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场研讨

评议人：杨志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我简单地把8位发言人的精彩演讲总结一下。

　　第一位是洪银兴教授，他阐释了新发展理念下的经济发展之路，指出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径，提到了生态财富观，这些议题及内容都很值得关注。

　　第二位是刘世锦教授，他指出一个问题，即人口聚集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同时还指出人口密度高的地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人口的流动可能有助于经济增长。当然，我们从中也看到了一种现象，即人口密度高的地方可能经济增长率比较高，人口增长对未来公共政策方面的选择具有启示意义。

　　第三位是裴长洪教授，他结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谈到人类文明的多样性与中国式现代化文明新形态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他提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这一主题的大量重要论述与阐释，对于我们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理解人类文明新形态有很多帮助。

　　第四位是郑新业教授，他以摆脱贫困的中国方案为主题，论述中国式大推动这一宏大主题。他阐释了中国摆脱贫困在经济史、世界史上的地位，他提到了社会主义制度，特别是经济制度对于我们脱贫的根本性作用，包括社会主义能办大事、善事、好事，以及精准扶贫的政策组合，特别是他还对扶贫的一些具体措施作了解释。我想这些都是值得关注的。

　　第五位是周文教授，他基于政治经济学阐释框架解释中国奇迹。他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视角，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作出批判，特别是把中国奇迹的发生与新的中国经济学的构建联系起来，在这一方面我们也需要予以重视。

　　我本人主要从国家财富视角，对如何理解中国式现代化作了一些阐释。此处可以稍微弥补过去就财政谈财政的问题，即应把财政与中国式现代化更好地结合起来。我在此还谈到了一些变化，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实际上是基于特定的体制机制框架进行的。此外，我还阐述了一些独具中国特色的相关故事。

　　来自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埃里克·伯格洛夫先生讲述了全球价值链对于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杠杆作用，他特别提到了基础设施与全球价值链之间的关系，我觉得具有很多启发意义。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任何一个国家都希望在全球价值链中提升自己的位置，但全球价值链位置、地位的提升是有条件的。埃里克·伯格洛夫先生从基础设施方面做了一些解释，具有重要意义。此外，他还谈到与减碳有关的问题，很有特色。

　　法兰克福大学的波特伦·谢弗德对欧洲和中国信贷经济思想进行了比较，因时间关系他以自己著作的内容为主，这些内容从学术和东西文明互鉴的角度来说，具有特别意义。在提到关于信贷的问题时，他认为西方的做法与中国的做法有很大不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可能与各自的思维逻辑以及经济社会等其他多方面的原因相关联，如制度方面的原因等。但我觉得他指出了一些问题，想要了解更加丰富的内容，可以进一步阅读他的著作。我觉得这本身也非常有意义。

第二场研讨

评议人：杨典（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论坛的主题“大变局中的文明：中国与世界”大气磅礴。第一，它的视野大，看得高、看得深、看得远。第二，它的问题大，聚焦文明，与文化分析中的社区、城市、农村、街道这一层面不同。它是真正超越了国家的上升到人类文明的角度，上升到人类文明向何处去的高度。我认为这是非常宏大的问题。第三，它具有跨学科性。本场的发言人，无论是来自社会学、人类学还是经济学，都试图进行跨学科的对话。第四，它具有反思性。通过一个新的视角观看中国、中国文明、中国社会，然后在社会的文明版图中观察中国文明和世界文明的关系、变化，以及整个人类文明的走向，如何通过文明互鉴更好地实现人类的优化和改善。第五，它具有整体性。通过不同视野、不同学科、不同形式的反思，达到对事情本身的整体性理解。只有建立在此基础上，才能得到对文明、对整个社会，甚至对整个世界真正客观的认识，有利于文明之间的互相理解、互相借鉴，同时有利于整个人类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的改进。

　　景天魁老师的研究非常有意义。他回到中国历史中，梳理中国社会思想史的社会源流。他重新解读了社会学的历史和中国社会学的历史，听完之后很受启发，特别是他谈到的以道义为基础的秩序和以利益为基础的秩序的区别。我作了关于资本、权力与文化的演讲，谈到了金融与资本的无序扩张。西方确实基于个人本位、个人自由，基于市场和利益，这样的社会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利益。马克思认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但是，资本会裂解这个意义，就是追求利益，只有一种关系就是利益关系。以利己为主不足以成为“天下群”，所以，景老师以道义为基础，不是否认个人利益，而是以道义统摄利益。这一角度非常有见地。

　　黄平老师的研究，不仅有深度，而且有操作性。他从文化多样性与文明互鉴的角度，阐释了说事、说理、论道，具有系统性，同时还讲明了如何进行文明互鉴，如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把细节变成整体，具有启发性，也展现了他丰富的国际经验和学术积淀。

　　麻国庆老师的研究独具特色，他通过社会共同体，以海上丝绸之路为例谈了文明互鉴。他认为，原来的社会学共同体是很小的概念，而现实中的民族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大于社会，重新界定了共同体的意义。他通过海上丝绸之路的例子展现了很多跨区域的社会，其中很多细节很有启发。他的研究对我们如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很好的示例。他在一个个具体的实例中，展现了历史根基和新的内容、新的形式，进而展现了“社会中国”“文化中国”和“历史中国”在“现代中国”的再造和创新。

　　渠敬东老师的研究提到了现代世界人是以“power”和“rights”为基础的，但都是基于个人本位和个人利益。他认为，需要一个更“高”的东西，无论是涂尔干的宇宙观还是中国的很多概念，如“风雅颂”。其实，中国很多的概念本身就是社会学的问题，本身就体现了中国的社会结构、社会制度以及社会风尚。比如说，除了“风”之外还有“气”“局”“势”，这些概念很难阐释清楚。比如说“势”，究竟“势”是什么，是结构，制度，还是文化？这些用西方的概念很难理解。总之，他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需要以一个高于个人的东西才能维持社会的存在，需要神圣的东西，而不是基于个人的利益，因为基于个人利益的整个社会肯定无法存在，会造成无数的矛盾、冲突，甚至是毁灭。

　　王宁老师的研究，角度非常独特。他从文明评价的角度谈消费行为，这本身就是非常好的创新，因为一般来说，很少有学者从这样一个独特的角度来谈消费行为。他分析了自闭型文明、自疑型文明、自信型文明与消费的关系，很有学术创新和现实意义。

　　周晓虹老师的研究，非常契合中国现在如何构建自主的知识体系，以及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的主题，内容丰富。他主要谈了转型时代文化自觉如何催生中国社会科学体系的构建。转型时代是经验基础，但是它不会自动转化为一个知识体系构建的基础，而是要通过老一代和青年一代的社会学家们共同努力，他们丰富的经历客观地反映了中国经验。同时，再加上文化自觉，这样的过程才能催生中国特色社会学，或者树立中国社会科学体系的主体性。周老师的论证链条清晰，内容丰富，展现了中国社会学学科的历史以及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历史和中国社会学构建的历史。

　　艾伦·麦克法兰教授的视野宏大。因为研究现代化及其来自何方，他的书很有影响。其中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古代社会有很多文明，无论是亨廷顿的九个文明还是四个文明，古代文明始终是多样的。但是在现代文明之前，在东亚尤其是中国崛起之前，都把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然而，在西方文明中，欧洲与美国也是不一样的。西方文明起源于英国文明，那么就可以引出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即现代文明与英国文明之间的关系。构建另一种文明是否可能？比如说，中国式现代文明，还是说必须具有英国文明的那些部分，才能真正生长出现代文明？这个问题我觉得非常必要探讨，也希望能够借此机会请教麦克法兰教授。他提到的宏大视野、学术和社会包容力，令人印象深刻。举个例子，将整个世界文明视为乐队，其中包含不同的文明，如英国文明是钢琴、中国文明是小提琴、欧洲文明是大提琴，多元化的世界才能更动听。这些观点给我很大的启发和收获。

　　雅克·戈迈耶教授谈到不确定性。在确定性时代，大家追求真理。在不确定性时代，这一过程则引起混乱，不仅是政治体系、经济体系的混乱，甚至会引起知识体系的混乱，包括什么是真理，以及真理构建性的混乱。不确定性固然会带来很多紧张和张力，但是也为整个人类社会的知识创新提供了机遇。当然，对某些国家或文明的某种固定知识体系来说会带来痛苦，因为基于主导地位或者基于确定的时期很久了，突然产生了全新的情况。无论是政治秩序的不确定性，还是技术经济秩序的不确定性，都会催生新的知识体系，这也有助于中国特色哲学社会学体系创新。不同国家的社会学也是不同的，法国的社会学同英国、美国的社会学不一样，我们的社会学也有自己的个性。只有通过这样的包容、互鉴、不断创新，才能够构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更具包容性和更具解释力的人类现代哲学社会科学体系。

第三场研讨

评议人：郑新业（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院长、教授）

　　我觉得这个论坛主题特别好。从论坛的主题来说，大家讲的内容非常深刻，把自己最擅长的部分讲出来了，让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渊源和组织渊源等，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黄阳华教授讲的生产力的新形态，我高度认同。从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影响、生产关系的调整以及企业的组织运作形式、政府的干预形式，都可以看出理论工作者关注现实问题的重要性。他讲的内容很有前瞻性。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两位拉美学者聚焦文明互鉴，对于中国经验总结的贡献。罗萨里奥·圣·加德亚·杜阿尔特教授和恩里克·杜塞尔·彼得斯教授对中国的了解，源于对中国和拉美国家之间发展的对比，进而壮大本国经济的思考。我觉得，拉美学者是真诚的，一方面，总结中国经验，发展自己；另一方面，通过寻求中国经验发展本国经济的思维，这是典型的本土学者情怀。

　　接下来我想提议，在下一届论坛，可邀请100位年轻的国际学者，让他们更好地了解中国。罗萨里奥·圣·加德亚·杜阿尔特教授就是通过了解中国而对中国产生敬意。我们可以让他们更全面了解、体会中国是怎么打赢脱贫攻坚的，怎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评议人：王宁（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

　　社会学发言的四位，给我的感觉就是后生可畏。他们的视野大不相同，我们77级、78级的思维习惯有点那个年代的风格，但是他们是2000年代的风格。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巨大的变化？我觉得是对于现代化的认识到了一个进阶。我们从认识论、方法论的角度重新发问：现代化等于西方化吗？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现代化的潜台词基本上就是西方化。但是现在来看，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也不等于西方主义。这一认知的背后一定有原理在支撑。这个认知是什么呢？就是后西方、后现代国家，或者非西方国家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面临着两个现实：第一，西方已经现代化了；第二，非西方国家还保留有自己的传统。传统与实现现代化或者西方化是一致的还是冲突的？20世纪80年代时，这被视为是冲突的。但现在的学者不这么看了，尽管我们的传统文明还保留着，但是它与现代化未必是冲突的。

　　其实，我们经历了一个认识的改变过程。20世纪80年代，我们认为传统的文化与现代化是冲突的，这跟我们当时的认识不够深入有关。为什么呢？因为西方走向现代化，在19世纪发动工业化、工业革命之前的200年，从16世纪开始，他们已经对它的传统文化进行了改造，叫作去传统化和再传统化。也就是说在工业革命之前，他们已经完成了对传统文明的改造，使它与现代化兼容，与现代化一致，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功能。启蒙运动在顶层设计了与现代化兼容的认知环境和制度环境，这个制度环境就是多元格局、多元主义、动态纠错。然后，宗教也就能够被改造、兼容进这样一个框架当中。

　　但是中国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并没有经历这样一个去传统化或者再传统化的过程。五四运动提出了“打倒孔家店”，但是马上进行了革命，也就没有时间对传统文化进行与现代化兼容的改造。这就意味着传统文化是去除不掉的、替代不掉的，它是摆在那里的一个客观的、约束现代化的框架，一个制约性的前提条件。因此，我们要改变态度。既然传统文明、传统文化不可被去除、不可被替代，我们可不可以把它再利用呢？在某种条件下，传统文明是可以再利用的。于是，我们形成了一种非西方化的现代化发展模式，非西方的现代化模式就是一元格局。为什么呢？因为多元主义必须对每个人的冲动有一个机制，这就是文明化的过程。但是我们在这方面经历得不够，所以就需要对资本的野蛮进行约束，否则如果“给个梯子就上天”，那就不得了了，所以就需要一元格局控制它。这个一元格局在某种程度下帮助非西方国家实现现代化，这不仅不矛盾，还可能有利，这就是刚才讲的党建引领问题。这样就把传统的东西和现代的东西结合起来了。

　　杨典讲过，中国式现代化其实是对西方现代化文明困局的回应。这个困局体现在几个方面，比如说针对自私，“华尔街运动”就是他们对华尔街资本贪婪的反应，但是美国政府层面对于资本贪婪的控制不够。所以在中国的语境下，杨典认为，后西方或者非西方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可能还是要借助社会主义的模式，借助集体的力量。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样我们才能够对“给个梯子就上天”的势力膨胀有所约束，促进社会和谐。所以，中国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面临着两种资源：一个是传统的文化，一个是西方现代化的模式。我们可以对现代化的模式加以模仿，但是要有批判地借鉴它；而传统的文化也不能完全地抛弃掉、去除掉、替代掉，而是加以改造、再利用。这里，我讲一下文明认同的两个维度，一是框架性认同，二是元素性认同。我们把传统的与现代化可以兼容的资源当作框架性认同；进行文明互鉴，把西方有益的元素统统吸引过来，这就能够实现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模式。

　　这样的模式，劳伦斯·罗兰-伯格就对后西方现代化进行了总结。我们不能照抄照搬西方的现代化，要有自己的理论特色，要结合自己的情境。这样就不再是西方主义了，而是在不同文明的互动中形成了一种底线思维的共识。比如说要和平、不要战争，这些可以变成多元、共生，在此过程中形成新的普遍主义。所以，我们与西方对话，他们可能会说，不符合西方标准的就是非现代的，那这样的前提就是要把传统文明去除掉。但是传统文明去除得掉吗？去除不掉。日本追求资本主义，就是因为传统文明去除不掉，所以就把它们结合在了一起。中国现在也是把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中国自己的现代化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