、明清时期中国的社会与国家

　　江西一直以来就是明清史研究的重镇之一，在本次论坛中亦不乏有对明清时期中国的社会与国家做出探讨的论文。赣南师范大学邹泽显指出明代净军主要有“受过一定军事训练的宦官组成的内廷军队”“充军型净军”和“充劳役型净军”三种类型，其中充军型净军起到一定的补充军伍，巩固边防作用，充劳役型净军则具有禁锢但免死的政治内涵，成为皇权之下宦官的庇护手段，是管窥明代皇权、宦官、文臣之间复杂关系和政治运行复杂性的切入点。

　　江西师范大学许珊珊结合地方志、档案、实录等史料，指出明代铺兵的承充主体经历了从殷实大户到穷苦人户的变化。就铺兵的职能而言，铺兵主要负责走递文书，但亦负责导迎往来使客，执竿守垛戍守巡逻等。因贫穷、苦徭、役占和官吏的迫害等因素，铺兵制度逐渐积弊不断。为此，地方设法改善状况，令铺兵在服役地安家，这就推动了铺兵的在地化。赣南师范大学廖锦清对咸同之际江西借销邻盐事件的始末进行详细探析，发现江西在尝试构建食盐运销新体制的过程中，利益各方以盐课分配为中心进行博弈，又在共同受益的前提下相互妥协，维持各方利益的动态平衡，充分显示了晚清盐政变革和地方财政的复杂性。

　　明代社会中的经济因素引起了与会同学们的注意，且亦不乏精彩论述。江西师范大学杨文珊对明中后期因赋税征收的形式变化而出现的柜头群体进行了详细考察。笔者认为柜头群体经历了一个从服务型差役逐渐向包揽型书差群体靠拢的过程，柜头在地方赋税收解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作用，但这却与官方设计其服务型差役的原意相背离，最终滋生出费累守候、包赔倾家、侵渔肥己等诸多弊端，对明清社会基层治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江西科技师范大学焦济民以《皇明条法事类纂》为中心对明嘉靖戴金“盐法十二条”进行详细考论，笔者认为戴金的“盐法十二条”在实际的运行中卓有成效，并达到了丰厚国储、疏通盐政、革除吏弊的主要目的，同时也为后继官员的盐政改革提供了思路脉络，得到朝廷上下的称赞。

　　第二届江西省历史学专业学生学术论坛本科生会场

　　江西是王阳明“立德、立功、立言”的重要场所，本次论坛的召开亦对深化王阳明研究有所裨益。赣南师范大学王雨辰对比了不同时期所编纂的《南安府志》中的王阳明形象，指出不同时期的南安府志对王阳明的历史书写呈现出当时的时代特色，但总的趋势是王阳明本人在府志中地位亦逐渐提高。在府志编纂者笔下，“阳明过化之地”与“周程传道之乡”共同成为南安府的文化标签。赣南师范大学李平对比了不同时期所编纂的族谱、县志内对思顺何氏祖先的事迹叙述，指出思顺何氏后人在不断地建构先祖景端公父子“忠勇先锋”的形象，并强调王阳明奏赐“四履山场为祭资”，以此来明确利益的族内外边界，强化对本房支山场来源合法性的证明。

　　本次论坛在运用地方文献解读民间社会上也多有创获。赣南师范大学沈家海聚焦于赣南山区的油茶种植和山区开发之间的关系，笔者指出伴随着清代赣南人地关系的紧张，山区开发进程也逐渐加快，油茶种植日渐成为了山林开发的重要选择。在此基础上，沈家海按照时间顺序对从赣南山区收集到的契约文书进行梳理，并最终认为闽粤移民陆续在进入山区后，经过定居入籍、山场开荒、种植油茶10-20年左右的生长周期，使得与油茶种植的活动最终在乾隆时期真正凸显。萍乡学院钟宇在钩沉萍乡的图甲文书时发现，通过图甲组织的规章制度，图甲户们会在每年特定的时间举行盛大的祭祖、宴饮活动，图酒仪式作为图甲活动的重要一环，起着密切图甲内各户之间联系的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图甲户的切身利益。赣南师范大学任欢以赣南张家地文书为研究中心重点探讨了赣南山区客民多元化的生计模式，以及山区内不同的财产形态与交易方式，进而揭示出了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内在结构与运行机制。

　　人物及其事件的书写和形象变迁向来是切入政治史和社会史研究的极佳角度，本次论坛也不乏有优秀论述涌现。南昌大学李奇芮考察了明代嘉靖时期天文异象和政治变动间的关系，发现明嘉靖帝期间曾出现多次日食天象的记录，并且由于日食有着重要的政治象征意义，这期间还发生了多次与日食相关的政治事件，产生了多起政治变动，折射出嘉靖政局“以礼治国”、君威日重的特点。南昌大学鲁犇对比了不同时期所编纂的《衡阳县志》内的王夫之形象，发现地方志中王夫之书写经历了“再发现”与“再制作”的过程，王夫之地位获得了重塑，并进一步指出这种记载的变化，其背后体现的是国家、地方、个人话语的纠缠与调适。南昌大学叶昭仪对清代所修《龙南县志》中的女性传记展开研究，发现女性传记的编纂在模式化写作手法及循古好古的思想上有所传承，但因为官方贞节观及编纂安排之导向、编纂者史论变化及现实考量、儒佛理论融合及当地尊佛信仰等原因，县志内女性传记的编纂逐渐出现了收录女性人数膨胀、传记类型增加、亦儒亦佛色彩词汇的增加等编纂变化。

　　三、近现代中国与世界的激荡

　　近现代的中国与世界处于激烈的变化当中，这也为本次参会的同学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视角。江西师范大学陈亦舒通过分析清末民初的汉文西书、知识人日记等材料，展现出了国人眼中海王星的知识图像由模糊到清晰的过程，并借助于全球史的方法将西学东渐作为“他者之镜”，考察出了海王星之争背后的宏大意义。赣南师范大学叶国安从“书本地理学”的角度出发，认为因为地缘因素的影响，西学文本流通网络有着核心地域、次核心地域与边缘地域之分。身处不同地域的士人彼此间的西学阅读实践存在着巨大差异。这种非均制状态与近代思潮的萌发、扩散以至于近代社会的变革存在较大矛盾，西学知识对彼时社会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影响也有限。赣南师范大学刘廷傲通过对比醇亲王奕譞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形象，发现奕譞所展现出来的多元形象与彼时的政治环境变化紧密相系，并且奕譞本人也对晚清国家社会转型产生了较大的实质性影响。

　　革命史是中国近现代史无法绕过的话题，在本次论坛中亦有闻见。井冈山大学林建伟详细考证了报刊《岩声》在闽西的传播及其影响，指出《岩声》在抨击封建势力，反对列强侵略、批判旧习俗，提倡新生活、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赣南师范大学聂悦将国外的“集体记忆”理论运用到了赣南天心整军的研究当中，指出关于天心整军的集体记忆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后经历了从“遗忘”到“再记忆”的过程，后人通过对天心整军叙事结构的调整以及记忆场的营建，最终使得天心整军成为了集体记忆，为革命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赣南师范大学黄炯昊考察了国民党对1922年土耳其凯末尔革命的观察和借鉴，并指出由于政治立场、时局变动等因素的影响，不同时期国民党在“以土为鉴”时有所侧重与凸显，甚至存在着名为“借鉴”实为谋求党派之私的企图。江西师范大学邓通棚对“八一”一词的内涵在不同时期的演变进行了比较分析，指出“八一”纪念内涵的历史演变，反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曲折发展过程。而建军内涵的最终确立，标志着中国革命道路取得成功。

　　中共党史、国民党党史以及民国史的研究历来为学界所瞩目，本届论坛中有关主题亦不乏精彩的论述。江西师范大学李时民对早期中共地方党团组织经费自筹制度进行了探析，发现中共地方党团组织在接受苏俄财政援助的同时，也极力强调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这进而缓解了革命初期经费不足的困境，保障了党团组织的正常运行及地方革命的有序展开，彰显了地方党部的“自给力”和革命的“自生力”，并且该制度也极大地形塑了中共革命的地域化特征。赣南师范大学李炎对训政前期的国民党及其政府在乡村中宣传内容、方式与特点进行了考察，发现这些举措看似完美，但在实施中却面临着种种滞碍，最终不仅使得其“宣传下乡”活动没有得到有效地开展，而且更没能取得预期的成效。

　　江西师范大学王竞尧以《中央日报》为中心对一·二八时期国民政府的抗战宣传进行了分析，发现该报在该时期积极运用宣传策略进行抗战宣传，这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民众的民族意识，有效动员了民众支援前线，同时也推动了国际舆论的转向。但该报由于受办报环境恶劣、捏造虚假新闻、宣传符号呆板等诸多因素影响，其在局部抗战背景下进行的“局部宣传”最终难以发挥更好的效果。南昌大学贾玉飞对民国时期借发行公债用以社会救灾的实际绩效展开研究，指出发行赈灾性质的公债成为了筹集救灾资金的重要手段，但从赈灾公债的筹发与实际运行绩效看，公债发行后在社会层面承销较为艰窘，存在发行次数少、实收数额小等特点。特别是民国时期国家财政信用能力的虚弱使得赈灾公债的发行效果大打折扣。江西师范大学彭嘉君对抗战后江西国际救济委员会进行了详细考察，指出江西国际救济委员会在直接救济的基础上更侧重于以社会生产为主的建设性救济，并采取与政府合作的方式经营救济灾民垦区，帮助灾民进行自产自救，实现了民间与政府在建设运动中的互动。但是随着经济动荡、通货膨胀的加剧，江西国际救济委员会最终在财政危机中解散。

　　近现代时期地方社会的激荡和变迁在本次论坛中亦有所探讨。江西师范大学黄涛以湘乡县赈务分会为中心对1929至1931年的湘乡县灾害进行了考察，笔者发现湘乡县在当地持续发生自然灾害的背景下，取缔了旧有救灾机构，并将一概赈务整合到新成立的赈务分会之中，官方力量与转型后的绅商在地方公共事务中合流，在该过程中赈务分会不仅会与政府机构合作，也会与民间力量联系。萍乡学院肖庆泉对国民政府于1933年至1934年间在江西设立的特别行政区进行了论述，笔者认为国民政府通过设立特别行政区主要用于配合第五次“围剿”的军事行动，对新收复区进行“善后”工作，以及用来加强对江西偏远地区的政治统治。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和新收复区得到巩固后，特别区政治局最终于1935年被废止。特别区政治局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国民党在新收复区的统治，但其作用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江西师范大学姚雪艺以江西缉私处为中心对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基层治理的困境进行了研究，笔者先对江西缉私处的设立、职责和运行情况进行了考证，在此基础上笔者发现江西缉私处的设立有力地支援了前线抗战，但是由于复杂人事背景，缺乏监管等原因，江西缉私处也往往会出现冲击地方政府，非法越权、资敌纵敌等弊端，这不仅削弱了地方政府权威，也加深了国民政府的基层治理困境。上饶师范学院樊容春对美国罗斯福政府的“向犯罪宣战”政策进行了详细论述，笔者发现美国经济危机的爆发导致犯罪率升高，调查局在胡佛的领导下先后抓捕了一众罪犯，提高了美国人面对经济危机的信心，促进了现代联邦调查局的诞生，给美国带来了深远影响。

　　闭幕式暨圆桌会议由赣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院长李晓方主持，首先进行发言的是研究生组代表李平和本科生组代表叶国安，两位同学对本次论坛研究生组和本科生组的论文情况从时间、主题和不足等角度进行了总结。在随后的圆桌会议上，来自八所高校的老师代表围绕着论坛的未来建设、江西省历史学学生的培养情况以及江西省历史学的未来发展进行了交流。萍乡学院人文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凌焰认为同学们能够齐聚一堂就学术研究进行交流是一种缘分，而江西也素有研究社会史和区域史的传统，未来的研究或可将眼光进一步扩大到湖南，聚焦于湘赣交界地区，同时学术研究也要与社会对话，能够解决一些基层问题。井冈山大学历史学系主任李伏明高度肯定了此次论坛，并对青年学子寄予厚望，提醒同学们要寻找一些有基础意义的历史话题。南昌大学历史系副主任杨馗也对本次的会议成果表示肯定，并提醒同学们在撰写世界史论文时要多引用外文资料以及注意外文资料的注释。

　　江西师范大学温海波希望同学们要像海绵吸水一样，在学生时代开阔自身的学术视野，汲取不同的知识，切勿画地为牢，以为在论坛中提交的某一时段或某一议题就是自身研究领地。上饶师范学院张津瑞对论坛的发展提出了十分中肯的意见，鼓励同学们要继续修改论文以期未来能够发表，并表示世界史领域亦是大有可为的领域。赣南师范大学科技学院李云彪表示宋代的江西在文化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希望同学们可以多多投身于宋史的研究当中。赣南师范大学崔继来提出在未来要多多注意对史料搜寻和鉴别能力的培养，并提醒史料批判对于史学训练的意义。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党委书记谢兆元主持了颁奖仪式，由江西省宋史研究会秘书长吴强公布获奖名单。

　第二届江西省历史学专业学生学术论坛与会人员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