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场研讨

评议人：谭桂林（湖南大学文学院教授）

　　文学类的四位发言人都是我非常敬仰的学者，我汇报一下自己的一些体会。

　　按顺序，首先是张政文校长的发言，我的总体感觉是，张校长发言可以说是字字珠玑，有很多思想上的亮点，在历史深度和理论高度上提出一系列很重要的理论命题。我最感兴趣的有三个方面。

　　第一，文明的物质性。我们谈文明总会说精神文明、物质文明，但是把物质限制一点，从混沌错杂的文明概念体系中凸显出来，对于我们把握不同文明之间的沟通是有帮助的。他确立了一个基本原则，那种精神性的东西，有的时候由于历史、道德各方面的问题，可能会存在沟通障碍；但是物质的东西，不管是西方的还是东方的，是汽车还是飞机，它的共性是存在的，这是客观的，而且提醒我们，物质本身的共性其实也为文明对话和交流提供了一种客观的存在。

　　第二，文明是对自由的确证。这个观念尤其是指出了近现代历史上每一次伟大的变革都是自由精神的确证，我觉得这是一种思想的高度，也是对历史评价的一种新理解。

　　第三，中国的奋斗就是人类的奋斗。对于这个命题，我想说，张江教授提出的理论研究非常重要，认为要注意我们的特殊性，同时更要注意到一种普遍性的问题。我们过去一直讲中国的特殊国情，在特殊国情道路方面的探索，取得了令人叹为观止的成就。这种成就在这种特殊国情基础上怎样代表人类未来的发展方向，这恰恰是该命题提供的一种理论思考通道。所以，我觉得，这三个命题，可能在不远的将来成为学术界共同思考的热点话题。

　　方维规教授是思想概念史方面的专家，在关于思想概念史的渊源梳理上有很深的功底。他这次发言也是对文明这个概念的界定及理论溯源。我们经常讲文明，但是文明这个概念在近代以来，就是在中西文化冲突和碰撞中形成的新的内涵和外延，他对这种内涵和外延作了详细的梳理。我觉得，这种梳理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文明作为从近代以来发展起来的概念，包含着价值观的确定，就是我们这个社会现代性的一种表现形式，也可以说是一种现代性发展的成就。二是这里面也隐含着，文明本身是一种高度，既是一种理论的高度，也是一种历史的高度，是我们评价历史的一种尺度。所以，这种观点不仅是对历史的思考，而且对我们现实的认知都是很有启示意义的。

　　陈众议老师的发言很有意思，把科技和人文作了比较，而且提出了一个观念，使我觉得这是文学史上的经典：大渡河会发现大渡河，但是《红楼梦》如果错过了就永远错过了。这恰恰是文学史这种直观、具体，但是又很有理论洞察力的思考。所以，他从两个方面，一是从文学和科技的对比中来看文学史，文学创作的内容由宽到窄、由大到小是一种“常”，是可预料的；文学经典的出现往往是不可重复的，是变化着的，是不可预料的。所以，文学史本身就是一个许多偶然性的堆积，我觉得这是很有启示性的文学史观，有很多的“常”，但是还有更多的变数。我们如果去发掘“常”的东西比较好理解，但是这种变数的东西让我们思考它的“变”，并去珍惜这样一个“变”。

　　陈众议老师在今天发言中还提到了大数据，提到了理论用之于文学研究中的翻烧饼现象。这个现象确确实实是现代文学包括当代文学评论中一个很常见、被大家都意识到的问题，但是现在又很难找到一种方式来扭转这样一个趋势。这一观点使我又想到张江教授讲到的，理论的产生不仅是对一个概念的推演，而且要读人心、读生活。我们要真正地读文本、真正理解人心，理解日常的生活。所以，我觉得，陈老师的这样一种从变和常的辩证关系看文学史和文学研究的看法，是非常有理论启示意义的。

　　最后，沃尔夫冈·顾彬老师非常直爽，提出的重要观点很有启示意义。他说“西方不了解中国”这是我们传统的看法，他觉得这个看法是不对的。对他这个观点我表示部分赞同。这个确实也分两个层面，一个层面在西方的国度里面，平民草根确确实实不了解（中国），但是对精英阶层知识分子来讲，他们其实对中国的问题，至少有一种理解的冲动。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这种理解的冲动为中西文明对话提供了精神和心理的基础。

　　同时，顾彬先生提到他自己思想的变化，比如道教、孔子儒学变化的由来。这些变化不仅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而且他本身就有他所说的超越我们的物质观念的判断，说白了也就是有一种中西文化之间共同的价值观念，更直接的还是背后有一种国家文化实力的重要推动。

　　另外，顾彬先生也说，任何东西都是国际的，既不是西方的也不是中国的，应以这样的观点进入学术的求是精神和唯实原则。这种求是精神和唯实原则是中西文化和国际公认的，但是学术内容的阐释和解释具有明显的文化独立性，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今天强调中国阐述的这样一种本土性和主体性的一个原因。

　　所以我觉得，顾彬先生提出要交流，并强调对话的重要性，这也是自主的思考。

评议人：李禹阶（重庆师范大学原副校长、党委副书记、教授）

　　刚才听了各位老师的发言，确实受益匪浅。

　　今天我们是文学和历史组在一起讨论，共同探讨一个文明主题。虽然我们研究的对象不同，但是我们所运用的方法是共通的，这就是探索、求真和阐释。从这个角度来说，（我）非常赞成谭老师的评价。从历史学几位老师的发言来看，有几个鲜明的特点。

　　第一点，从史前文明追溯中国文明起源的特质，这是当前史学界在文明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和特点。其中韩建业老师和王晖老师的发言都是对文明起源的研究。谈到现代文明的转换，我们应该对文明的起源有一个比较仔细的了解。从历史哲学的规律来说，了解起源更有助于对事物的本质认识。因此，我们要真正了解中国文明的特质，就需要探讨文明的起源。韩建业老师和王晖老师正是从文明起源的神话、传说、文献以及考古材料几个方面进行辩证分析。他们在历史学的信古和疑古之间找到一种创新性方法，这在当下非常重要。

　　第二点，关于文明发展。过去，我们从传世文献主要是二十四史中探索。从考古材料方面，我们证明中国文明不间断、连续几千年的文明形态，这个方面其实我们从本质上的探讨比较少。今天，刘庆柱先生说“有容乃大”，这其实是中国文明非常重要的特点。刘庆柱先生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运用大量的考古材料进行阐释，可以说，他这个命题抓住了中国文明研究非常重要的特征。同时，对中华文明延续至今的内在逻辑性，刘先生从考古材料出发作出了非常准确的阐释。

　　第三点，在中华文明几千年的历史中，我们不断出现文明的冲突以及文明的融合，尤其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冲突、融合特别明显，我们怎么样看待这种冲突和融合？郭静云老师以文化为例，专门谈到文明起源，认为协作是文明发展的前提，中国文明的特质与埃及文明和两河流域文明不同。她主要从水利的共同利用进行文明生存和发展的阐释，应该说，这是一种新的思路，对我们研究中国文明起源有重要启迪。

　　从以上几位老师所说，我觉得我们不仅是在现象上，而且应在本质上、方法上，即在探寻、求真和阐释这个道路上，进行一种比较健康的正常研讨。

　　我觉得，有些问题还存在（深入）研究的空间。第一点，关于中国文明发展内在逻辑和内在动力问题，这是我们在过去文明起源探讨中比较缺乏的，不管是历史学、文学、哲学，在很多问题上还缺乏学科之间的互动。这有可以进一步探索的空间。第二点就是中国古代文明和现代文明的转换。当前，中国文明为什么会在世界文明大格局中能够更好的发展，这个问题我们也没有真正解决好。我觉得，这些都是有可以继续探讨的广阔空间的。

第二场研讨

评议人：张政文（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校长、教授）

　　赵汀阳先生、谭桂林先生和丁帆先生的发言时间都不长，但是三个人的主题都具有强烈的思想冲击力，对我触动很大。

　　先谈对赵汀阳先生发言的体会。我感觉这不仅是一次哲学与文史的对话，从某种意义上说，而且是哲学对文史的一种指引、启蒙和拷问。赵汀阳先生以一种康德和海德格尔式的贯穿性，提出标识性概念“存在论事件”，并把它定义为：如果一个事件可被认定为存在论事件，就意味着这个事件蕴含着某种新问题的起点，也就构成了人类生活和思想的一个新本源，相当于为人类生存方式建立了一个创建点。

　　这个标识性概念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存在论的意义。他把这种存在论事件理解为一种特定的某个时刻、某个空间非常特殊的一种存在方式，或者存在点；第二层是有现代哲学的深刻意蕴在里面，就是这个事件本身既有遮蔽的内容，又有敞开的东西；既能够被我们看见，又能够让我们去期待对未来的判断。这里面有现代的含义，有非常深的当下的含义。所以，“存在论事件”是一个强大的有原创性、有时空融合、逻辑与历史贯穿的思想性概念。

　　丁帆先生谈的是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是一种创作理论，也是一种创作方法，我们当时学文学就是这么理解的。丁帆先生对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具有历史性、思想性和重大文化影响的文学概念，做了历史的还原和理论的解析，我觉得是很仔细的，很像考古学的做法，完全是实实在在的。今天，丁帆先生的发言既是一种思想的反思，又是一种文化的扬弃，还对历史作出了比较客观的观照，对我们今后思考、探讨中国当代甚至是当下，或者借用赵汀阳先生的一句话“未来创作、欣赏、批评，整个的文学发展”，都具有某种示范性作用，有很大的现实价值，也是一种历史的借鉴。历史不可忘记，列宁说忘记历史就是背叛。我觉得，丁帆先生的发言内容很丰富，听了以后大开眼界。

　　谭桂林先生的发言，从三个方面对现代佛教文化、对现代文化思想中东西之辨的独特贡献，作出了一种判断，这个判断我觉得是总体性的，对思想界和学术界，对我们如何真的从当下的特定现场，在一个强大的历史背景两方面的观照之下，重新理解东西之辨这个问题，具有相当深厚和冲击力的思想价值。同时，他谈到的三个方面，具有巨大的敞开性，但是似乎又隐隐约约地在遮蔽着什么。我感受到这是既敞开又有一种遮蔽的自觉，是一种自觉的主动选择，这是非常有思想性的，而且敞开了一种学术性，我听得津津有味。

评议人：江林昌（山东大学中外古典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李禹阶是历史学家，霍巍是考古学家，还有斯文德·埃里克·拉森和约翰·斯道雷是社会学家。这四位学者为我们这次论坛奉献了原创性、高质量论文，说明我们这次办会很有成效，这是总的感觉。

　　李禹阶教授从原始宗教角度入手，抓住祖先崇拜这个关键问题，首先探讨了我们中华文明起源的独特性，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个讲清楚”里面的文化基因问题。世俗性、血缘性、相融性，体现在血缘崇拜当中，恰好表达了中华文明独特的民族性，或者说叫作文明的形态。从中华文明的起源，文明的特色、形态等角度开展深度研究，为今天的文明形态分析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我觉得，李禹阶教授对这个问题作了很好的阐述。关于春秋战国以后一直到明清中国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总结，抓住了中国文化的核心主题。总体来讲，李禹阶教授的文章是原创性的、高质量的。

　　基于此，我进一步谈谈个人体会，供李禹阶教授参考。

　　第一，祖先崇拜为什么能够成为我们中国的文明特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我觉得，从这个大背景格局当中去把握它，前提更加清晰。百年来考古已经证明，我们中国的农耕文明史有一万多年，形成了黄河流域的旱地粟子农业区和长江流域水田稻子农业区。一万多年来的农耕文明，是产生我们中国祖先崇拜的背景问题。这个问题供李禹阶教授进一步完善文章时参考。

　　第二，从春秋战国到明清时期的“三个认同”，是如何形成的？我觉得，这也需要从整个中华文明结构背景中去把握，离不开百年考古研究的支撑。习近平总书记为什么那么重视百年考古，百年考古给我们中国的文史研究的确带来了新的革命，或者说给我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从司马迁以来都不曾有的开放性的条件。百年考古告诉我们，中华文明的起源点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华文明发展的格局是“多元并行”。到了夏商周三代，周边的文化向中原汇聚及形成“多元一体”的格局，进而演进为秦汉以后形成“多元一统”的格局。从“多元并行”到“多元一体”，再到“多元一统”，是我们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根本背景，这是我个人的想法，供参考。

　　我对霍巍教授发言的体会，也是百年考古学给我们提供的新视野。我们讲“一带一路”，至少今天之前，它主要是什么呢？霍巍教授自己的考古实践，给我们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考更广阔时间和空间的突破口。他说，高原丝绸之路，或者以青藏为核心的，从汉代延伸到史前，在空间上提出草原丝绸之路、沙漠丝绸之路、高原丝绸之路等，这个问题的提出，对我们进一步认识中华文化的多元性以及多民族的融合，提供了有益的思考。我觉得，这篇文章提供了很多重要的原创性材料和思维，而且我们中原地区的丝绸、江南的茶叶，还有金银器等，均从青藏高原体现出来，这说明青藏高原与汉民族文化的融合交流很早就开始了。我觉得，这个结论对今天来讲中华民族的统一、增强中华文明多民族统一体的认识，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四川大学著名考古学家童恩正先生曾提出“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问题。霍巍教授进一步讲了这个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的重大意义，高原文化跟青藏文化交流恰好是通过半月形文化带形成的。听霍巍教授的报告，既对霍教授产生无限敬重，也对童恩正老先生怀着无限敬仰之情。童恩正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论点，今天被他的后辈学人霍教授用新的材料证实了，谨对四川大学的两位教授表示感谢。

　　另外，对两位外国学者的发言，很惭愧，宏论已经远远超出我本人的知识结构了，没办法作出评论。

第三场研讨

评议人：方维规（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迪米特里·邦达连科的陈述，表意已经很清楚了，他讲了关于非洲的坦桑尼亚、赞比亚和乌干达的两类话题，其中一类是像赞比亚在欧洲建构时候起到很大作用，殖民者来之前已经存在了，而且殖民者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本地语言的发展；另外一类是殖民以后英语起到很大的作用，这种现象在世界上有很多，在非洲其他一些地方也有。

　　孟钟捷讲的概念“鞍型期”非常有意思。“鞍型期”是讲一个过渡期呈马鞍型，或者一个山头到另外一个山头，科泽勒克那里是启蒙运动晚期到法国大革命前后，是一个过渡期，还有人说这是界线期，这是非常重要的。孟钟捷还谈到主动创制影响社会变迁的新概念，把它用在我们这个时代，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但在讲概念史时，回过头来看，我们这个时代的概念，在20年、30年后要有一定的距离，我们这个时代不是由我们创制的，而是由社会创造的。我们做历史的要有一定的距离感。上下五千年，中国有过很多巨大的变化，其中两次最大的变化，一是春秋战国，二是我们这个新时代。回过头来看，研究历史，我们确实要有一定的距离感，让后人过10年、20年也可以理解当下。

　　李章斌关于“中国现代诗律学”的发言也很好，碰巧我最近也关心《诗之研究》这方面的东西。《诗之研究》应该是潘莱的，是1920年的，我们1923年译成中文。早期我们接受的这些东西，很多都是通过西方来的。对我来说，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是，要把原文弄懂。但我觉得很多东西都存在一个翻译问题。怎样理解？外国人说的，我觉得说的很清楚，但是被我们翻译过来可能就出问题了。歌德的《诗与真》是“诗与真”吗？这是我提出的问题，不一定每个人都接受。我说要有这个意识，你尽管有你的“诗与真”，但在我来说就是文学与真实。诗在18世纪就是我们今天理解的文学，所以我最近一直提倡另外一种读法，我跟学生说读不懂就跳过去，还有另一种读法。把它改成文学看得懂吗？我的学生有一些体会，能看懂，就是讲这些东西。

　　刘阳的发言有很多哲思、哲理的东西，我学到很多东西，但没时间多说了。

评议人：韩建业（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

　　朱凤瀚老师通过大量坚实的考古学证据、新的发现，把大约距今四千年至三千年那个时段中西文化交流的欧亚草原通道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实际上，这个欧亚草原通道就是丝绸之路的前身，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研究。尤其是朱老师关于北方青铜器的细致分析，关于砷铜中砷含量等细节的考量，也都充满新意，令人信服。

　　江林昌老师认为目前古典学研究进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大发展时期。他提出的天人合一、家国一体的民族内涵特征也很重要。但是，春秋战国是不是一定就是“古典学鼎盛期”，我觉得以后还可以讨论。通过对传世和出土文献的新的研究，西周时期是不是有可能会成为一个更为重要的时期呢？

　　姜萌老师的讲演逻辑非常清楚，使我们知道1923年在“古史辨”之外还有个“古音辨”。我对“古音辨”缺乏了解，但知道“古史辨”是打着“科学”旗号开展的。反思早已开始，以后恐怕还得进一步反思：人文研究是不是都需要科学化？是不是只能从“科学”的角度阐释？什么样的证据才算得上证据？既然按照“层累”科学理论构建的“东周以上无史说”被考古发现证明完全是错的，那么我们又当如何看待建立在这样一个理论基础上的其他研究的价值？

　　最后是充满激情的朱利安·库尼先生，从古代文明讲到现代中国，认为现代中国在维护世界和平、消除极端贫困、恢复生态文明等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有意思的是他的讲演中还有“非洲特色社会主义”的提法。世界各国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无疑是当下的重要话题。希望这位先生以后继续推进这方面的研究。