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梓年（1893—1972），是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著名报刊活动家和哲学家，曾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前身中原大学校长。2023年是潘梓年诞辰130周年，为纪念和缅怀革命先辈，我们对潘梓年在新闻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文学等方面的实践成果和学术思想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从潘梓年老校长的思想和实践中进一步挖掘和弘扬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红色基因和办学理念。

重温潘梓年红色新闻思想

周巍 相里明霞

　　潘梓年是中国共产党于抗战时期在国统区公开发行的第一张全国性大型日报——《新华日报》的主要创办者，被称为“中共第一报人”。在任报社社长期间（1938.1—1947.2），潘梓年积极发挥红色党报在国统区的舆论引导作用，使《新华日报》成为一面“插在国统区的红旗”。立足于潘梓年在《新华日报》的新闻实践，探究其红色新闻思想的丰富内涵，有利于推动新时代新闻舆论工作发展。

　　坚持党性原则是新闻舆论工作的政治灵魂。坚持党性，新闻舆论工作才有明确的立场和方向。在《提高战斗性》一文中，潘梓年曾写道“党报要加强‘党性锻炼’”。1938年1月，《新华日报》刚成立，中共长江局便成立党报委员会，加强对报社工作的有效管理。同年4月，为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潘梓年在报社正式成立党支部。董必武曾以“如君党性实堪钦”来赞扬潘梓年。在大是大非与重大原则问题上，潘梓年和《新华日报》始终坚持党的领导，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勇于斗争、敢于亮剑，是党性原则在新闻舆论工作中的生动体现。

　　新闻的党性原则，是由我国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根本性质所决定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新闻舆论工作作为党的一项重要工作，必须牢牢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以人民为中心是新闻舆论工作的价值导向。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新华日报》从创办开始，就明确定位为一份“人民的报纸”。抗战期间，《新华日报》发表了大量关心群众生活的文章，还积极宣传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及新四军敌后战场取得的重大胜利，既极大地鼓舞了前方作战的士兵，也让后方群众了解到最新的战况。《新华日报》在其发行的近十年间，始终关心群众疾苦、倾听群众呼声，积极向民众传播正面积极的战时信息，为抗日救亡运动凝聚了强大力量。

　　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新时期新闻舆论工作中的继承、丰富和发展。新时代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一是要以人民群众为报道主体，讴歌人民群众的奋斗历程，反映人民群众的热切呼声，真正做到为人民采写、为时代放歌；二是要坚持以正面宣传为主，正确认识主流和支流的关系，在主题宣传、成就宣传、典型宣传上下功夫，弘扬时代主旋律、传播社会正能量。

　　加强队伍建设是新闻舆论工作的组织保障。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要始终把加强队伍建设作为重要任务，以队伍建设的成效助推新闻工作的发展。为了抓好新闻工作队伍的思想建设，潘梓年要求报社工作人员加强政治理论学习，不断提升理论水平和政治素养。潘梓年经常组织职工开展政治培训，要求他们写心得、出壁报，使报社成为一个团结凝聚、积极向上的战斗群体。此外，潘梓年还强调办报队伍的业务提升，他要求工作人员既能写社论、做采访，又会编新闻、排字、印刷等，成为一专多能型人才。在潘梓年的带领下，《新华日报》为党的新闻事业培养了大批人才，如亲历台儿庄战役的战地记者陆诒，曾任文化部副部长、国家出版局局长的石西民等。

　　现代社会对新闻工作者的要求虽然与抗战时期有所不同，但在精神实质上却一脉相承。一方面，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政策性，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是做好工作的首要前提，新闻工作者必须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另一方面，社会环境与媒介环境不断变化，新闻工作者必须广泛涉猎多领域知识，不断更新技能，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努力成为全媒型、专家型人才。

　　树立创新思维是新闻舆论工作的动力源泉。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潘梓年在《新华日报》采用企业化经营模式、创新传播方式，不断扩大报纸在国统区的影响力。在报社管理体制方面，潘梓年创造性地提出党报实行企业化经营的思路，通过合资创办纸厂、刊登广告、建立发行网络等措施，有效降低了报社生产成本、提高了营业收入。在传播方式方面，面对抗战时期广大群众文化水平不高的情况，《新华日报》通过手法夸张、表述形象和富有趣味性的漫画形式积极开展宣传，使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的主张与先进理念得到进一步传播。在抗战特殊环境下，潘梓年的这些创新举措使《新华日报》成为民主革命时期唯一具有企业性质的党报，也开创了革命战争年代党的宣传工作的崭新局面。

　　新时代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创新。现代社会的媒介格局、舆论生态等均已发生重大变化，这为新闻舆论工作带来了新机遇，也提出了新挑战。新闻舆论工作要抓住机遇、迎接挑战，主动应变、积极求变，不断加强理念、内容、手段、机制等方面的改革与创新，主动运用好新媒体传播优势，把握舆论引导时度效，有效提升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

　　（本文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红色基因融入高校思政工作的探索与实践——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为例”（2722022DS001）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党委宣传部、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

潘梓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播火人

朱恒

　　作为我国杰出的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潘梓年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研究、传播和发展奉献了近五十个春秋。潘梓年的一生是研究、践行、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生。

　　九死未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信仰者。潘梓年1920年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在五四运动革命思潮的洗礼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熏陶，感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强大的生命力。“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他不顾白色恐怖，毅然决定加入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终身信仰。

　　潘梓年出任过国民党的县教育局局长，后又参与到左翼文化工作中，通过办报、办学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吸收进步青年。这使他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嫉恨、攻击。由于叛徒出卖，潘梓年被捕入狱。拘押期间，国民党反动派的威逼利诱都未能动摇潘梓年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即便是身陷囹圄，找不到参考书，他仍然完成了近40万字的《矛盾逻辑》初稿。

　　出狱后，潘梓年留在白区从事新闻宣传工作，任新华日报社社长，其间常年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阻挠、跟踪、威胁，报社在迁往重庆的途中，江轮被日机炸沉，胞弟不幸遇难。为了守住党在国统区这个唯一的公开舆论阵地，面对随时可能来临的逮捕、屠杀，潘梓年将生死置之度外，与国民党反动派斗智斗勇，展现了共产主义战士的勇气和睿智，被毛泽东同志誉为“中共第一报人”。潘梓年的一生都献给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董必武的“如君党性实堪钦”是对潘梓年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的高度赞誉。

　　脚踏实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者。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潘梓年旗帜鲜明地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永远不会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他活学活用，扎根生活，服务百姓，用马列主义哲学分析、解决中国革命和新中国建设中的实际问题，为广大的中国民众提供哲学指引。邓初民“大布是其衣，一生只服务”的诗句正是潘梓年心系人民、服务人民的生动写照。

　　在负责主编《北新》等进步刊物期间，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入分析当时的社会状况，洞察到了社会的主要矛盾，发表了多篇文章，为处在“烦闷”中的青年学子指明了斗争的方向。在执掌《新华日报》期间，他运用唯物辩证法这个锐利武器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写下了大量关于如何争取抗战胜利的社论和专论，向民众传递了抗战必胜的信心，极大地鼓舞了民族士气，让广大进步青年和支持抗战的进步人士领略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巨大威力。

　　对潘梓年而言，实践意味着“用马列主义的哲学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没有理由因为书本上没有讲过就否定事实上确已存在了的东西”。潘梓年特别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他不顾年迈，亲往郑州、开封等县市的郊区农村开展实地调查，亲自和当地干部、群众座谈，并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多次为群众作哲学报告，以大量生动的事实，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观点，在全国掀起了学哲学、用哲学的热潮。

　　春风化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者。潘梓年以普及马克思主义，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为己任，利用各种途径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

　　潘梓年在不同历史时期充分利用报纸和杂志的不同特点，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他播撒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火种，呼吁青年学子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拿起哲学批判的武器，分析现状、看清本质。他主编的《哲学研究》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重要贡献。潘梓年的“报人”和“哲学家”两个身份相得益彰，哲学增加了报刊的深度，报刊扩展了哲学传播的广度。

　　潘梓年还撰写专著来普及、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他在狱中撰写的《矛盾逻辑》，就是向中国读者普及唯物辩证法的重要著作。《大家来学点儿哲学》更是直接指出“工人阶级更需要学点儿哲学”，潘梓年希望通过传播哲学，让工人阶级也能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改造世界的武器，让中国成为“哲学的中国”。为了更好地向人民大众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潘梓年特别注意将深奥的哲学问题通俗化、生动化。他以豆与秧、蛋与鸡为例形象地解释否定之否定规律；还常常在哲学著作中直接引用工人同志的话语，亲切自然，让人如沐春风，达到了很好的传播效果，在社会上掀起了学习哲学的热潮。

　　潘梓年还在文化教育领域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他创办的“青训班”为中国共产党培养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在担任中原大学领导期间，还主讲政治理论课，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

　　面对世纪疫情和百年变局交织的复杂形势，面对开局“十四五”、开启新征程的紧迫任务，我们需要进一步向潘梓年学习，自觉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的钻研与实践，不断提高应对风险挑战的能力，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

潘梓年文学思想略论

罗晓静 孙述言

　　1923年，潘梓年在保定育德中学讲演新文学，后据讲演内容辑成《文学概论》（北新书局1925年初版）一书，为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开山之作。新文学运动伊始，中国的文学理论建设工作随之进入起步阶段。纵观20世纪20年代，文学理论类著作大致分三种：一为翻译之作，以鲁迅译、厨川白村著《苦闷的象征》和章锡琛译、本间久雄著《新文学概论》等为代表；一为立足于我国古代文论，使之现代化以适应时代之作，以刘永济的《文学论》和马宗霍的《文学概论》等为代表；一为借鉴西方文论模式，同时又有编写者自身气质、思考在其中的作品，以沈天葆的《文学概论》和潘梓年的《文学概论》等为代表。潘梓年的《文学概论》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文艺思想的集中反映，也是国人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进行应用的成果之一。在《文学概论》中，潘梓年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角度，系统讨论了文学对人、社会的意义与功能。

　　第一，辩证的“人的文学”观，是潘梓年文学思想的核心。潘梓年为文学下的总定义认为：“文学是用文字的形式，表现生命中的纯情感，使人生得着一种长长平衡的跳跃。”这种看法与晚清以来日益强调人的解放的社会思潮，以及文学不断走向“个人”的实践相契合，但又不只是停留在个人的层面讨论文学。潘梓年认为，文学从五个方面与人联系着，因此就有五种文学：“各个人自己的经验”即个人经验的文学、“人人大家的经验”即关于人人通常生活的文学、“人与人的关系”即各种社会景象下的社会文学、“外部的自然界与我们同它的关系”即讨论自然的文学、“人在各种文学及艺术下面自己创作与表现的尽力”即批评的文学。他在承认文学具有发现“人的灵肉一致”的功能的同时，更把文学看作是人与世界相联系的一种手段，因而也就把从群己对立中出走的“人”，重新置于社会和历史的背景之下，主张文学要表现“民族生活的根本意义”和“时代精神”。

　　潘梓年写作《文学概论》时，追求个性解放、主张思想启蒙的观念已经是社会常识，也是现代文学创作的重心之一。20世纪20年代在北大学习哲学时，曾旁听胡适等人的课程，深受新文学思潮的影响，所以他的文学观也带有深刻的时代烙印。但在救亡压倒启蒙的大背景之下，随着文学革命向革命文学发生转变，潘梓年认为，在表现普遍的人性和情感之外，文学与科学一样都从客观层面折射了世界，因为它具有“预言”的功能可以“照见当时人心的趋向，预测将来当起什么变化”。在他这里，文学既是个体情感的抒发，又是世界“真确”的反映；既有个人主义的内蕴，又有阶级的立场，因而是升华了的“人的文学”。

　　第二，理论家和文学史家的双重眼光，建构了潘梓年具有思辨色彩的系统文学观。在对文学变迁史的梳理中，潘梓年认为无论中西，其文学变迁的背后都具有“掘出一个人来”的无意识冲动。他格外赞赏以左拉等作家为代表的自然主义文学，认为它是根据生活的观察得来的，因而“是人生的、平民的、个人的”文学。对于中国文学的态度，潘梓年继承了新文学运动的遗产，他认为平民文学“所表现的，都是人间真实的情；它们的题材，或是民间的疾苦，或是社会的生活状况，或是大自然的情趣，或是个人的身世，不像‘文以载道’的正统文学，只在代圣贤立言，替君王讲求些保持‘子孙帝王万世之业’的所谓道理”。平民文学关注的是历史中人和人的情感，所以它是真正的文学。

　　在文学发生学的研究方面，他从种族决定论、社会历史反映论、环境影响论等方面，讨论了文学的起源。在文学的结构上，他把“内质与外形”作为文学的二要素。“智慧”“情绪”“想象”是“质”的重要构成部分，“形”则指“文字”“组织（章句）”和“声调”。“质”与“形”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前者可以激发读者的共鸣，后者则具有审美的价值，所以文学作品既要内容充实、下笔真实，又要有形式之美。在文学的功能方面，潘梓年认为文学有道德性存在，但道德是用服从的方法维系固有标准，而文学以创造为原则，是用反抗的方法喊出来的。文学不会完全受主义的影响，但“主义是笼罩着一时代的潮流的全体的，什么都要受其支配”，所以文学离不开主义，因为它具有指导人生的责任。

　　第三，文学批评要秉承唯物主义历史观，这是潘梓年立论的重要基础。在他看来，唯有用唯物史观才能明确地了解文艺的本质，再用“真”“深”“美”来判断一部作品的价值，如此才能做文学的研究。那么，什么是文学的研究呢？首先要看，看不是单纯的阅读，而是要研究作品的背景。其次是方法，近代中国的文学主要有“为实和象征”两种表现手法，只有理解这两种手法的艺术特色，才能研究作品。第三就是“作”。人研究文学的目标在于指导创作，所以“我们的重大责任是要在中国现在沉寂的生活中创造出美的丰富的文学来，就是作新的文学，去扣动一般人的心弦”。

　　20世纪20年代中期，经历了近十年的文学运动，中国文学已经走到了新的路口。文学主潮随着社会变革和时局变化而空前政治化，出现了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两大文艺思潮对立的局面。在当时的背景下，潘梓年的《文学概论》系统讨论了两大阵营重点关注的文学艺术的政治问题。他认为文学是阶级和主义的反映，旗帜鲜明地反对审美无利害论，提出文学在表现“自己的园地”之外还要指导人生，但也强调文学的独立性和特殊性；同时还注意到了主流论争之外的美学问题，他从文学内部的关系入手，讨论了时间性、理智与情感、真与美等范畴，在时代大潮中丰富了文学理论研究的内容。潘梓年作为左联筹备成立的组织者之一，他的文学观既有五四精神的留存，又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早期文艺思想，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生动反映。

　　（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晚清至五四文学的世界意识研究”（2722021BX016）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潘梓年研究中心；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

潘梓年政论文的继承性与发展性

秦琼

　　潘梓年在党内较早接触新闻业务并长期主持新闻工作。按《潘梓年文集》编委会的统计，他一生中曾写过数百篇政论和其他署名文章，先后刊载在《时事类编》《群众》《新文摘旬刊》《新华日报》《人民日报》《文汇报》等报刊上。他的政论文继承了我国报刊政论文的传统——纵横议论，“笔锋常带感情”；同时又从思辨层面拓展了政论文的写作空间。我们可以从以下三方面走近潘梓年的政论文。

　　第一，关注的问题多，但始终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写作。自1927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以来，潘梓年笔耕不辍，把宣传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主张作为工作中心。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围绕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持久战思想，撰写了《投降主义及其各式各样的表现》《青年在抗战中的作用与任务》《两个精神动员》《论“今年打垮希特勒”》等文章，呼吁发动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警惕悲观主义以及速战论的影响，号召青年群体争取言论与行动的自由，承担起救国的历史重任。解放战争时期，在《彻底消灭法西斯》《白皮书教给了我们什么》等文章中，潘梓年认为要团结全世界彻底消灭法西斯主义，同时要放弃对英美等国的幻想，自力更生实现真正的民族独立。1949年后，潘梓年在《新华月报》《中国青年（上海）》《中国工人（北京）》等报刊上，围绕宣传“双百”方针、批判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唯心主义倾向，以及号召工人阶级积极学习等问题撰写了大量文章。从各个时期的政论可以看出，潘梓年的写作是有针对性的，他关注的问题非常广泛，但都事关党的中心工作能否顺利开展。

　　第二，根据读者的特点写作，短小精悍，明白晓畅，重在传播思想。潘梓年的政论以民众为传播目标，考虑到当时民众的文化水平，因此其文大多篇幅短小、语言通俗，以润物无声的方式传播党的主张与思想。比如，在《目前文化工作的具体内容：高度发扬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一文中，潘梓年敏锐指出“中国的东西一切都是要不得的，这种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的丧失，就是抗战前后‘恐日病’的恶症，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危机，尤其是抗战文化工作上下药时必须诊明对准的病症”。他假设了与农民对话的三个场景，通过类比法，向民众讲清楚了为什么要重视教育、三民主义的真谛以及坚持抗战的必要性。在《两个精神动员》中潘梓年说，战争使我们痛苦万分，但“目前的痛苦是为了免除子子孙孙变成法西斯强盗的奴隶的万劫不回的苦痛”，所以要“前仆后继，再接再厉，愈打愈坚决，愈打愈顽强”。通过平白朴实的语言，潘梓年生动形象地传达出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的主张、中华民族不畏牺牲的精神。

　　第三，思辨性强，逻辑性强，强调说理，又蕴含感情。潘梓年的政论体现出鲜明的思辨特点。他擅长透过问题看本质，以逻辑演绎分析现象，通过举例的方式论证；文字犀利深刻而又饱含感情。在《投降主义及其各式各样的表现》一文中，潘梓年认为言论导致的后果，才是我们判断投降主义的标准，因为“有些人的言论与主张，在他主观上，我们可以相信确是发于满腔的爱国热忱，但如果照他的主张做去，或照他的言论推演起来，必然要走到‘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路上去”。在潘梓年看来，此类言论具有相当的欺骗性和蛊惑性，是最险恶的，于是他界定了投降主义的各种表现形式，指导民众进行辨析和抵制。在《自力更生与争取外援》一文中，潘梓年充满感情地号召民众要看清自己的历史责任，因为“我们这次抗战，不只是对于我们的万世子孙负着斡天旋地免叫他们跌入十八层地狱的历史使命，而且同时还对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类负着障百川，挽狂澜，顶天立地，免叫人类遭受滔天战祸的和平任务”。通过他的笔锋，我们看到了一代中国人的艰苦卓绝与牺牲。

　　自1874年王韬创办《循环日报》以来，办报立言便成为中国诸多知识分子的选择。王韬在报纸上开创的新文体，承续了中国古代政论散文发抒己见的传统，又结合了报纸这一新兴事物的特点，以纵横议论、晓畅明白著称。经过晚清报刊的传播，这种新文体到了梁启超时终于发展壮大，“时务体”名动一时。又经章太炎、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的开拓，报刊政论遂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的一抹亮色。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充分利用报刊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政策主张，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等党的领导人多次撰写政论，从思想和舆论上为党的壮大创造了条件，也进一步从形式与内容上发展了报刊政论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潘梓年的政论是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和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思想，继承并发扬了我国报刊的政论传统，也为我们窥见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世界提供了窗口。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