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建设承载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而中亚和中东地区是“一带一路”建设涉及的重要地区。通过对该地区民族国家构建、区域国别研究、区域联盟发展、人文合作交流、国际中文教育和瘟疫传播史等多视角研究，可促进民心的相通，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落地生根，在世界大变局中稳步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

　　中东民族国家构建的七个阶段

　　◇何志龙

　　中东现代民族国家是中东历史长期发展演变的结果，且深受西方殖民统治和外部干涉的影响。整体考察中东民族国家构建的发展阶段，可为深入微观研究提供宏观视野。

　　中东民族国家构建艰难起步。第一次世界大战拉开了中东民族国家构建的序幕。随着奥斯曼帝国参战并走向解体，1918年北也门率先宣布独立，成为首个独立的阿拉伯国家。阿拉伯起义军在大马士革成立了阿拉伯政府，但英法依其秘密签订的《赛克斯—皮科协定》，通过圣雷莫会议划由其委任统治。中东北层地区民族独立运动高涨，1919年阿富汗击退英国第三次入侵获得自由，1921年伊朗废除英伊协定而实现独立。凯末尔领导土耳其人民打败希腊入侵者，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一个新资产阶级民族国家在奥斯曼帝国废墟上兴起。中东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迫使英国改变统治方式。1921年英国承认伊拉克形式上独立，1932年完全独立，伊拉克民族国家构建迈出了新的一步。1926年伊本·沙特被拥戴为“汉志、内志及归属地区国王”，1927年英国承认沙特完全独立，现代沙特阿拉伯王国诞生。1922年英国有条件承认埃及独立，英国军事人员从埃及军队中撤出，标志着非洲现代史上第一个独立民族国家诞生。

　　中东民族国家体系初具规模。第二次世界大战进一步推动了中东民族解放运动，动摇了英法在黎凡特地区的委任统治。1940年自由法国军队占领叙利亚和黎巴嫩，在叙黎民族主义者的不断斗争下，1943年底法国被迫同意叙黎独立，但直到1946年英法军队才逐步撤出，叙黎两国最终取得完全独立。而英国在巴勒斯坦采取“分而治之”政策，在约旦河以东建立外约旦酋长国，1946年英国被迫废除对外约旦的委任统治，外约旦独立。二战后英国对巴勒斯坦的统治岌岌可危，1947年被迫将巴勒斯坦问题提交联合国，在美苏操纵下联合国大会通过巴勒斯坦分治决议，1948年英国结束委任统治，以色列国成立，而巴勒斯坦民族国家构建陷入困境。至此，近半数中东国家摆脱英法殖民统治获得独立，中东独立民族国家体系初具规模。

　　中东民族国家体系的最终形成。1956年英法勾结以色列发动第二次中东战争，埃及人民勇敢抗击英法侵略者，激发了阿拉伯半岛特别是海湾地区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1961—1971年，科威特、阿曼、巴林、卡塔尔、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南也门相继摆脱英国统治而独立。与此同时，1960年塞浦路斯摆脱英国殖民统治而独立。经过半个世纪不懈斗争，中东国家终于摆脱英法殖民统治全部获得独立，中东现代独立民族国家体系形成。而在此进程中也伴随着“自由军官”组织去君主制的共和运动，促进了埃及等阿拉伯国家的现代化进程。

　　国家构建进程中的内忧外患。中东国家获得独立后，民族国家构建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实现国内政治稳定和防止外部干涉。1974年塞浦路斯内部冲突引起外部干涉，最终导致南北分治。黎巴嫩教派矛盾复杂，阿拉伯国家介入引发内战，并导致1982年以色列入侵占领黎巴嫩南部，黎巴嫩的民族整合与国家构建无法进行。1973年阿富汗发生政变，推翻查希尔王朝，建立阿富汗共和国，但内部权力之争与对外政策转向导致1979年苏联入侵占领。在阿富汗全民抗击下，1989年苏联撤军，阿富汗恢复了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伊朗伊斯兰革命建立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走上了伊朗伊斯兰传统文化与现代政治制度相结合的发展道路，但其输出伊斯兰革命的政策导致持续八年的两伊战争，给两伊国家建设造成严重破坏。尤其是伊拉克国内教派和族群矛盾激化，民族构建陷入困境。为转移国内矛盾和经济困境，伊拉克入侵吞并科威特，不仅使科威特的民族国家构建一度瘫痪，而且使伊拉克遭受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军事打击和国际社会长期制裁，威胁着伊拉克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

　　国家构建进程中的战争与和平。冷战后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但中东地区动荡加剧。阿富汗在苏联撤军后陷入内战，塔利班迅速崛起并建立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严格实施伊斯兰教法，贫穷封闭的部落社会成为恐怖主义滋生的温床，阿富汗民族国家构建陷入困境。而20世纪90年代初的也门内战是维护国家统一之战，总统萨利赫通过武力巩固了也门统一，但也门内部整合仍任重道远。马德里中东和会营造了和平氛围，1993年巴以签订《奥斯陆协议》，巴勒斯坦民族国家构建迈出坚实一步。次年约以签署和平条约，也为约旦民族国家的构建提供了外部和平环境。

　　国家构建进程频受美国干涉。美国以反恐为名对中东国家主权肆意侵犯，严重威胁着中东国家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2003年美国以反恐为由入侵伊拉克，推翻萨达姆政权，建立美国主导的伊拉克政府，但伊拉克的暴力事件不断，族群教派矛盾激化，国家分裂趋势明显。美国在伊拉克的军事存在严重威胁着叙利亚国家安全，叙利亚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不断恶化。2003年以来，美国以所谓伊核问题为由，对伊朗不断加强制裁甚至武力威胁，对伊朗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严重影响。2006年美国支持以色列发动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战争，给黎巴嫩国家建设造成严重破坏。总之，美国对中东国家的入侵、占领和干涉，加剧了中东地区动荡，激化了族群和教派矛盾，威胁着中东国家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

　　中东民族国家构建面临挑战。2011年以来发生的“阿拉伯之春”给中东国家造成剧烈动荡。在此背景下，2014年“伊斯兰国”崛起，声称将在全世界建立哈里发统治，冲击着中东民族国家体系。虽然“伊斯兰国”业已被消灭，但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东民族国家构建仍面临巨大挑战。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东现代民族和国家构建的多维比较研究”（20&ZD240）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一带一路”文化研究院、历史文化学院）

　　世界变局中的中亚区域合作新模式

　　◇李琪

　　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国家利益和地区安全问题，中亚五国缘于悠久的历史渊源、毗连的地缘关系、相近的人文环境、类似的经济模式和地缘政治影响，以及地区安全的普遍性问题，形成了紧密的内部合作机制。

　　中亚五国独立30年来，形成了一个拥有400万平方公里、7530万人口（2021年）的区域空间。五国定期举行首脑峰会，商讨共同关切的发展问题，通过了《加强区域和国际合作，确保中亚地区和平、稳定与可持续发展》等决议。自此，开启了中亚区域合作的新时期。

　　共同利益：政治安全合作

　　中亚国家在消除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因素、确保国内民族和谐与社会稳定、维护领土完整和法律秩序等方面具有共同利益。因此，该地区国家不断推进政治安全合作新模式。

　　第一，“五边”高层定期会晤机制着眼地区长远利益。中亚“五边”高层协调机制强调国家间的高度互信，旨在为本地区创造安全、开放、可持续的伙伴关系，加强在国际舞台上的联合行动，为区域合作提供政治保障和强大动力，发挥指向性作用，目标是将中亚建成政治稳定、经济发达和文化繁荣的地区。

　　第二，“中亚安全合作对话”和“联合行动”机制。当前“三股势力”借疫生乱，毒品走私、武器扩散和跨国犯罪在信息化时代呈现出新特征。中亚地区安全、国家安全和人民安全面临新挑战。针对区域性新安全情况，各国需要采取联合行动加以防范。“中亚安全合作与对话”和“联合行动”机制作为定期审议本地区安全问题的常设磋商平台，有益于提升域内各国安全合作水平和防范效能，应对新型复杂的安全威胁。

　　第三，加强区域一体化，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粮食安全关涉国家政治和社会稳定。哈萨克斯坦是中亚重要粮食生产国和出口国，一些国家粮食安全高度依赖哈国，吉尔吉斯斯坦34%的面粉从哈进口。但受疫情影响，哈萨克斯坦小麦种植面积减少，农业收成减产。因供应链阻断、面粉价格上涨等连锁反应，中亚粮食安全面临风险。鉴于此，各国将粮食安全纳入2030年国家发展战略，引入区域粮食安全监测系统，以维护粮食安全。

　　共同关切：经济贸易合作

　　经贸合作是中亚区域一体化的重中之重。据世界银行数据，中亚交通运输发展可保证各国GDP增长15%；助力基础设施建设和地区贸易便利化，推进区域经济国际化。

　　第一，合力发展“运输走廊”，保障内外互联互通。中亚国家拥有历史地理赋予的共享水域、曾经统一的能源和交通网络以及内部市场。五国积极推进“运输走廊”建设，有效利用本地运输和过境潜力，保证区域内外互通有无。哈萨克斯坦致力于发展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的运营能力，集装箱流量增长了13倍以上。乌兹别克斯坦在交界区创建“中亚国际经贸合作中心”，以吸引战略性投资。中亚联通世界的诸多交通项目已投入建设。

　　第二，确定新兴经贸增长点，驱动区域经济国际化。如何消除现有壁垒，增强区域经贸长期发展动力，促进地区自由贸易体制走向成熟，五国在《区域经贸合作总方向协定》《中亚绿色议程》的基础上，主张各国企业间建立直接商贸关系，成立“中亚实业、企业家理事会”，打造联合产业集群；以“国际金融中心”作为各国与外国投资者的互动平台；通过数字技术、绿色经济与基础设施建设相融合，打造推动地区经济国际化发展的价值链。

　　第三，统一水资源利用原则，形成共同能源空间。水资源和生态保护是中亚国家赓续发展的关键。气候变暖导致地区干旱缺水日趋严重。五国共管跨界河流，致力将史上水资源争端化解为和睦合作的驱动力。随着国民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中亚能源安全问题日益突出。引进“绿色”能源和先进节能技术，高效利用能源，满足各国能源需求，是国家建设的重要领域。五国制定低碳能源发展措施，开发可再生能源，实施环保的水电站建设项目，务实合作不断推进。

　　共同诉求：人文教育合作

　　中亚地处“丝绸之路”要冲和各大文明连接地带。自古生活在中亚广袤地域的人民就进行着文明的交往交流交融。文化或文明之共通性成为彼此合作的优势和基础。

　　发展共同“文明空间”，促进区域多元互鉴。“文明空间”是指具有历史性、地域性、人文性和传承性等特征且呈现出生命活力的时空状态。中亚乃诸多文明交流共存之地，文明作为交汇共融的纽带把五国和人民紧密联结在一起。他们凭借在地缘关系中的历史联系、传统共性进行多领域合作，并以此为基础，设立“中亚文明对话论坛”等人文交流平台，尊重差异，包容多样，促进地区的稳定和昌盛。

　　以“科学外交”为手段建设“共同家园”。中亚国家为了降低新冠疫情风险，通过“科学外交”加强各国医学界的联系，研究开发治疗和预防传染病的新方法；建立中亚流行病学、病毒学和细菌学区域中心，联合制定并采用有效措施抗击病毒流行。五国专家建立起系统性合作伙伴关系，进行拯救咸海、防治沙化、保护冰川、合理利用水资源、保护自然环境等领域的科学研究，成就斐然。

　　再者，通过高校面向中亚扩充配额，构建教育互动格局。乌、哈在维护中亚国家历史联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两国均增加了高校培训中亚国家公民的配额。近年，扩大中亚学生招生规模，满足青年求知欲望；通过“校长论坛”、学术会议、科研教学、学生社区建设和青年座谈等形式，制定了区域性大学间合作计划，深化教育领域的合作，以形成良性互动的人文交流新格局。

　　近年来，中亚区域合作取得了新发展。然而伴随欧亚大陆地缘政治的巨大变化、域外势力争夺加剧、内部各种社会问题交织积聚、西方制裁措施的附带影响，中亚国家如何不断增强内生动力，使区域合作取得实效，仍任重道远。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一带一路”文化研究院、乌兹别克斯坦研究中心）

　　拓展国别区域研究领域

　　——以环黑海区域研究为例

　　◇李秉忠

　　环黑海区域是多种文明的交融、碰撞区域，被视作欧亚文明的传统交汇带，同时还是大国博弈的重要“棋盘”。环黑海区域也是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绕不开的重要地区。

　　环黑海文明的生成和演进

　　古希腊时期，希罗多德对公元前5世纪的黑海北岸有所记述。公元前7世纪左右，古希腊人就来到黑海，开展了一系列殖民活动，最著名的希腊化王国有两个。一个是约公元前5世纪建立的以潘提卡彭为中心的博斯普鲁斯王国。博斯普鲁斯王国是位于克里米亚地区的一个希腊化王国，后依附于罗马，到公元3—4世纪时，沦陷于匈人的进攻。第二个比较重要的王国是本都王国，存在时间为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1世纪左右，后被罗马征服。黑海地区居民的身份认同摇摆于当地身份、希腊化身份和罗马身份之间。

　　随后是拜占庭帝国对黑海的统治，以黑海为中心的国际贸易为拜占庭提供了重要的财政来源。在马其顿王朝鼎盛时期的10世纪，地处黑海北岸的沿海城市科尔松成为帝国重要的生产中心、海洋贸易转运中心、连接南俄草原各个民族的陆地贸易区域中心。拜占庭帝国时期，黑海区域文明交往、发展的界标性事件当属“罗斯受洗”。这份历史文化遗产不仅深度形塑了俄罗斯帝国的崛起与演进，也在当代俄罗斯文明中持续发挥着作用。

　　拜占庭帝国之后，奥斯曼帝国控制了黑海，奥斯曼帝国也充分认识到黑海对帝国的重要性，强调黑海可以给奥斯曼帝国带来安全和繁荣。布罗代尔认为，如果没有黑海提供的资源，奥斯曼帝国庞大的首都将无法生存。恩格斯指出，“黑海地区港口不仅承载着欧洲和亚洲内陆之间的农业产品的贸易，也承载着亚洲内地，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同波斯、土尔克斯坦和德黑兰等地的贸易……”查尔斯·金也描述了黑海贸易的繁荣景象：“黑海已经是一个经济网络的中心，这个网络从中国的桑树林延伸到马赛的丝绸店，从诺夫哥罗德和基辅的集市到大不里士的集市，它位于主要国际通道的十字路口。”

　　奥斯曼帝国与沙俄的黑海之争

　　从16世纪末开始，尤其到了18世纪，沙俄进入黑海并与奥斯曼帝国展开了黑海控制权的争夺。第五次俄土战争之后，奥斯曼帝国遭到了决定性的失败，双方签订了《库楚克—凯纳吉条约》，宣告俄罗斯力量正式进入黑海。第六次俄土战争之后，沙俄吞并克里米亚，控制了从乌克兰到高加索的黑海北岸大部分地区。在第九次俄土战争中，英国出手援助了奥斯曼帝国，奥斯曼帝国取得了战争胜利，作为战争成果的《巴黎条约》规定“沙俄与奥斯曼帝国均不得在黑海沿岸建立任何海军基地或要塞”。

　　克里米亚战争的取胜为奥斯曼帝国在黑海的崩溃踩了一脚刹车，但是并不能完全扭转其颓势，围绕黑海的争夺后来就成了英国和沙俄等西方列强之间的争夺。正是由于欧洲大国权力平衡的需要，海峡问题的现状得以维持。恩格斯在《土耳其问题的真正症结》中写道：“东方问题的关键在于黑海海峡的控制权问题，谁掌握了这两个海峡，谁就可以随意开放或者封锁这个通向地中海遥远角落的通道。”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了打通黑海海峡，英法发动了损失惨重的加里波利战役，最终失败。土耳其把它称之为“恰纳卡莱战役”，这次战役也被认为是俄国革命的原因之一，因为没有打通黑海海峡，英法就没有办法对俄国施以援手。一战结束后，在洛桑会议上签订了关于黑海海峡地位的条约，但是苏俄一直没有签署这个条约。1936年黑海的相关各国签订了关于黑海海峡问题的历史性文件《蒙特勒公约》，以国际法的形式承认了土耳其对于海峡的权利，成为土耳其重要的战略资产。

　　二战以来环黑海区域

　　地缘政治演进

　　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表示修改《蒙特勒公约》时要考虑到苏联的利益。1945年，苏联对土耳其提出了三项要求，其中一项包括同意苏联在海峡建立基地以及修改《蒙特勒公约》。冷战期间，黑海地区成为东西方阵营对抗的前沿，黑海几乎变成了苏联内湖的同时，土耳其依然掌控着土耳其海峡。

　　冷战结束后，地区性的冲突和国家内部冲突再次复苏。土耳其依然是黑海地区的重要“玩家”，而且黑海的能源对土耳其经济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强化环黑海区域研究的重要性

　　中国与俄罗斯、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乌克兰、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等国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各种文件，进行了一系列实质性的合作。中国主要为“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带来商业、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其他经济发展方面的机遇，对于黑海地区的深化合作、和平稳定，能起一个推动、助力的作用。

　　环黑海区域独特的历史演进、不同的区块、多样的身份和复杂的地缘政治意蕴，既丰富了区域国别研究的理论和实践，也对广大的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学术要求。以布罗代尔为代表的学者认为黑海只不过是一个“奥斯曼湖”，属于延伸的地中海地区的边缘地带，不是自成体系的历史区域。但以斯特凡·特罗布斯特为代表的后世历史学家提出了黑海是一个“历史中观区域”的判断，强调黑海作为独立区域和研究对象的属性。环黑海区域在历史上形成了内在的独特联系、文化和身份，一系列黑海区域组织的建立证明了该区域的独立属性。只是环黑海区域的共性往往被外界所低估，或者说某些力量趋向于低估这种共性。黑海地区的统一性应该得到足够的重视，中国对于黑海地区统一性可能作出的贡献也应该加以强调。当下国际格局的演变，使得强化环黑海区域研究具有异常的紧迫性。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黑海通史研究”（22JZD037）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一带一路”文化研究院、国家民委环黑海研究中心）

　　人类文明共同体视域下的瘟疫史研究

　　◇李化成

　　2021年9月21日，习近平主席在题为“坚定信心 共克时艰 共建更加美好的世界”的讲话中指出，“一部世界文明史也是同瘟疫斗争的历史，人类总是在不断战胜挑战中实现更大发展和进步”。的确如此，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瘟疫的威胁一直存在。面对瘟疫，人类必须加紧构建人类文明共同体，同舟共济，共渡难关。人类瘟疫史研究可为这种构建提供理论依据。

　　普遍发生的瘟疫史

　　对于瘟疫在人类历史上的普遍发生，可以用马克思主义的相关认识来揭示。对于这种认识，陈茂林、陈韵祎在《生态马克思主义批评对生态批评的超越》中总结说，“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人类通过实践将自在自然转化为人化自然的过程……人类与自然具有统一性，破坏自然就是破坏人类自身”。瘟疫就是伴随着这种“人化自然”的过程出现的，并且体现出了这种破坏性。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人靠自然界生活”，这个自然界也包括动物在内。而人类的传染病，绝大多数都是从动物身上传播而来的。瘟疫的传播也与马克思所说的人类实践有关。正如李包庚在《世界普遍交往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所说，根据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从‘交往’到‘交往的扩大’，再到‘世界普遍交往’，标志着‘历史’突破狭隘的、孤立的‘地域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轨迹”。瘟疫的传播也正是伴随着这种交往实现的，并且呈现一个从地方性疫情向全球性疫情发展的态势。

　　由此出发，我们必须在时间与空间两个观测维度中，以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为基本考察点，对瘟疫的发生和传播问题加以研究。我们既要考察人类历史上肆虐的瘟疫种类及其发生的时间、空间要素，也要考察它们发生的自然、社会环境及其变迁，还要考察这些瘟疫的传播途径、范围及其变化，并着重考察不同时空中瘟疫发生和传播的共同点和不同点有哪些，并揭示其原因。我们还要考察，人类活动在瘟疫发生和传播中到底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通过这样的研究，最终全方位、多角度揭示瘟疫发生和流传的共同规律。

　　共同抗争的瘟疫史

　　瘟疫往往因人类的自然拓殖而生，但这并不能导致我们对人类实践活动的否定。实际上，正是因为“人化自然”的发展，才塑造了世界历史的进程。于沛在《从大历史观看人类命运共同体》中指出，按照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必然引起广泛的社会分工，这种分工又会扩大商品交换，商品交换扩展到世界范围又形成了世界市场，世界市场则加快了各个国家和民族连为一体，形成世界历史”。在此过程中，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口的数量和寿命不断增长。这是“人化自然”中人类与自然统一性实现的结果。面对瘟疫，人们还可以采取并相互交流积极的防疫举措，这同样是“人化自然”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人类还可以不断提升“人化自然”的水平，调整和优化自己与自然的关系，走出一条生态文明的新路。

　　由此出发，我们必须考察人类是如何逐步认识瘟疫的，围绕瘟疫形成了哪些医学认识和重大发现；依据这些认识，人类是通过哪些方式来防治瘟疫的，哪些是个体和家庭的自发行为，哪些是国家或政府层面的统一调度；哪些是应急之举，哪些是常规预备；这两者需要哪些社会层面的支撑。我们还要考察，人类是如何一步步认识到瘟疫与自然的关系的，又采取了哪些措施来控制疫情，这些措施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我们更要考察，在不同地区、不同时代，上述因素有何种变迁，又是如何传承、交融并成为人类共享的疫情防控经验财富的。

　　共情通心的瘟疫史

　　瘟疫伤害人们的健康，甚至夺走人们的生命，从最基本的层面对人的生存产生威胁。人们对于这种瘟疫也有着类似的体验，形成一种特殊的“民心相通”。担忧、恐慌、悲伤、期待等情感使得人们更能相互理解，使得人们更加重视同舟共济的意义和价值。这种瘟疫体验不仅是人们的表层感受，还与瘟疫对人类社会的广泛影响密切相关。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这提示我们，要研究人们共情通心的瘟疫史，还要考察疫情期间的社会状况和人们的生存状态。

　　由此出发，我们必须多层面、多视角地对历史上瘟疫的社会影响展开研究，既要研究瘟疫对个人的影响，也要研究瘟疫对团体、族群和国家的影响；既要研究瘟疫对人生命本身的伤害，也要研究瘟疫带来的各种次生“灾害”；既要研究瘟疫的短期影响，也要研究瘟疫的中长期影响；既要研究瘟疫在人口方面的影响，也要研究瘟疫对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我们要通过对日记、回忆录、文学创作、绘画、音乐、民俗等方面素材的发掘，提炼人们面对疫情的共情表达，发掘其内在心态。

　　人类文明共同体视域下的人类瘟疫史研究所强调的“共同”，既包含了人类共同携手抗击瘟疫的历史，也包含了人类在相对独立的状态下经历相似疫情的历史。我们必须通过多领域、跨学科的研究，考察各地区、各时代瘟疫的相似性，又要重视它们彼此之间的差异，并在深入分析这些异同的基础上，发掘人类瘟疫史的基本规律，总结更高层面的文明共同体内涵。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人类瘟疫史”（21&ZD241）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一带一路”文化研究院丝绸之路人文交流研究中心、医学与文明研究院）

　　人类文明新形态指引中外人文交流

　　◇孙云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提出“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全新概念。毋庸置疑，人类文明新形态对面临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形势下的中外人文交流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探索出人文交流的新道路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明创造与生成，为人类文明交往和人文交流提供了新的选择模式。在资本逻辑的规制下，人类的文明交往和人文交流事实上服从于资本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但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决定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生产力的全球化与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无法克服，由此引发世界性的现代化危机在所难免。譬如，造成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与本质的疏离，导致环境与生态的灾难性后果，加剧全球范围内贫富分化差距，进一步拉大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在文明交往和人文交流中的殖民色彩和强迫性同质化要求等。

　　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人民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既不是简单延续中国传统的文明形态，也不是直接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文明形态，它是当前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带领14亿人民在全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本国实际与时代要求紧密结合而创造的文明新篇。这一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成功开拓，深刻表明社会主义并没有定于一尊，也非一成不变，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本国具体实际、民族文化、时代要求紧密结合起来，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才能把理想王国变为美好现实。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创造出了新的形态，不仅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为后发国家提供了可供选择的学习榜样之一，也为人类文明交往和人文交流提供了新的选择模式。同时，我们党带领人民成功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也为世界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成为推动人类发展进步的重要力量。

　　提供了人文交流的新理念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宣示了一种新的世界文明理念和交往模式，即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模式，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努力让世界多样性成为人类文明多姿多彩的天然形态。资本主义宣扬的价值观，背离了世界人民的共同价值诉求；而人类文明新形态凝聚着人类社会共同拥有的精神力量和平等交往基础。

　　因此，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也决定了文明新的交流交往模式。我们坚持胸怀天下，始终以世界眼光关注人类前途命运，从人类发展大潮流、世界变化大格局、中国发展大历史正确认识和处理同外部世界的关系，坚持开放、不搞封闭，坚持互利共赢、不搞零和博弈，坚持主持公道、伸张正义，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不同于西方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各类形式的殖民掠夺、垄断鲸吞，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王称霸的基因，思想上也没有“国强必霸”的强盗逻辑以及“文明冲突”的零和思维。我们始终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尊重各国自主选择发展道路和模式，始终坚持尊重和平等是文明相处之道、傲慢和偏见是文明交流的最大障碍这一基本原则，“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始终树立人文交流中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因此，我们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彰显出强大的真理力量、道义力量，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的重大贡献。

　　影响着人文交流的新格局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在人类文明发展史和文明交往史上具有重要坐标意义。它必将对全球发展格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以及当前面临的共同性难题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众所周知，当前国际形势日趋错综复杂，地区冲突升级，“黑天鹅”与“灰犀牛”乱舞，原有国际格局与国际秩序遭遇猛烈冲击，世界局势呈现史上罕见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与“西方之乱”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之治”向世界展现了无比广阔的发展远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世界文明提供了实践力量。

　　因此，面对世界共同性的难题，要破解全球面临的和平、发展、治理、信任“四大赤字”，加强人文交流，树立全球命运与共意识将更加凸显其重要性。只有努力使各种文明间互鉴互融，各国民心相通，才能使人类最终找到实现自由发展的必由之路。

　　总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一种总体性历史进步与飞跃，它对疫情下和后疫情时代的中外人文交流具有强烈的现实指导作用。

　　（本文系陕西师范大学“一带一路”高水平成果资助项目“人类文明新形态对中外人文交流的作用和影响”（21YDYLG001）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一带一路”文化研究院丝绸之路人文交流研究中心）

　　把握一带一路机遇 推进国际中文教育

　　◇曾小梦

　　2019年12月召开的国际中文教育大会指出，国际中文教育有强大的现实需求，要加快国际中文教育的转型升级，就必须持续吸引和凝聚各方力量积极参与，不断夯实社会和民意基础。在“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国际中文教育有转型升级的现实要求。面对这种情况，西部高校的国际中文教育应该廓清历史使命，融入国际化洪流，探索出中外共赢的国际中文教育方法与路径。

　　新机遇

　　西部高校国际中文教育具有“一带一路”腹地的区位优势。中国西部地处古代丝绸之路的起点，是中国连接东南亚、中亚和东欧地区的桥梁，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前哨与前沿。这一特殊位置为西部高校国际中文教育发展提供了诸多优势。随着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发展，西部高校的国际中文教育成为直接与其他亚洲国家联通的经脉，可发挥沟通亚欧主要国家经济贸易合作与传播中华文化的立交桥作用，为中国与亚洲国家教育改革经验提供交流互鉴的平台，形成“近水楼台效应”。

　　西部高校国际中文教育有助于形成中华文化传播的宝贵经验。历史上长久的交流往来，使丝路沿线国家与中国西部不仅在地缘上邻近、文化上相通，更在发展水平与发展问题上面临相似处境。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内，西部高校的国际中文教育完全可以吸收、总结和发展包括俄罗斯、中亚五国、波兰、印度等国家和地区的中文教学与中华文化传播经验，并将之灵活运用和推广到世界范围内的中文教育改革与发展实践中去。

　　西部高校国际中文教育具有率先走出国门的新机遇。过去，西部高校的国际中文教育并不发达，在世界教育舞台上鲜有发声的机会，许多优势潜能被国际世界忽视。近年来，“一带一路”建设兴起，为西部高校的国际中文教育打开了一条“通到家门口的教育交流通道”。各高校完全可以借助“一带一路”建设的助推，迅速走上国际教育的舞台，展示自身的独特魅力，赢得世界更多的关注、支持与重视。

　　“区位优势”“经验优势”和“机遇优势”是西部高校国际中文教育的魅力与特色所在。新形势下，西部高校应充分利用这些优势，促使国际中文教育又快又好发展。

　　新使命

　　建立健全来华国际生学历教育体系，切实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伴随“一带一路”建设的实施，中资企业加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投资，沿线各国对各类汉语人才的需求逐年增加。西部各高校应充分利用“区位优势”，吸引更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学生来华进修、学习，扩大招生规模与数量，并结合各自所长，与旅游、管理、法律、理工等专业合作，开设相关的专业汉语课程，培养熟悉旅游、商贸、政策、科技服务等的专业型汉语人才，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方面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特别是应该注意培养了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情和民情的当地汉语教师，培养他们成为懂得中国国情、具有专业背景的复合型汉语人才，使其成为推进民心相通的“中国通”。

　　积极参与沿线国家教育人文交流，构筑西部国际中文教育品牌。西部高校要善于利用已有的国际中文教育事业交流平台，自觉把沿线国家的先进教育资源引进到中国西部，同时利用“经验优势”，把优秀的中文教育品牌、中文教育研究成果、中文教育技术产品向沿线国家推介，让亚洲乃至整个世界了解中国西部的国际中文教育，真正实现“走出去”与“请进来”、“吸收”与“创新”的有机结合，走进沿线国家的教育圈层。在教育人文交流中，西部高校国际中文教育要在相互参照中发现自己的短板、问题与缺陷，积极向沿线国家寻求应对的案例、智慧与经验，让国际教育合作交流活动成为助推西部国际中文教育腾飞的智慧之源与智囊锦囊。

　　提升中文教育发展意识，推动西部高校国际中文教育共赢共享。“一带一路”倡议为推动西部地区高等学校国际化进程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也要求我们必须以沿线国家和地区对各领域人才的需求为导向，实现人才培养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无缝衔接。深入推进西部地区高等教育的国际化，需要破除传统藩篱，创新合作模式，构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教育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西部高校应在充分遵循中文教育与中文国际推广自身规律的前提下，结合本区域高校的对外合作现状以及国际化发展目标，将彼此的共识建立在远景期许与近期目标协调的基础上，形成跨省区合作、跨校合作与跨学科合作的多元化合作体系，凸显西部地区的教育优势和文化优势，不断提升“西部国际中文教育”的品牌影响力，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中文教育与中华文化传播的新亮点。

　　任何一种语言的推广、应用乃至被接受为国际间的交往媒介，其意义都远远超越了语言本身。语言的传播与推广其实又是一种标准的建立，这种标准是以其承载的文化价值为基础的。“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西部高校的国际中文教育必须强调自身特色、个性与优势，在完成睦邻友好、和谐发展的社会责任中寻求西部地区国际中文教育的发展契机，实现理论和实践上的飞跃。

　　（本文系教育部国别与区域研究项目“汉语及中华文化在中亚五国交流传播路径调查研究”（JWRW20-BS013）、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唐代涉外诗歌研究”（2017J024）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一带一路”文化研究院丝绸之路人文交流研究中心、国际汉学院）

　　“一带一盟”对接的未来前景

　　◇王海滨

　　在中俄2015年确立“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欧亚经济联盟（以下简称“联盟”）建设对接的战略方针以来，两大项目对接已取得一系列早期成果，为后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与此同时，“一带一盟”对接也面临诸多困难与挑战。但从长远来看，两大项目对接具有巨大潜力和光明前景。

　　“一带一盟”对接的早期成果

　　第一，合作机制不断完善。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经贸合作协定》正式生效，“标志着中国与联盟及其成员国经贸合作从项目带动进入制度引领的新阶段”。同时，中国与“联盟”组建《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经贸合作协定》联委会，并先后在2020年10月和2021年12月召开两次会议，探讨推进落实两大项目对接的具体事项，为“一带一盟”对接提供了机制保障。

　　第二，中国与“联盟”经济互补性强，务实合作持续推进。双方贸易增长迅速，贸易额从2016年的785.6亿美元增长到2021年的1650亿美元。中国与“联盟”在多领域的合作取得重要进展。互联互通及跨境运输合作持续发展，2021年经“联盟”过境运输的中欧班列集装箱数量达69.25万个，比2017年增长了2.64倍。产能及投资合作稳步前行，截至2021年7月，中俄已落实17个投资合作项目，26个项目处于投资阶段，仅2020年中俄即确定了92个合作项目，投资额超过1510亿美元。至2020年，中哈达成了56个现代化项目，总额约245亿美元。能源合作深入推进，2018年1月斯科沃罗季诺—漠河—大庆输油管道二线工程投入使用，2019年12月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正式投产通气。至2019年俄已连续三年居中国第一大原油进口来源国，2020年俄对华出口原油达8357万吨。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共同建设、运营的中哈原油管道和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A/B/C线，至2021年11月，累计对华输油超1.5亿吨，输气约3800亿标方。此外，中国与“联盟”国家在金融、高科技、粮农和电子商务等领域的合作也在积极推进。

　　“一带一盟”对接面临的挑战

　　第一，阿富汗局势给“一带一盟”对接带来威胁与挑战。阿富汗的长期动荡使其成为极端势力及恐怖组织滋生与蔓延的“温床”。美军撤出阿富汗前，在阿境内有21个恐怖组织和5万多名武装分子。此外，阿富汗已成为全球最大鸦片生产国，世界约85%的鸦片来自阿富汗。2021年8月美军完全撤出阿富汗后，阿富汗境内“三股恶势力”及毒品外溢问题更加凸显。这对包括“一带一盟”对接在内的地区经济合作与一体化构成严峻威胁和挑战。

　　第二，美国扩大对中亚的战略影响将冲击“一带一盟”对接。《美国中亚战略（2019—2025）》表明，美国中亚战略的根本目标是：加强美国对中亚五国的战略影响力，平衡或削弱中亚地区邻国特别是俄罗斯及中国对中亚国家的影响。美国利用与中亚五国的双边合作以及“C5+1”外长会晤等机制下的合作，拉拢中亚国家远离俄罗斯，挑拨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关系，这对“一带一盟”对接无疑具有破坏性影响。

　　第三，中亚国家局势不稳影响“一带一盟”对接走深走实。当前，中亚国家存在领导人更迭、国家发展转型面临困境、领土与民族矛盾尖锐、外部势力破坏与极端主义作祟等多种不利因素，导致中亚地区局势不稳。

　　此外，北约扩张导致的地缘形势紧张、“联盟”国家内部某些精英及势力对“一带一路”倡议存在的疑虑、“丝绸之路经济带”部分项目涉及的环境与就业等技术性问题等，也给“一带一盟”对接造成阻碍。

　　“一带一盟”对接的动力及前景

　　第一，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为“一带一盟”对接提供了根本动力。经济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是当今世界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这一潮流内在要求中国、俄罗斯及“联盟”其他国家顺应历史发展趋势，减少合作壁垒，遵从市场规则，深入推动经济要素和资源在欧亚合作空间自由流动与最优配置，从根本上驱动了“一带一盟”对接的持续发展。

　　第二，各方对发展经济与加强合作的共同需求是“一带一盟”对接的现实动力。“联盟”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的相似任务，均致力于为加速国家发展而加强对外合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而大力推进对外开放与合作，并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努力将各方规划相对接，以求共同发展。因此，中国与“联盟”国家对发展经济与加强合作的共同需求是“一带一盟”对接的现实动力。

　　第三，各参与国的广泛支持为“一带一盟”对接提供了直接动力。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中俄要“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俄罗斯总统普京指出，中国领导人的“一带一路”倡议“得到俄罗斯的全力支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表示，支持“‘一带一路’倡议的目标和原则，并将积极参与实施”。此外，“联盟”其他国家也都支持“一带一盟”对接。这为两大项目对接提供了直接动力。

　　总之，顺应历史趋势的“一带一盟”对接将为各国人民提供更为现实和具体的收益，会赢得更为坚实的民意支持，并终将在此基础上构建起良性发展态势，从而迎来更为光明的发展前景。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暨优秀博士论文项目“俄罗斯的中亚政策（2012—2021）”（22FGJB024）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一带一路”文化研究院丝绸之路人文交流研究中心、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