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变局中的中俄关系之所以成为全球转型的重要基石，是由一系列主客观因素所决定的：仅就冷战终结30年以来国际发展的客观进程而言，中俄相互合作的趋向是由逐渐深化的东西方矛盾所造就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北约东扩，实际上是中俄接近的一个较早期的外部动因。1997—1998年的金融危机，使得中俄等转型中国家认识到美国推动下的国际金融自由化大潮所蕴含的巨大风险。科索沃战争中，美国对南斯拉夫的轰炸，不仅无视俄罗斯对传统盟友的关切，而且对中国驻南使馆造成的直接伤害，加速中俄两大国的趋近。

　　新世纪以来美国外交在“新保守主义”思潮驱动下，将“自由世界的扩张”视为第一要务。无论是伊拉克战争，还是“颜色革命”，使得中俄不仅以反对霸权扩张、而且也理所当然地以抵制西方不断制造新兴国家的所谓“政权更替”为共同立场。新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始以后，在西欧，欧美以乌克兰危机为契机对俄罗斯施压；而在东亚，则以台海两岸和南海事务为借口骚扰中国的和平发展。一个历史现象是，从2008年北京奥运、2014年索契冬奥，一直到2022年北京冬奥，凡在中俄举行的体育盛会，总是令人难以想象地遭到西方的制裁与干扰。但是，每一次恰恰又都以中俄两国元首冲破障碍的亲自会面，以及随之而来的关系进一步紧密为结局。

　　从2017年特朗普主政到拜登接任以来，美国一方面加大对中俄施压与围堵，同时又公开挑拨中俄关系；但是另一方面，美国无法再像当年那样掌控全局，又冒险企图两面出击，挑战中俄两大国。包括在当前不断升温的乌克兰危机中，美国对中俄离间不成，又试图逼迫俄罗斯就范，然后再集中力量打压中国。所有这一切都表明，美国野心过大而又战略失调，企图号令天下而又盟友不合，而中俄则有足够的定力来应对事态的发展。

　　中俄之所以能够从容应对当前危机发展，不仅在于外部局势推动下，两国已经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合作规模与水平，同时也因为中俄双方都对两国合作有着高度的自觉意识，中俄关系具有强劲的内生动力。

　　一方面，中俄合作顺应全球转型的天下大势。世纪之交以来，全球转型已经从原来美国单极主导逐渐地转向一个多极化、多元化、多样化的发展格局。尽管美国仍是当今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依然拥有当下最强大的世界经济、军事、金融、科技力量，以及动员盟友、拉帮结派的能力。但是，犹如英国国际关系学者巴里·布赞所言，全球转型中的世界正在进入一个“去中心”、“多中心”的阶段。在这样的格局之下，中俄合作不仅具有巨大潜能，而且具有高度的道义支撑与强劲的政治合法性基础。冷战终结后，在全球转型不断深入推进的背景之下，中俄在不同程度上既发扬传统、独立自主，又前所未见地更新革故、自我革命。不以一种制度取代另一种制度，不以一种文明代替另一种文明，相反，是以建立人类文明的新形态为己任。这使得中俄两大国获取了巨大的发展与进步的动能。而美国，包括欧美一部分激进或保守势力，坚持意识形态与战略利益的排他性，固步自封，不思进取。这使美国主导下的当下的多种结盟看似来势汹汹，但却经不起时间考验，终将暴露出狭隘、自利的真实本质。

　　另一方面，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需要通过长期艰巨的努力方能确保目标实现。坚定不移地推进中俄合作，把政治意志与扎扎实实的各个领域合作任务的执行与落实相结合，把中俄双边关系与全球转型的总体发展相联系——换言之，中俄两国所面临的是要建设超大体量、紧密比邻，而又处于迅速发展中、变革中状态的大国关系；同时，中俄两国又面临着全球形势瞬息万变、扑朔迷离的环境与前景，因此，不光是从中俄两国自身的利益关切，更要从中俄两国与全球互动的复杂结构关系中去把握未来的发展——只有这样，中俄两国才能够真正地为大国关系树立典范。

　　2022年冬奥在即，普京总统又将访华。人们期待着中俄两大国能在百年变局之中，为人类的合作与安全作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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