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大地上众多的千年古城镇是文明发展的结晶，也是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不仅浓缩了地域社会发展的基本轨迹，更反映出独特的人文特质和多样的文化形态。浙江有着深厚文明底蕴和发达人文体系，在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涌现出众多特色鲜明的千年古城镇，成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传承的重要节点。永康芝英作为南朝古城、浙中名镇，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古城芝英的历史演变和人文传统

陈国灿

　　芝英位于浙江省永康市中部，是南朝时期兴起的历史文化古城和浙中地区的传统商贸重镇，其历史发展之悠久、人文传统之厚实，堪称浙江千年古城镇的典型代表。

　　历史源起与发展轨迹。芝英所在的浙中地区有着深厚文明底蕴。早在史前时代，就已兴起以“上山文化”为代表的发达的石器文明。先秦至两汉，芝英地区的社会开发逐渐加速。进入六朝时期，更掀起空前规模的开发热潮，由此走上持续发展的道路。

　　东晋南朝是古代芝英的崛兴期。东晋初，出身北方大族的镇南大将军应詹率部曲赴芝英一带屯田垦荒，肇定地方社会走向兴盛的历史基础。到南朝时期，由应詹后裔发展起来的官里园家族重农业，营工商，办教育，兴文化，芝英地区很快发展为颇具影响的地方经济和文化中心。萧梁绍泰二年（556），缙州刺史留异依托官里园田庄修筑州城，芝英进一步成为浙中地区的政治中心，由此开启其古城发展史。

　　唐宋是古代芝英的发展期。一方面，经济活跃，各业俱兴。除了发达的农业，以五金制造业为代表的手工业持续发展，商品流通和市场贸易日趋繁荣。另一方面，文化昌达，人文鼎盛。特别是到宋代，科第兴盛，名流辈出，“珠贯丝联，后先辉映”。据不完全统计，有宋一代，在芝英地区各宗族中，仅应氏家族先后登第者就多达28人。

　　明清是古代芝英的兴盛期。经历元代战乱严重破坏后，芝英很快重新恢复生机，进而更显繁荣。不仅人文风气长盛不衰，而且工商之盛超越前代。早在明代中后期，就已形成包括五金、禽畜、农副产品等专业市场在内的贸易体系；进入清代，更是“百商汇聚，邻比辏集”“店铺林立，货物山积”，成为浙中地区著名的商贸重镇。

　　清末民国是芝英的近代转型期。在商贸领域，无论是结构体系还是活动形态，都初步实现了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变。芝英还是浙中著名的红色革命根据地，永康地区第一个中国共产党党组织、中共永康首届县委均诞生于此。

　　人文传统与文化精神。作为千年古城镇，芝英承载了昌达的史迹文脉，凝聚了丰厚的人文内涵，形成了完整的文化传统，蕴含了独特的文化精神。

　　古城文化是芝英人文传统的基础和核心。兴起于南朝的芝英古城不仅是当时地方政治中心，也是宗族活动中心，由此奠定其古城文化的宗族特性和历史传承性。唐宋以降，芝英古城的具体形态虽不断发生变化，但其地域文化特色一直得以传续。可以说，独特的古城文化，使芝英超越古城镇的一般意义，成为浙中文化古韵和人文传承的典范。

　　宗族文化是芝英传统社会的重要活动形态。芝英素为望族之乡，以应氏南宗为代表，诸姓家族和睦相处，彼此合作，不仅推动地方社会的持续发展，而且以灵活多样的家族形态、系统完备的家族规训、讲信修睦的家族垂范、务实勤朴的家族准则、重教兴学的家族传统、文以化育的家族风气，构建起颇具特色的地域人文体系和文化生态。

　　百祠文化是芝英地方文化的特色标志。南朝以降，芝英地区各家族修祠之风长盛不衰，其祠宇类型之多、数量之繁、分布之密，为其他地区所少见，芝英也由此被誉为浙中“百祠之都”。这些祠宇重在思宗追祖，传承先贤风范，促进家族和睦，推动各家族孝友和睦，世代相传，走上长期延续的发展道路。

　　五金文化是芝英传统技艺文化的典型代表。芝英是名副其实的五金之乡，早在南朝时期，官里园应氏家族就以发达的五金技艺名扬四方。明清以降，芝英的五金技艺进一步走向兴盛，其经营者的活动足迹遍布浙中乃至江南各地。号称“芝英三宝”的打铜、锡艺和钉秤，成为传统五金技艺的典型代表。

　　商贸文化是芝英传统经济的历史精华。东晋南朝时期，芝英从一个普通农业聚落逐步发展为深具影响力的区域商贸中心，吸引众多行商坐贾来此竞逐商利。宋代以降，浓郁的商业氛围和开放包容、灵活务实的商业理念，孕育了芝英颇具特色的商贸经营体系，成为浙中地区“行担经济”的缩影。

　　学术文化是芝英人文传统的精神内核。芝英社会素有崇儒兴学、讲经论道的文化传统，历代名儒纷涌，会讲之风不衰。南宋时期，芝英为诸家学派交流中心，理学大家朱熹、“东南三贤”之一的吕祖谦、永康学派代表陈亮、事功思潮理论总结者叶适等大家名流，均曾来此讲学论道。明代中后期，芝英成为阳明心学在浙中的重要活动中心。在众多芝英心学传人和学家名流的推动下，阳明心学在浙中的传播蔚然成风。晚清民国时期，以胡凤丹、胡宗楙父子为代表的芝英学者孜孜于地方文献的整理，编纂的《金华丛书》和《续金华丛书》，开地方文献丛书之先河。

　　慈善文化是芝英传统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芝英社会有着义泽乡里、乐善好施的优良传统，其突出特点一是传承性，各种慈善活动代代相承，长盛不衰；二是组织性，以家族为单位，建立起不同形式的慈善组织，积极开展各种社会救助活动；三是广泛性，不同社会群体广泛参与慈善活动，慈善活动涉及诸多救助领域。

　　古城文化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宗族文化、百祠文化、技艺文化、商贸文化、学术文化、慈善文化，构成了芝英博大厚实而颇具特色的传统文化体系，塑造了芝英社会积极进取、和谐发展的人文风格和求真务实、积极奋斗、开拓创新、探索前行的文化精神。

　　（本文系浙江文化研究工程重大项目“浙江千年古城古镇系列研究”（21WH70087ZD）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人文学院）

芝英古城镇繁盛千年的人文密码解读

金晓刚

　　永康芝英是浙中南著名的千年古城镇，虽然其自然资源并不富足，却能历经千年保持发展活力，其中的奥秘就在于独特的人文传统和地域文化精神。

　　勇于进取、开放包容的地域精神。芝英位于金衢盆地的边缘，丘山、低山环绕，耕地数量有限，自然资源相对贫乏。这种自然环境意味着只有勤于劳作才能维持生计，从而形成了当地民众吃苦耐劳、逆境中拼搏的生活态度。随着社会发展，人口不断增加，人地矛盾更加突出，促使芝英人从不同途径探索谋生之道，积极开拓生业。芝英五金技艺群体的兴起和壮大，就是生活压力下民间不沉沦、图自强意识的体现。

　　从地理位置看，芝英地处金衢盆地与浙南山地、浙东沿海的交通线上，是沟通盆地与外界联系的重要纽带。这种地缘角色，使芝英社会既具有盆地文化注重稳定、讲求合作的特性，又避免了盆地文化的自足观念和封闭意识。农耕、海洋、山地文明的持续交汇与融合，塑造了芝英人灵活应对、善于吸收、包容开放的文化性格。

　　芝英地域精神不仅体现于普通民众的生存方式和生活态度，也反映在士人群体的观念意识和行为方式。南宋名宦应孟明为赈灾救民，甘冒风险，开官仓散粮，直呼“宁受一己之罪，以全一方之命”。晚清名臣应宝时顺应时代潮流，投身洋务，为近代上海城市的发展和繁荣殚精竭虑。应宝时之子应德闳出任江苏民政长，重整行政秩序，推行税收改革，为此与守旧势力发生激烈论战。清代翻译家应祖锡以举人身份出使欧洲，回乡后又创办毓秀女校，大力提倡女子教育。近代藏书家胡凤丹、胡宗楙父子倾尽家赀，整理和刊刻《金华丛书》《续金华丛书》。在这些士人身上，无不刻画着或勇于进取或开放包容的地域精神印记。

　　四业互补、务实致用的发展理念。芝英地处浙中农耕区，农业生产一直是当地民众世代相传的重要产业。随着重儒尚学之风兴起，众多家族逐渐形成了诗礼传家的传统。特别是唐宋以降，芝英社会崇学重教的风气愈加浓厚，“耕”与“读”成为芝英人治家的重要模式。

　　芝英人重视耕读，但并没有局限于耕读。事实上，芝英社会很早就形成了农商相兼、四业并举的意识，认为士、农、工、商并无本质区别，而是互为依托、共同促进的。因此，在讲求耕读的同时，也积极开展工商业活动。南朝时颇为兴盛的官里园应氏家族，在入仕为官、垦田兴农的同时，又积极经营五金制造业和商品贸易，由此奠定了芝英作为工商业重镇的历史基础；南宋芝英胡堰街胡氏家族在以诗书礼乐传家的同时，重农耕，兴商贸，开设坊店多达十数家。当时永康学派学者陈亮曾长期寓居芝英，其提出“商籍农而立，农赖商而行”的思想，正是对芝英等地“农商并举”理念的总结和反映。进入明清时期，四业互补的观念更为芝英人普遍接受，不少芝英士人不再以科举为唯一出路，转而致力于业工营商。

　　四业互补的观念说明芝英人在生计选择上的兼容并包，实质是务实致用价值取向的体现。务实意味着脚踏实地地生产和生活，因地制宜地探索自身的发展道路；致用就是一切活动以是否有用于现实，对大多数民众而言，即是否有利于改善生活。在芝英人眼中，无论是科举、农耕、五金制造，还是商品贸易，都只是治家谋生的方式，不仅无本末轻重之分，四者之间还互为补充，相辅相成。所以在不同环境下，芝英人能依据自身的优劣，审时度势，在各业中快速地做出调整和转化，从而走向成功。

　　崇仁尚义、义利双行的价值信条。东晋以降，芝英地区先后涌现出不少诗礼家族。这些家族长期受儒家思想濡染，素有义泽乡里、乐善好施的风范。南朝时，官里园应氏家族慷慨重义，“周贫恤寡，拯难扶危”，积极开展各种社会救助活动。明清时期，应氏族人继承先祖崇仁尚义遗风，或“捐千金以葺学校，置公田以助里役”；或倾尽家产，全力救济孤苦贫困的宗亲乡邻。应氏家族还设立大宗义会、常平仓、义庄等救助机构，形成一套较为完备的民间救助体系。除了应氏，诸如胡堰街胡氏、溪岸胡氏、岘峰周氏、下徐店徐氏等家族也热心公益、好为慈善，各种社会救助相当活跃。这些家族在救助宗党乡邻的同时，还努力营造良好的商业环境。如应昙助田兴办义市，推动芝英商贸的兴盛。

　　受崇仁尚义风气的熏染，芝英人在经商时奉行义利并重的价值信条，不少人致富后积极反哺家族与社会。道光年间，应崇素之妻胡氏告诫从商的儿子：“须守‘公平’二字，不可以机巧愚弄人财物，方算成立。”民国时期，开设“永生”商号的应济敦出资整街市、修道路，又热衷兴学，有力推动了当地基础设施的完善和教育发展。可以说，崇仁尚义、义利双行的价值理念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当地家族凝聚和社会进步的精神内核。

　　传统时代芝英的五金手工业是广大民众聊补生计的经营行业。大部分手工艺人半工半农，在农闲时制作五金用品，他们开展五金锻造及商贸的主要是为了生存，而不是追逐财富，在潜意识层面超越了专业商人片面的逐利观。芝英手工艺人走南闯北，虽为了求“利”，但更注重守“义”。尽管他们的手艺表现出高度的雷同化、集群化，但始终没有出现同行之间的恶意竞争，而是互相协作，自主经营，共同推动利益互赢。

　　（本文系浙江文化研究工程重点课题“浙中南地区千年古城古镇研究”（21WH70087-3Z）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人文学院）

南朝缙州考略

应业修

　　缙州是南朝梁、陈之际在今浙中地区设置的州级行政单元，虽存在的时间不长，但对当时政局和地方社会产生较大的影响。长期以来，围绕缙州的置废和州城情况，一直众说纷纭。综合有关史籍和地方文献记载，依据新发现的传统家族资料，可以较清晰地确认，缙州的核心区域在今浙江永康及周边地区，其州城设于今永康中部的芝英一带。

　　缙州的置废及其核心区域。有关缙州的置废，唐《元和郡县图志》载：“陈武帝置缙州，隋开皇九年平陈，置婺州。”按此说，缙州始设于陈初，隋平陈后罢废。朱熹《通鉴纲目》亦以为：“陈兼置缙州，隋初废缙州。”但结合有关历史文献的记述，此说显然有误。

　　事实上，缙州之设始于萧梁末年，至陈朝初罢废。《陈书·留异传》中载，梁敬帝绍泰二年（556），东阳郡豪雄留异因助权臣陈霸先（即后来的陈武帝）平会稽之乱，“以应接之功，除持节、通直散骑常侍、信武将军、缙州刺史，领东阳太守”。《资治通鉴》亦载，梁敬帝太平元年（绍泰二年改元），陈霸先遣侄子陈蒨率军征讨会稽，“东阳太守留异馈蒨粮食，霸先以异为缙州刺史”。陈霸先为奖赏和笼络留异而授其以缙州刺史之职，故缙州之设当在梁末绍泰二年或稍前。另据《陈书·高祖纪下》，永定三年（559）闰四月，陈武帝颁发《赈恤吴州缙州诏》，其中有“吴州、缙州去岁蝗旱”云云，是则陈朝建立之初，缙州作为地方行政实体得以延续。不过，缙州刺史留异名义上归附陈朝，实则拥兵自重，割据一方。天嘉三年（562），陈文帝遣大将侯安都率军攻缙州。《陈书》载：“异闻兵至，大恐，弃郡（城）奔于桃支岭。”留异败逃后，缙州随即被裁撤。《雍正浙江通志》卷五云：“天嘉三年三月，司空侯安都破留异于桃支岭，东阳郡平。四月，赦东阳郡。度缙州之省，即于是年。”

　　梁末割据一方的留异虽出身东阳郡长山县（今属浙江金华市）大族，所领缙州亦依托东阳郡设置，但其核心控制区域并非长山县。元代学者王祎《大事记续编》认为：“缙州，今处州之缙云县。”明严衍《资治通鉴补》、清吴熙载《资治通鉴地理今释》等亦持类似看法。谓缙州主要以后世处州缙云县（今属浙江丽水市）之地而置，实误。《陈书·侯安都传》载，侯安都奉命征讨留异，“由会稽之诸暨出于永康，异大恐，奔桃支岭”。同书《留异传》和《资治通鉴》所载略同。当时永康系东阳郡属县，位于会稽郡诸暨县之南；桃支岭一作桃枝岭，扼永康往永嘉郡（今浙江温州市）驿路要害。显然，留异所据缙州，其统治腹地在永康一带，故侯安都从北面诸暨县南下进攻，迫使其仓皇出逃，陈朝由此控制缙州之地。对此，《光绪永康县志》有专门辨析，认为留异于梁末所领缙州，当系以东阳郡永康县为中心设置。“州大而郡小，故留异除缙州刺史，得领东阳。”

　　缙州城的修筑与形制。留异领缙州刺史后，随即修筑州城，作为割据一方的统治中心。《陈书·留异传》载录陈文帝征讨留异诏书，其中提到“逆贼留异，数应亡灭，缮甲完聚，由来积年”。留异的统治腹地在今永康一带，其修筑的州城自然也在这一地区。但缙州城具体位于何处，又是如何修建的，有关史籍未作明确记载。近年发现的永康传统家族文献和相关历史资料，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不少信息，从中可以确定，缙州城建于今永康芝英地区，是留异依托当时该地区应氏家族的官里园田庄修筑的。

　　古芝英地区的应氏家族系东晋初南迁的镇南大将军应詹之后。有关应詹事迹，《晋书》有专传介绍。另据刘宋时期新安太守张镜所撰《殿中尚书应袭》载，宋文帝元嘉二十年（443），应詹五世孙应袭以年老退仕，返回家族徙居地永康县官田里（即今芝英地区），以赐封之地建立田庄，“名曰官里园”。由此，应袭一族很快发展成为颇具地方影响的门阀大族，官里园亦以居民繁多、经济发达、文化昌盛而闻名于世。及梁末留异据有缙州，遂以官里园为基础修建州城。芝英应氏家族保存下来的南朝官里园文献《农耕匠坊记》，对缙州城的修筑情况有不少具体描述。其中“晨龙”条记：“绍泰丙子，置缙州。……州治官里园。”绍泰丙子即绍泰二年，是年留异被授以缙州刺史，他随即在官里园修筑州城。“泰龙”条进一步描述说：“太平丙子岁，咸鹾赡溢，职赋殷繁，置缙州，造州治于官里园，赖斯地利人宜，建富庶之州。……州所一时殷盛，户口甚蕃。”太平丙子即绍泰二年，为是年九月梁敬帝改元年号。“金龙”条亦载，留异在官里园修筑州城，“窃以当州即制邑也”。

　　根据官里园应氏家族有关文献的描述，结合芝英地区现存部分遗迹和遗物，可以看出缙州城的基本形制和结构布局：全城周回五里，分为内城和外城两部分。内城以官里园为中心，依山水环绕的台地而筑，城内有街巷、官衙、市场、道观，是官员、百姓和士兵主要居住区，州治即设于官里园。外城在内城之北，为低山丘陵所围，主要是道士炼丹区和金属器具冶制区。古芝英应氏家族有着从事金属冶炼和制作的历史传统，官里园更是南朝时远近闻名的金属铸造和五金制作中心。留异选择在官里田庄修筑州城，一个重要考虑就是便于各种武器军械的制作，故在外城设置专门性区域，征用应氏家族铸造工坊，“改置锻兵器、铸钱坊”。留异修筑的缙州城，气势恢宏，虽然历经一千多年，缙州故城早已不复存在，但仍有不少历史遗迹和遗物保存至今。

　　（本文系浙江文化研究工程重大项目“浙江千年古城古镇系列研究”（21WH70087ZD）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芝英历史文化研究会）

古城芝英五金文化的历史传承与地域特色

孙杰

　　浙江永康被誉为中国“五金之都”，千年古城芝英则是永康五金文化的发源地和传承中心，其历史传承之悠久、人文内涵之丰厚、地域特色之鲜明，可以说是江南传统手工业文化的典范。

　　历史源起与传承发展。芝英地区的五金文化由来已久。相传黄帝曾派兵驻扎于古芝英一带的石城山，并召集工匠打制兵器，由此奠定当地“五金之根”，这当然属于地方社会的文化演绎。从有关历史文献记载来看，古芝英五金制造业的兴起始于东晋南朝时期，是南北手工技艺文化互相融合的结果。

　　东晋初，出身汝南大族的应詹随晋室南下，以功封观阳县侯，累迁平南将军、江州刺史。面对“神州未夷，四方多难”的乱世，应詹率族人和部曲辗转各地，最后定居于东阳郡永康县境内的古芝英地区，由此掀起古芝英地域开发的热潮。汝南应氏素有善冶炼、工铸造的传统，南迁后，秉承家族传统，积极开展五金铸造和贸易活动，古芝英很快成为江南著名的五金制造业中心和五金器具交易中心。因制作技艺精湛，“远近富户商贾官员慕名而来”，由是“门庭若市，富甲一方”。梁、陈之际，缙州刺史留异在芝英地区修筑州城，在外城设置专门区域，征召应氏家族的匠坊制作兵器。

　　唐宋时期，芝英地区的五金制造业持续发展。北宋初，翰林院侍讲王敬在所撰《应氏宗谱序》中赞叹地说，芝英地区“市墟铜铁匠器殷盛，聚天下之货，奇巧百色物件致于民”。至明清及近代，芝英五金业更是空前兴盛，其突出表现：一是从业者繁多，经营群体庞大。他们或在本地开店设坊，或游走外乡行担经营，构建起辐射江南的产业活动体系。二是门类众多，分工精细，形成专业化、系列化的行业体系。整个五金制造业衍化出一百多种专业门类，每个门类均有系列产品制作。三是制作技艺精湛，名匠巧工迭出。如明清时期以应礼宗、应文德等人为代表的芝英五金匠人，以高超的专业技艺享誉一时。他们有的受官方征召，主持官营作坊制作；有的为同行敬重，领导同业行会。

　　人文内涵与文化特色。五金业不仅是芝英颇具特色的传统产业，也是其古城文化具有标志意义的组成部分，融入当地民众的社会生活之中。

　　家族性是芝英五金文化的一个突出特点。一方面，以家族为单元，或设坊开店，或行担营销，形成分工合作的行业经营群体；另一方面，依托发达的家族组织，子孙相传，世代承继，形成长期延续的传承体系。南朝时，由南迁应氏发展起来的官里园家族，自应昭德开设匠坊，重振铸造业传统，历经数代，“生意蒸蒸日上”，遂为富甲一方的工商大族，芝英地区的五金制造业也由此走向兴盛。晚清以降，芝英胡堰街胡氏家族积极发展五金业，不仅在本地建立起活跃的经营体系，而且远赴外地，在本省杭州、衢州、丽水和外省江西、福建等地开设冶坊和店铺，形成了跨区域的经营网络，涌现出不少名扬各地的行业领袖和能工巧匠。

　　敬业专注、精益求精的行业精神是芝英五金文化的人文内核。技艺要专致，制作务精细，产品求最佳，这是芝英五金工匠历代相承的行业标准和经营准则。以被誉为“芝英三宝”的打铜、锡艺、钉秤业为例：打铜被称为“冷作”，需要以灵巧的技艺和专致的心态，认真仔细地完成捶打铜皮、拼接成型、点冷锤、打制成器等多道工序。锡器制作十分复杂，主要有化锡、铸板、下料裁剪、粗打、细接、去毛刺、刮光、加工雕花等八大工序，每道工序都必须精细操作。杆秤制作更为复杂，包括选材、刨秤杆、粗磨秤杆、包大小铜套头、按提钮、校秤定星、量步、锥星、打磨清洗、施染上色、抛光打蜡等十多道工序，制作技艺涉及铜、金、木、麻等诸多行业，故被人们称为“百工之首”。

　　就经营形态而言，芝英五金业是浙中地区传统“行担经济”的缩影。秉承农工商并重的发展理念，芝英五金工匠历来有着半工半农、亦工亦农、工农兼作的经营传统。他们在农闲时挑担外出经营，农忙时返乡耕作。一般正月十五过后即挑担外出，端午前后返乡；夏秋农忙结束后再外出，腊月下旬前才回家过年。每次外出，师徒二人，挑担两副，师傅挑的是装满各种工具与原料的担子，徒弟则挑着被褥、柴米油盐以及各种生活用品，结伴穿梭于浙江、江西、福建、安徽、湖南等地。当地民间流传的“五金工匠走四方，府府县县不离康”之类的俗语，正是对五金匠人行担谋生、游走四方经营状况的具体写照。

　　进一步来看，经历漫长的历史发展，五金业超越了一般传统手工业的意义，演化为地方生活文化的独特组成部分。芝英人家家必备铜制用品，通常能传上几代人。芝英人喜爱锡器，因为锡器在常温下可保存多年，有着“长长久久”的美好寓意。每逢姑娘出嫁，必以锡器为嫁妆，其中包括刻有龙凤等吉祥图案的酒具、茶叶罐、烛台等。杆秤也是吉祥物，乔迁新居时，杆秤通常会是第一件入屋的家当；洞房花烛夜，新郎会用秤掀起新娘的红盖头，都是取“称心如意”的美好寓意。可以说，五金文化已成为当地社会世代相传的人文基因。

　　（本文系浙江省哲社规划项目“清前期洋铜进口与东南铜政研究”（20NDQN265YB）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